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有史以来,欧洲人就一直渴望了解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渴望了解中国
独特的文明文化。早在罗马帝国时期,一些来华的外国商人就喜欢携带中国的瓷
器、丝绸、茶叶等产品回国。这些物品还一时被视为奢侈品,流行于欧洲的上流
社会,或作为艺术品收藏,或作为礼物相互馈赠,从而激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极
大兴趣。16世纪以后,特别是17世纪至18世纪,一批又一批欧洲的传教士、
汉学家和商人踏上中国的圣土,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还把中国传统
的文化典籍传播、翻译、介绍到欧洲。随着有关中国的伦理道德、文化观念和宗
教思想等著作被陆续译介到欧洲,它们对当时的欧洲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
最终引发了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
在长达数十年的欧洲“中国热”中,中国戏剧文学开始漂洋过海,传播到遥
远的异国,在欧洲各国相继盛行,最终促成了欧洲的“中国戏剧热”高潮。在18
世纪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中,译介语言最多、影响力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当推
元杂剧《赵氏孤儿》。
纪君祥创作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全名为《赵氏孤儿大报仇》,全剧五折一
楔子。该剧的主要内容取材于司马迁的《史记·赵世家》,讲述了春秋时期晋国
贵族赵氏被奸臣屠岸贾满门诛杀,幸存而活的赵氏孤儿赵武长大后替父复仇的故
事。其主要情节如下:春秋时期,晋国奸臣屠岸贾因嫉妒忠良宰相赵盾,与之结
仇,便设下计谋,将赵家满门三百余人尽行杀戮,只剩下灵公的女儿,即腹中有
孕的赵朔夫人。赵朔夫人在宫中产下一子,取名“赵氏孤儿”。为了保全儿子,
她托赵朔的门客程婴将此孤儿带出宫外抚养,然后自缢而死。程婴与赵盾的好友
公孙杵臼商量,决定舍弃自己的亲生之子,交与公孙杵臼,将孤儿作为己子,然
后向屠岸贾报告称公孙杵臼隐藏赵氏孤儿,屠岸贾随即将公孙杵臼与程婴之子一
并杀死,且将赵氏孤儿收为义子。孤儿赵武长大后,学成全身武艺。程婴就把赵
家被害故事画成图卷,一一细述于他。于是,赵武择机杀死了屠岸贾,报了全家
冤仇。此剧情节曲折,内容生动,笔锋豪放,矛盾尖锐冲突,人物性格鲜明,充
分展现了中国惩恶扬善、忠信仁义的伦理道德和文化精神。
戏曲《赵氏孤儿》与当时笼罩欧洲戏剧文学和戏剧艺术的新古典主义和自然
主义的写实戏剧迥然不同,并不遵循“三一律”的戏剧创作原则。相对于西方戏
剧观和剧作方法论,戏曲的时空自由的写意性戏剧形式是崭新的戏剧艺术。同时,
该剧所蕴含的反对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张扬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引起了
欧洲人的强烈共鸣,适应了那个时代的针砭现实的需要。①
《赵氏孤儿》最早的西文文本是法文本,于1733年由当时来华的法国传教
士马若瑟翻译而成。约瑟夫·马若瑟于1698年来到中国传教,历时近25年。
1724年他从北平退居广州生活,1733年迁居澳门安度晚年。马若瑟谙熟汉语和
中国文化,尤其对汉语颇有研究,著有《中国语文札记》(Notices sur la Langue
Chinoise)、《文法入门》(Introductiones Latince)等书。他酷爱中国的古典戏剧,
在退居广州之后的1732年,他从马致远等人撰写的《元人百种曲》中精选了著
名剧作家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将它译成了法文,于1733年完成翻译,
法文题名为Tchao-chi-cou-euih, ou 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 Tragédie
Chinoise(《中国悲剧:赵氏孤儿》)。
虽然马若瑟自称其法译本是对《赵氏孤儿》的全译,但是为了照顾西方读者的
理解和鉴赏习惯,马氏的译文删去了原剧中的全部唱词,仅保留了对白部分,有时
只在唱的地方用括号标注了“他唱”之类的说明,偶尔解释一下唱词的大致内容。
