开通会员 张志和现存著作很少,据学者考证,仅有《玄真子》三卷,诗词九首,诗词均见
载《全唐诗》卷三百零八。①使他获得崇高文学史地位的则是五首《渔歌子》词,
尤其是首阕,已成文学史和词史上的名篇。
还是让我们先来细读张志和的五首词作吧。词曰: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
须归。
钓台渔父褐为裘,两两三三蚱蜢舟。能纵棹,惯乘流,长江白浪不
曾忧。
霅溪湾里钓鱼翁,蚱蜢为家西复东。江上雪,浦边风,反著荷衣不
叹穷。
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莼羹亦共飡。枫叶落,荻花干,醉泊渔舟不
觉寒。
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歌还。钓车子,掘头船,乐在风波不
用仙。②
首阕首句中的“山前”,本作“山边”,今依吴本《尊前集》、《唐宋诸贤绝妙词选》、 《唐诗纪事》、《诗话总龟》、《诗人玉屑》,改作“山前”。
《渔歌子》,唐教坊曲,《金奁集》入黄钟宫。其调式为单片“七七三三七”,二 十七字,四平韵。现存最早作品即为唐张志和所撰《渔歌子》五首。这组《渔歌 子》在流传和接受的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甚至成为封建文人的心灵 慰藉和精神家园。但是,这组词中的地名,特别是“西塞山”、“长江”、“青草湖”、 “巴陵”等所指究竟为何处,长期以来一直有分歧,迄今未有定论。笔者在查阅大 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仔细辨析,多方求证,终于弄清楚词中地名的确切所指。
先来看第一首。此阕中的“西塞山”,并非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中所言大 冶(今湖北黄石)“西塞山”,而是皮日休《西塞山泊渔家》诗中所言之“西塞山”,即 地处今浙江湖州西郊弁南乡樊漾湖村境内的西塞山。南宋山水画家李结曾卜居 于此,作《西塞渔社图卷》,并请好友范成大、周必大等人题跋,范跋云李结“经营 苕、霅间”,“不胜健羡”,冀“候桃花水生,扁舟西塞,烦主人买鱼沽酒,倚棹讴之, 调赋沿溪,词使渔童樵青辈,歌而和之。清飚一席,兴尽而返。松陵具区,水碧浮 天,蓬窗雨鸣,醉眠正佳”。其人其事其情,俨然张志和再世。按:唐肃宗尝赐张 志和奴婢各一,志和配为夫妻,名夫曰“渔僮”,妻曰“樵青”,事见颜真卿《颜鲁公 集》卷九《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一文。而倪思《经鉏堂杂志》卷一“张志和” 条则径云:“吴兴人指南门二十余里下菰、菁山之间一带远山为西塞山也,山水明 秀,真是绝境。”此外,明栗祁《万历湖州府志》卷四记载:“尚书严震直墓在西塞 山。”按:严震直为明初乌程即今湖州人,官至工部尚书,号西塞山翁。因此,当地 村民又称西塞山为尚书坟山。陈子龙《吴兴》诗云:“更闻西塞下,渔唱落轻舟。” 清官修《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二十二云:“西塞山,在乌程县西南二十五里,有桃花 坞,下有凡常湖。唐张志和游钓于此,作《渔父词》曰:(略)。”陆心源、周学浚等纂 《湖州府志》卷十九亦云:“西塞山,在城西二十五里。唐张志和词:‘西塞山前白 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下有桃花坞、凡常湖,张志和游钓于此。”此类记载,尚有 不少。
