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概况清理过后,有必要回头辨析一下对《庚子秋词》的“词史”判断。就词体与史事的对应关系而言,称“词史”当然无问题,然而“词史”二字别有意味,并非所有满足此种对应关系者皆能允洽其内涵。
众所周知,“词史”之说自“诗史”来,“诗史”二字则来源于孟启《本事诗》、《新唐书》等对杜甫的评价[1]。综合各家对“诗史”的阐释,可得出几个基本要点:①善陈时事,补史之阙。②寄寓褒贬,抒述忧患。③风格刚健,情调悲壮[2]。这几个要求看似简单,其实极不易达到。只需看看杜诗“诗史”名篇若《北征》、《诸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丽人行》、《洗兵马》、《悲陈陶》、“三吏三别”等,即可明了“诗史”或“词史”所应具备的高度。
最早提出“词史”之说的应推陈维崧,其《今词苑序》中有名言曰“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明确把“词”与“史”提到同一高度来认识,是乃“尊体”系统中最震撼的声音之一。下迨周济,亦有精辟之说:“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若乃离别怀思,感士不遇,陈陈相因,唾沈互拾,便思高揖温、韦,不亦耻乎。”[3]至于谢章铤所说则较周介存更进一程,对于认知《庚子秋词》尤具意义:
予尝谓词与诗同体,粤乱以来,作诗者多,而词颇少见。是当以杜之《北征》、《诸将》、《陈陶斜》,白之《秦中吟》之法运入减偷,则诗史之外,蔚为词史,不亦词场之大观欤!惜填词家只知流连景光,剖析宫调,鸿题巨制,不敢措手,一若词之量止宜于靡靡者,是不独自诬自隘,而于派别亦未深讲矣。夫词之源为乐府,乐府正多纪事之篇。词之流为曲子,曲子亦有传奇之作。谁谓长短句之中,不足以抑扬时局哉?[4]
持此几种对于“词史”之意见综观《庚子秋词》,我们当可认识到,对于时事,《庚子秋词》有“陈”的一面,但似乎说不上“直陈”,更说不上“善陈”。读前引《庚子秋词》之作就足以看到,举凡现实、忧患、褒贬、感喟,并非没有,且也不少,但大多是隐藏在那些深曲的字句意象之后的,作者很花了一些神思将其包装出具有一种逼真的“古意”。苦心辨认,自然也能影影绰绰读出些潜台词。但一来不够劲直犀利,二来也更有大量无关乎时世人心的作品羼杂其间。我们姑且举开篇一组《卜算子》为例:
梦里半塘秋,断壁迷烟柳。诗意空明指似谁,沤外凉蟾透。
愁向酒边新,拙是年来旧。话到江湖白发心,猿鹤惊人瘦。
——鹜翁
霜华拂鬓稀,吹笛关山远。如此湘天一字无,催尽南飞雁。
映夕烛光微,飘雾花阴转。莫为残钟故故惊,睡味将愁限。
——沤尹
芳草闭闲门,寂寞寒蛩语。不听秋声也是愁,那更风兼雨。
花事已阑珊,燕子凭来去。无赖心情借酒浇,莫放金尊住。
——忍庵
燕去故人稀,蛩语残更转。夕向凉蟾话到明,愁为钟声限。
秋柳鬓新霜,梦瘦江湖远。笛里关山一雁无,字更风吹断。
——复庵
凉月上初更,又到愁时候。掩镜生防见泪痕,难掩镫前瘦。
门外散歌尘,深院苍苔旧。不怨罗衣舞后单,此瘦年来久。
——复庵
此一组词作,放在晚清的任何一个年份、任何一个事件背景下,甚至毫无事件背景的情形下亦完全可成立。我们当然不能说词作与庚子事件毫无联系,它毕竟是在事件进程中写下的,也传达了彼时词人的特定心境。可这种词与史的联系究竟有多少?有多密切?凭借以上这些作品如何能清晰寻绎得?而且需要注意,类此词作在《庚子秋词》中并非少数,而是居大宗。这不能不让我们带着阅读直觉去追寻其背后隐藏的东西。
窃以为,直接原因王鹏运之《庚子秋词记》已经说得很清楚,这次唱和是以“程课”形式进行的,以丛残诗牌及其韵字为基础,选调以六十字为限,选字选韵以牌所有字为限。目的为何?王氏说:“虽不逮诗牌旧例之严,庶以束缚其心思,不致纵笔所之,靡有纪极。”这几句话很有意思。要束缚的是何等心思?为何要防止“纵笔所之,靡有纪极”的倾向?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当诗人耳闻目击身处此等千年一遇之大事变,沉痛之外,不也该觉得一丝丝的幸运与兴奋?不正应该放纵心思、“纵笔所之,靡有纪极”,把这场大事变尖锐切实地记录反映出来么?不正应该大张怀抱,“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写得激荡恣肆、悲慨淋漓,出现一批符合“重拙大”词旨的佳作么?姑且不说以庾信“哀江南”的精神入词,也不必说以杜甫“三吏三别”的精神入词,即便与二百多年前的阳羡词派相比较,与陈维崧的《贺新郎·纤夫词》相比较,与阳羡众词人题徐渭文《钟山梅花图》、咏“鬼声”的几次联吟唱和相比较,谁更能如谢枚如标举的“拈大题目,出大意义”[5]?在这一点上,“词史”观及其实践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很显然,也很遗憾,《庚子秋词》走的并不是真正的“词史”之路[6]。以社课形式填词本也无可厚非,但从深层来看则是折射了王鹏运等对词体抒情功能的认知的。王鹏运等论词有越轶常州门户之处,但总体而言,仍坚持的是相对保守的“意内言外”、“比兴寄托”之家法。从根本上说,王氏等最起码在庚子唱和之际确乎看轻了词,没有把词当成一种可以“存经存史”的文体,也没有做到——或没有想做到——周济所云“绸缪未雨”、“太息厝薪”、“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的地步。《庚子秋词》中大量“离别怀思,感士不遇”的泛泛之作不正是周济所讥讽的“陈陈相因,唾沈互拾”?此种创作难道不正成了谢枚如“填词家只知流连景光,剖析宫调,鸿题巨制,不敢措手,一若词之量止宜于靡靡者,是不独自诬自隘,而于派别亦未深讲”这段锐利批评的注脚?