元代戏剧之所以称为“元曲”是因为其表演形式以演唱为主,词曲在元曲中
发挥着很重要的艺术作用。演员借助于词曲的演唱来抒发内心强烈的情感,表现
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征,从而推动全剧剧情的发展。此外,元曲中的词曲演唱还具
有艺术的审美功能,能增强戏剧表现的诗意和艺术之美。而马若瑟的法译本删除
了《赵氏孤儿》的词曲部分,必然影响了剧情的连贯性,损害了戏剧的审美意境。
马若瑟在翻译时做了如此大的改动,其原因可能如范存忠先生所言,“他不解元
杂剧‘曲白相生’的特点,不知道元杂剧的艺术性更多地体现在唱曲上”。①马若
瑟自己在解释删译词曲的原因时说:“中国人完全不像我们那样在喜剧和悲剧之
间做出明确区别。……中国人的悲剧和喜剧中都掺和着一些唱词。……有些戏剧
中的唱词很难听懂,对欧洲人来说尤其困难。”②但不管怎么说,马若瑟的《赵
氏孤儿》法译文毕竟标志着中国戏剧文字外译的开始,其译本反映了原剧的基本
风貌,保留了原剧的主要故事情节,再现了原作所要表达的惩恶扬善的思想。因
此,他的译本称得上是当时中国戏剧译介的上乘之作。
1734年,马若瑟将《赵氏孤儿》的法译本交给了准备从北京归国的另一位
法国传教士,托付他带回国内。当时巴黎的《法兰西时报》(Mercure de France)
于1734年选载了该译本的部分内容。此后,法国的《水星杂志》也于当年登载
了马若瑟的部分译文。这些译文的刊登是中国戏剧首次在欧洲的公开露面。
1735年,巴黎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读到了马若瑟的法文译本,立刻被这部情节离奇别致的中国戏剧所吸引。他随即
将该译本全文发表在他所编辑的四卷本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中华帝国通志》,也译作《中国通志》)的第三卷上。在所登的译文
前面,杜赫德介绍了这部中国的传统经典剧目,赞赏《赵氏孤儿》所宣扬的道德
观念,肯定了其所赋的艺术审美价值。
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通志》是介绍中国政治、历史、文化、艺术、地理、
风土人情等的杂志,在当时的法国以及欧洲影响很大。刊物的许多内容一经出版,
就会陆续被翻译成欧洲的其他文字。同样,马若瑟所译的《赵氏孤儿》法译文在
《中华帝国通志》上刊载后,就开始引起欧洲汉学家、戏剧家们的关注。该译文
随后陆续被翻译成其他主要语言,在欧洲各国传播,该戏剧也成为中国戏剧的第
一部外文译本。
在《18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一文中,陈受颐评论马若瑟《赵氏
孤儿》的翻译时说:“马若瑟的译文,我们今日看来,原是非常简略;阙而不译
的地方很多,例如开场下白诗,差不多完全不译。但是原文的大体结构,尚能保
存;而难明的地方,亦加注解,于当时读者,颇有帮助。”①因而可以说,马若瑟
的《赵氏孤儿》法文本尽管并不尽善尽美,但它毕竟开创了中国戏剧向欧洲译介
的先河。
马若瑟所译的《赵氏孤儿》法文本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较完整
的《赵氏孤儿》法文本后来由法国著名汉学家斯坦尼斯拉斯·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又译茹理安,或朱利安)翻译,于1834年在巴黎穆塔迪
埃(Moutardier)出版社刊行。该译本诗文并茂,还附有“搜孤救孤”的历史文
献记载。儒莲的译本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赵氏孤儿》剧本的法译本;
第二部分为中国经典小说的节译本,包括《三国演义》中的《董卓之死》,法文
标题为La Mort de Tongtcho,节译自《三国演义》第三回至第九回的故事;第三
部分收录了部分中国诗歌的法译本。他还在所著的2卷本《中国语言的新句法》
(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fondée sur la position des mots)第2卷第
309页至407页中收有《赵氏孤儿》前三幕的法文译文。儒莲所译的《赵氏孤儿》
在欧洲颇负盛名,被中外学者推崇为一流的译作,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对此译作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法国传教士马若瑟翻译的中国经典戏剧《赵氏孤儿》在法国发表后,引起了