历代文献记载足以证明,浙江湖州也有一西塞山,唐张志和《渔歌子》词所言 西塞在湖州。然直至俞陛云先生撰《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仍以为“词言‘西塞’、 ‘巴陵’、‘松江’、‘霅溪’、‘钓台’,地兼楚越,非一舟能达,则此词亦托想之语,初 非躬历”,将张志和笔下的“西塞”、“巴陵”,视为“楚地”。其实,宋人王楙《野客丛 书》卷二十九即已辨明:“有两西塞,一在霅川,一在武昌。案《唐书·张志和传》, 谓颜真卿为湖州刺史,志和来谒,真卿以舟蔽漏请更之。志和曰:‘愿浮家泛宅, 往来苕、霅间。’又志和词中有‘霅溪湾里钓鱼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 在霅川。而在武昌乃曹武成王用师之城。洪内翰作《西塞渔社图》,亦尝辨此。 而《漫录》乃谓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见亦误矣。”可惜未能引起后世学者足够的 重视。
按:樊漾湖,位于西塞山北侧,面积今约百亩,西塞山水流入该湖,经七里玄 通江北走,汇入西苕溪。不过,当地村民则呼其为“青草湖”。访诸耆老,言樊漾 湖本名青草湖,因雨季经常山洪泛滥,水势湍急,霅然有声,故又被当地人形象地 称为“泛霅湖”。汉代名将樊哙驻军西塞山时,适逢洪水暴发,便率领军民抗洪抢 险,制服水患。当地居民为纪念樊哙,遂谐“泛霅湖”之音,称为“樊常湖”,意谓樊 将军永在。又将湖边的便民庵改为樊哙庙,供奉樊哙神像,香火不断。后来,“樊 常湖”又被谐音为“凡常湖”、“樊漾湖”、“凡洋湖”。自张志和《渔歌子》词出,樊漾 湖与西塞山便紧密相连,成为湖州重要的文化景观和旅游资源,成为历代高人胜 士的留连之地。
在了解西塞山、樊漾湖地理位置的基础上,再来看第一首词的一、二两句,词 人垂钓的地点已大致可定。白鹭生息之地,必有大片水域以供觅食,有茂密树林 以供栖息,可知词人当背山面湖垂钓,山乃西塞山,湖则樊漾湖。湖水之流动极 为缓慢,钓者既观“桃花流水”,则所在多半临江;钓者又见“鳜鱼肥”,则所在多半 临湖,盖江、湖交汇处,水中氧气充足,营养丰富,为游鱼溯洄产卵、生息之所,当 然也是渔人、钓者盘桓之地。“桃花流水”、“鳜鱼肥”这两个条件兼而有之,则所 处多半是江、湖即玄通江与樊漾湖的接合部,亦即第三阕所言“霅溪湾”。
接着看第二首。此阕中的“钓台”,并非富春江上的严子陵钓台,而是湖州城 西二十里许西苕溪上被称作“石堂子”的大礁石。此石与西塞山相望,仅三里之 遥。据了解,石上原有钓台遗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州航运管理部门为了疏 通西苕溪航道,多次轰炸此石,没能成功,只得在石上安装航标灯塔。与“钓台” 相应,“长江白浪不曾忧”之“长江”便是指西苕溪。洪水泛滥时节,西苕溪急流直 下,白浪翻滚,威势与凶险不减长江。按:中原惯呼水为“河”,江南则惯称水为 “江”。这里的“长江”,固然是用泛称为特称,指代西苕溪;但也不排除是作者自 矜胸襟阔大,借长江以自豪,用的是双关的修辞手法。
钓台既距西塞山不远,桃树又是南方极寻常之果木,而鳜鱼亦太湖流域习见 之物种,故西苕溪钓台也能像第三首中的霅溪湾一样,可以同时满足“西塞山前 白鹭飞”与“桃花流水鳜鱼肥”两个条件。如此说来,第一首词竟有些像概述,是 这五首词的总领、统辖,所言垂钓地点可以兼指西苕溪钓台和霅溪湾。不过,笔 者以为,在西苕溪钓台垂钓的隐喻、象征意味,要远大于它的实际意思。因为当 流而钓,其安全、便捷、舒坦和成效都不及岸边,但那份孤迥绝尘、临清瞰远、擅奇 含秀的心灵体验,却是居岸垂钓难以拥有的。或许,这就是词人先钓台而后霅湾 的缘故吧。两相权衡,将首阕所言钓捕地点定在霅溪湾,似更合乎情理。
那么,第三首中的“霅溪湾”,又在何处呢?先说“霅溪”。霅溪,亦称霅川,指 苕溪自湖州至太湖段。按:苕溪有二,出天目山之南者为东苕溪,流经临安、余 杭、德清诸县;出天目山之北者为西苕溪,流经孝丰、安吉、长兴等县。两溪在湖 州城西杭长桥合流后,亦因水流湍急,霅然有声,遂称霅溪。霅溪北流三十里,歧 分为众多港汊,分别经由环城河、小梅、新塘、长兜、大钱诸道口注入太湖。