我们当然不要求《庚子秋词》只有一种悲怆到呼天抢地的单色调,更不能要求“文艺为□□服务”从而失却了自我的独立属性,然而庚子确乎是晚近中国最令人惊悚的年份之一,作为困守愁城的亲历者,耳闻目击种种惨状,经历前古未有之事变,居然还能固守词课的绳墨,以“束缚心思”为旨归,以藏头露尾为能事,这未免太过奢侈,也太过令人难以理解了[7]。有论者以“避忌”为之解释,但庚子变乱,于诗中反映极多,仅郭则沄《十朝诗乘》卷二十三所载即不下数十首,大抵秉笔直书,无多遮饰。且此前数年中,半塘亦有《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谪戍军台》、《八声甘州·送伯愚都护之任乌里雅苏台》之作,慰抚安维峻、志锐。朱祖谋有《鹧鸪天》悼念刘光第,皆有所干碍,可见这不单纯是“避席畏闻文字狱”的外在氛围在起作用,半塘老人等对词体抒情功能之认知,以及相关的社课创作方式必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
事实上,从《庚子秋词记》中我们也看到,半塘对词、史间的不协调、不匹配并非没有感觉。他说:“然久之亦不能无所假借,十月后作,尤泛滥不可收拾。盖兴之所至,亦势有必然也。”何谓“兴之所至,亦势有必然”?这不正从反向说明了“束缚心思”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么?只可惜,他的“泛滥不可收拾”、“兴之所至,亦势有必然”之判断本身就带有批评性质,且也并没有令我们看到多少那种“足以抑扬时局”的长短句之作。遍检《庚子秋词》,大约只有朱祖谋一首《凤衔杯》是旨的明确、无大遮掩的:
斡难河北阵云寒,咽西风、邻笛凄然。说着旧恩、新怨总无端,谁与问、九重泉。
悲顾景,悔投笺,断魂招、哀迸朱弦。料得有人、收骨夜江边,鹦鹉赋谁怜。
词后有小注:“哀王黼臣郎中。”郭则沄《十朝诗乘》卷二十四对其本事有记载:“庚子拳乱,矫旨行各将军督抚悉戮外侨。寿山方镇黑龙江,亦袒拳,将奉行之。山阴王黼臣郎中客其幕,力谏不听,拂衣去。或诬王通敌,去且不利于帅。寿惑之,急骑追归,王以为有悔心。既至,乃缚而杀之。初,寿居京师颇困,王与交厚,尝呴濡之,至是反颜不顾,君子于此叹交道焉。朱沤尹侍郎为《凤衔杯》词哀之,一时传诵……后寿山获谴,未闻有为王雪冤者。”[8]如此篇,庶几可称词、史互证的佳作。倘若一部《庚子秋词》全都是至少大部分是这样的作品,这部词集又当是何种面目、该具有怎样的认识价值呢?
当写下这段峻厉评语之时,作为对半塘、彊村等极尽景仰之忱的后学,我心头况味其实相当复杂。半塘、彊村等不是没有宏富的才力,作为清代词史也几乎是千年词史上的一流词人,他们本来应该抓住这段珍贵的“历史机遇”,将词与史最大限度地捏合在一起。然而,所谓“不为也,非不能也”,带着对词体抒情功能的轻视,他们还是选择了这种诸多掣肘的创作方式。此种方式于承平之际或可砥砺心思,揣摩技巧,但出现在“秋夜渐长,哀蛩四泣,深巷犬声如豹,狞恶駴人。商音怒号,砭心刺骨”的庚子变乱之中就显得很不贴切匹配了,对篇幅字韵的限制更是不利于情致的充分抒发。于是,许多无比珍贵的史实、心境、情感就那样轻飘飘地滑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庸常浮泛、无所用心的作品。《庚子秋词》的写作从总体上没有能够迸发出更大的现实烈度,没有能够奏出更强劲的时代心音。对此,我们应该扼腕长叹而不应一味表示赞肯[9],更不能把《庚子秋词》创作时段视为王鹏运、朱祖谋两大词家一生创作的黄金时代加以誉扬。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王、朱两家的重要代表作出自《庚子秋词》者甚少,从《庚子秋词》中是很难辨认出两位大词人的实际成就的。严迪昌师《近代词钞·朱孝臧小传》中有“庚子实为四大家词创作之重要年头,亦彊村词成就最佳期”[10]之判断,影响学界不小,而愚弟子既另有所见,亦愿公诸同人,略陈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