前文已言,西塞山下的青草湖或曰樊漾湖,有一条约七里长的水流与西苕溪 相连,名曰玄通江,玄通江与青草湖的交接处,就是霅溪湾。如首阕所描绘,霅溪 湾确是垂钓的好去处,后人干脆叫做钓鱼湾。 宋末元初湖州人韦居安《梅诗 话》卷下有云:“乡人钱牧叔谦别墅在西门外,地名张钓鱼湾,即唐人元真子张志 和钓游处。水亭三间,扁曰‘鱼湾风月’,诸公多有赋咏。”可见,垂钓霅溪湾的优 游、闲逸甚至风雅,是西苕溪钓台所不及的。再往后,连“张”字也省去。《万历湖 州府志》卷四云:“钓鱼湾,(乌程)县治北三里,张志和钓鱼处。”董斯张《崇祯吴兴 备志》卷十五云:“钓鱼湾,在乌程县西三里,古称张志和钓鱼处。”
紧接着的“江上雪”,所言又为何处何物?答:这里的“江”即苕溪,“雪”指芦 花,当地俗呼为“苕”。唐人杨倞注《荀子·劝学》即云:“苕,苇之秀也。”宋人潜说 友《咸淳临安志》卷三十六“苕溪”条引《耆老传》云:“夹岸多苕花,每秋风飘散,水 上如飞雪然,因名。”
还有“浦边风”之“浦”。《说文解字》:“浦,濒也。”《玉篇》:“水源枝注江海边 曰浦。”晋周处《风土记》:“大水有小口别通曰浦。”故此“浦”不是泛指,而是定向 指“霅溪湾”。另外,还可以从词意获得佐证。此阕首句言垂钓,乃静处溪湾;次 句言舟行,是漂泊水上。第三句紧承第二句,言舟行所见情景;第四句则照应首 句,言垂钓时的感受。唯其风中敛志静思,末句之出才显得十分自然。按:“荷 衣”一语,因屈原《离骚》之“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从而具有高蹈避世 的隐逸内涵。《文选六臣注》吕延济注孔稚珪《北山移文》云:“芰制、荷衣,隐者 之服。”
事实上,这一首是张志和自道其生计和行踪。据颜真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 志和碑》一文记载:“真卿以舴艋既敝,请命更之。(志和)答曰:‘傥惠渔舟,愿以 为浮家泛宅,沿泝江湖之上,往来苕、霅之间,野夫之幸矣!’”
再来看第四首。首句“松江蟹舍”之“松江”实指松陵镇,“蟹舍”则指以蟹飨 客的人家。按:松江,在苏州吴江境内,上接太湖,为吴淞江源头,盛产大闸蟹;在 松江与太湖交接处,松陵镇宅焉,为吴江县治所在。宋人范成大《吴郡志》卷十 八:“松江,在郡南四十五里,《禹贡》‘三江’之一也。……今按:松江南与太湖接, 吴江县在江��。 垂虹跨其上,天下绝景也。”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松江” 条云:“唐人诗文称松江者,即今吴江县地,非今松江府也。松江首受太湖,经吴 江、昆山、嘉定、青浦,至上海县合黄浦入海,亦名吴松江。”松陵在太湖东南,湖州 在太湖正南,以小舟出湖州小梅口,一个时辰即可到达,往来非常便捷。
最后看第五首。此词中的地名,其歧解有过于首阕者。事实上,首句中的 “青草湖”,与岳阳洞庭湖无关;上文已经说明,青草湖是西塞山旁樊漾湖的本称、 俗称。方志中则多称凡常湖。宋人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三:“凡常湖,在(乌程) 县西二十七里。”清徐凤衔《乌程县志》卷三云:“凡常湖在县西二十七里,受西塞 山之水而入龙溪。西塞山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按:东、西二苕溪,当地统称为 龙溪。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二句中的“巴陵渔父”,在这里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 比喻,是作者借《楚辞·渔父》中的渔父以自况,手法与第三首末句之“荷衣”相 类,起到前后呼应和卒章示意的作用。按:巴陵(今湖南岳阳)与洞庭是屈原被流 放时的历经之地,屈原曾临湖写下《湘君》、《湘夫人》等著名诗篇;屈原一直都处 于进退、用藏的矛盾之中,曾因此受到巴陵渔父的嘲笑和劝导。张志和于此乃借 言渔父,表示要选择一种与屈原不同的、避世远害的生活态度和人生道路。
故五首词中,唯“巴陵”不是实指。这是创作的需要。从题旨看,“巴陵渔父” 不但是本首的“词眼”,也是五首词共同的“词眼”,是作者借《楚辞·渔父》彰显自 己对高洁、自由人格精神的追慕和矜守。俞陛云先生所谓“托想之语”,仅此一 “巴陵渔父”耳。
有学者认为,志和曾贬“南浦尉”,应该到过楚地,“巴陵”为确指。其实,颜真 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一文已经说得很清楚:“寻复贬南浦尉,经量移,不 愿之任,得还本贯。”可见志和并没有去南浦(今重庆万州)就任。此其一。其二, 词中既言“钓车子”,可见目的在于垂钓,又言所乘乃“掘头船”,是一种头尾不显 著的简陋小船。以一叶小舟而能横泛太湖、长江、洞庭,恐怕不太现实;纵能,也 艰险无比,恐怕很难会有边划船边唱曲的轻松悠闲。而且,说词人从太湖一路钓 捕到洞庭,然后才回来,也不通情理。故“巴陵”绝非确指,而是借用。
顺便说一说“钓车子”。钓车子,又叫钓车,就是轮竿,亦即在鱼竿上装一个 线轮以放线收线。唐人韩愈、元结、张籍、李商隐、陆龟蒙、徐寅等人的诗中,均曾 写到钓车,陆龟蒙诗中更是多次吟咏。宋代著名画家马远所作《寒江独钓图》中, 鱼竿上也装有轮子。
仔细玩味,末章第二句内涵丰富,颇有深意。既自称“巴陵渔父”,又言“还”, 而客观上不可能乘一舟往来于洞庭、太湖,故此“巴陵渔父”必为“托想之语”无 疑,而由一“还”字则曲折可知词人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选定挣脱名缰利锁, 回到夙愿中的世外桃源,去过清苦艰难却自由自在的洁净生活。一路“棹歌”,充 分体现出词人在找回真淳自我后的轻快和愉悦。末尾三句,更是进一步具体表 现这种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无待于外的、自给自足的欣慰和满足。
据颜真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大历九年(774)秋八月,在颜真卿湖 州刺史任所,有一场六十余人参加的盛大雅集。席间,张志和挥毫泼墨,进行与 《渔歌子》同类题材的绘画创作,“或挥洒横抪而纤纩霏拂,乱枪而攒毫雷驰。须 臾之间,千变万化,蓬壶仿佛而隐见,天水微茫而昭合”,引得“观者如堵,轰然愕 贻”。又,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云:“(志和)自为《渔歌子》,便画之。”沈汾《续 仙传》卷上亦记载:“真卿为湖州刺史日,与门客会饮,乃唱和为《渔父词》。”《全唐 诗》卷八百二十一皎然《奉应颜尚书真卿观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 歌》一诗,亦佐证志和所绘确系太湖景观。此外,志和之兄松龄(即鹤龄),恐其弟 浪迹江湖不返,遂于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城东买地结茅斋以居之。志和于大 历九年(774)作《渔歌子》词五阕,松龄随即“和答弟志和”一阕以劝其归。词云:
乐在风波钓是闲,草堂松径已胜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 须还。
词中明言“太湖水,洞庭山”,又是一证。按:太湖中有洞庭山,分东、西二山。东 山古称胥母山,又名莫厘山,原系湖中小岛,元明以后始与陆地相连成半岛;西山 为太湖中最大岛屿,古称包山,一作苞山,又名夫椒山。东、西洞庭山,皆为太湖 名胜之地。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张志和五首《渔歌子》词所描述的,都是以湖州为活动 中心的太湖地区的风土景物,作者借分咏西塞山、钓台、霅溪湾、松江和青草湖的 渔钓生活,从不同角度表达隐逸的志操与乐趣。这组词与其绘画相互配合,彼此 映照,形成一个文化整体。本书所要讨论的则是单纯的词体创作。
从孕育环境、激发因缘和创作时间来看,这组写于逝世前不久的《渔歌子》, 无疑是张志和一生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
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在其名著《艺术哲学》一书中,将种族、环境、时代 列为影响人类文明的三大因素;其中,环境,首先是指自然环境。①事实上,人作 为生物进化的产物,始终在接受自然环境的包围、陶冶和熔铸;即使在今天,人类 的生命和生活仍必须主要依赖自然,审美的资源和标准仍主要是自然。就中华 民族而言,自然审美始于魏晋六朝,催生出山水诗;到唐代则开始取得辉煌成就, 孕育出山水田园诗派。张志和的《渔歌子》便是从这样的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一株 奇葩。
从自然环境看,《渔歌子》所描写的是太湖沿岸的生活情景。太湖流域濒临 江湖河海,气温水柔,草木茂盛,山川秀丽,水网密布,物产丰富,渔猎樵采种植皆 宜。水有柔滑的一面,又有凶险的一面,虽“望之多烟云之思”,而“涉之或风波之 惧”②。层叠的山峦,纵横的河道,茂密的草木,缤纷的色彩,这样复杂多变的环 境,固然倍增探索、驾驭的艰险,但也使人们变得机警灵活,适应性强。所以,在 江南水乡泽国、丘陵山地生长的人们,既具柔慧之资,又有悍勇之质,柔中寓刚, 刚柔并济。六朝以来,江南文化更多表现柔的一面,但刚的一面继续存留,唐宋 时代的江南文化仍体现出柔中寓刚的特征。李绅《过吴门二十四韵》诗有云:“里 吟传绮唱,乡语认歈讴。……旧风犹越鼓,余俗尚吴钩。”元稹《春分投简阳明洞 天作》诗亦云:“郡邑移仙界,山川展画图。……似木吴儿劲,如花越女姝。牛侬 惊力直,蚕妾笑睢盱。……闾阎随地胜,风俗与华殊。”白居易《和微之春日投简 阳明洞天五十韵》和曰:“勾践遗风霸,西施旧俗姝。”①直到晚唐,诗人仍感叹: “噫嘻尔风师,吴中多豪士。”②随着南北交融的深入,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江南 逐渐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地区,江南士大夫往往多才多艺,且集风流与儒雅、柔慧 与刚勇、豪迈与隐忍、精致与务实、开放与包容等多种南北文人的不同特征于一 身。骆宾王、贺知章、张旭、顾况、贯休,当然还有张志和,皆杰出其间。在《渔歌 子》词中,实际上也隐含了两种价值取向和精神品质,即乐观豪放、拼搏进取与委 运任化、闲适旷迈,显露出南北融会、儒道合一的特征。也许正是这种品质和特 征,使《渔歌子》成为后来同类作品企慕的典范。
从创作时间看,张志和写这组《渔歌子》时,已度过十多年隐居生活,处世态 度、思想性格都非常成熟和稳定。当然,这是就作者的立场和毅力而言;在超旷 闲适的外表之下,其实也包扎着悲凉和冲突。一个像“巴陵渔父”那样“西复东” 四处漂泊的人,却口口声声说自己“不须归”、“不曾忧”、“不叹穷”、“不觉寒”、“不 用仙”,潜台词是否正好相反?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选择和现实处境甘之如饴, 早已习与性成,浑然不觉,是不会产生这么清醒而强烈的自我警戒意识的。当 然,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张志和的评价;相反,我们对他能以坚定的隐逸姿态对 抗尘世,放射出高洁的人格光辉,奉献诚挚的敬意。如果把五首《渔歌子》进行一 番比较,不难发现,后四首都在念念不忘自己迥异世俗的生存姿态,只有第一首 最多自然描写,最少自我意识。五首之中,只有这一首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自 有道理。
我们还可以从这组《渔歌子》的激发因素,来烛照张志和的心灵地图,探索他 的心路历程,加深对作品本身的理解。颜真卿守湖州,志和即往见之,以《渔歌 子》与真卿等人唱和;又在当年的湖州集会上现场泼墨,技惊全场;而去世又那么 奇特,且极可能是有意为之的水解。这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是否有一条贯穿 其间的线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条线索就是张志和似乎急于向世人宣布 什么,演示什么,证明什么。那么,宣布什么呢?从他答谢颜真卿赠舟时所言“愿 以为浮家泛宅”诸语,可推断他是在强调隐逸心志;当众挥毫,且技惊全场,则演 示高人乃在世外;以词调相唱和,则进一步演示“野夫”以“民调”吟唱隐逸生活的 旨趣;戏水自沉,则是以看似独特、实则效仿屈原的死亡方式向世人证明方外高 人宁赴清流而死的迥异凡俗的决绝与英勇。这么分析,或许有求之过深的嫌疑, 但公元774年张志和一连串惊世骇俗的举措,又令人不能不这么思考。
如此看来,《渔歌子》从诞生之日起就已拥有丰邃的文化学意义,而非一般的 词体创作了。一言以蔽之,即隐逸文化。它既是张志和本人隐逸思想、理想的表 白,也是一般企慕、尝试隐逸的人们所追求的高境,更是广大失意赍恨者可以用 来抵抗俗世、逍遥游方的精神乐园。丹纳说:“无论什么时代,理想的作品必然是 现实生活的缩影。”①同样,张志和的《渔歌子》也是时代投影于其心灵的产物。
张志和十六岁即蒙德宗赏识,擢明经,赐美名,任职内廷,诚可谓少年得志, 恩荣备至。但也许正因为过于顺利,少不更事,对可能到来的人生打击缺乏最基 本的心理预警和承受能力。果然,受宠爱不久,便坐事远贬,既而丁忧,雪上加 霜,终于一蹶不振,乃至看破红尘,从此浪迹江湖,一去不返,借老庄哲学作遁世 的甲胄。当然,这些都是按常理推论所得。因为追求功名事业是人类自我实现 的本能,是天赋人权,没有不得已的伤心事,绝望至极,有谁愿意退隐水滨林下, 与草木虫鱼鸟兽为伍?事实也证明,年轻的张志和是积极入世的,而进退用藏的 转折点又出现在遭受打击之后。这就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是年轻的张志和承受 不了现实的撞击而遁世作“逍遥游”的。
但自我实现、祈求永生是世间一切事物的本能要求,即使最脆弱的生命,也 会竭力进行光合作用,开花结果。“博学,工辞章,事亲孝”,“严奉家庙,恤诸孤”, “立朝正色,刚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 之”,“天下不以姓名称,而独曰鲁公”②的颜真卿,就是张志和的雨露和阳光啊。 颜真卿守湖州,对于本人来说,是人生的一个低谷;但对于张志和而言,也许就是 企盼已久的、唯一的自我实现的机会。张志和何等聪明,当然要及时把握,紧抓 不放,借以怒放自己生命的光华。笔者以为,这也许就是张志和为何一年之内急 于完成那么多人生重大事件的缘由和驱动力。
如此分析,则《渔歌子》已然成为一组光风霁月的弥撒曲和安魂曲。看似超 迈洒脱、闲逸俊发的逍遥游,原来竟是英勇悲壮、视死如归的天堂之旅!
张志和的《渔歌子》在中唐时期出现,并且一出现就大受欢迎,不是一个孤立 的文化现象,它昭示了中唐时期的时代精神和审美风尚已发生重大转变,“不是 对人世的征服进取,而是从人世的逃遁退避”,“心灵的安适享受占据首位”①。 沿着这个内转继续向心灵的纵深处蔓延,便到达晚唐五代最为敏感、细腻的神经 末梢。这个时代气运与浙江地域文化相结合,便孕育出了晚唐五代浙江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