法国国内很大的反响,激起了许多学者对中国戏剧的兴趣,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
泰就是其中之一。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不仅是18世纪欧洲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法
国知名的戏剧家,一生曾创作了50多部戏剧作品。伏尔泰研读了马若瑟的《赵
氏孤儿》法译本后,对中国戏剧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赞赏《赵氏孤儿》
“是一流的作品,有助于了解中国人的心理,超过所有过去以至今后关于那个广
大疆域的著述”。①在评价马若瑟的《赵氏孤儿》译本时,伏尔泰说:“虽有不近
人情之处,然而却充满了浓厚的情趣,情节虽不见于复杂,然而线索脉络却清晰
分明。”②伏尔泰从这部中国戏剧中感悟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伦理道德意识,
但他又不太满意译本的故事情节和内在的文化寓意。为了重塑他心中所仰望的中
华文化形象,他决定亲自改编这部中国经典戏剧。
伏尔泰于1753开始改编中国戏剧《赵氏孤儿》,并决意将它搬上法国舞台。
经过整整两年的努力,他于1755年完成了改编并将之付诸出版。伏尔泰把《赵
氏孤儿》改编成了一个新的法译本,其题名为L’Orphelin de la Chine(《中国孤
儿》),副标题是Drame En Prose Et En Vers, Accompagn Des Pi Ces Historiques Qui,
En Ont Fourni Le Sujet de Nouvelles Et Po Sies Chinoises(五幕孔子的道德戏)。伏
尔泰摆脱了原作的故事框架,对原剧的时间、人物和具体情节等都做了大胆的革
新。他的改编本《中国孤儿》把时间从原剧的公元5世纪推迟到了800多年以后
的13世纪,将时代背景设置为中国元朝成吉思汗征服中原的时代。伏尔泰还将
剧本改成了诗体的形式,剧中的人物和情节也都有了较大的变化。1755年8月
20日,位于法国巴黎的法兰西喜剧院上演了伏尔泰的五幕诗剧《中国孤儿》,立
刻引起了整个法国的关注。此后,该改译剧在巴黎等地的其他各家剧院多次上演,
盛况空前,甚至轰动了整个欧洲。法国思想家、哲学家卢梭盛赞该剧“提升了古
老文明的道德”。③1761年,《中国孤儿》英语版的序言更是把伏尔泰所译的这部
中国戏剧推向了极致:“够了,希腊罗马/它们都已失宠/大鹏展翅/飞向光明
之源/寻找新的伦理/到东方中国之土/勇敢地把儒象之德/带到大不列颠之
耳。”在中国戏剧译介史上,伏尔泰的改编本被学界认为是所有《赵氏孤儿》改
编本中艺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译作之一。
伏尔泰的改编本《中国孤儿》讲述的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当年怀才不遇。
一日,他与一美貌少女在王府前邂逅,遂产生爱慕之情。后得知,该女乃王爷的
女儿伊达梅(Idamé)。成吉思汗便上门求婚,却遭到拒绝。成吉思心中甚是不快,
暗暗发誓,来日必报今日受辱之仇。数十年后,成吉思汗酣战沙场,名扬天下,
最后率兵杀进皇宫。成吉思汗入主中原后,将皇后、皇族以及嫔妃数百人斩尽杀
绝,还到处搜寻赵宋皇帝的遗孤,以斩草除根。赵宋皇帝见大势已去,将襁褓中
的皇子托付给大臣尚德(Zamti),然后刎颈自尽。为了保护赵宋皇帝的遗孤,尚
德勇敢地将遗孤藏匿他处,而将与遗孤同龄的亲生儿子放入了皇子的摇篮,以代
遗孤。尚德的夫人伊达梅获知此事后,悲痛万分。成吉思汗后来得知,伊达梅就
是当年他所钟情的少女,顿时旧情复燃。在成吉思汗的淫威下,伊达梅和丈夫挺
身而出,都愿意替死救下遗孤。最终,成吉思汗被尚德夫妇的崇高道义所感化,
发誓将尽心抚养遗孤,以此表达对尚德夫妇高尚品德的敬仰。尚德夫妇也当即表
示愿意尽心尽力助其治理国家。
在给友人的信中,伏尔泰袒露了改编《赵氏孤儿》的原因和目的。他说:“我
对剧本做了修改,为的是大力宣扬孔子的教诲。”①为了表明自己对孔子的敬仰,伏
尔泰还在改编本扉页上恭敬地写上“此五幕剧乃根据孔子的教诲而作”。在改编本
中,他描写的成吉思汗虽威震天下,称霸一世,但最终还是被崇高的道义所征服。
伏尔泰试图借此戏剧告诫世人,道义的力量是战无不胜的。他在改译本前言中还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明证,体现了理性和才智最终必然凌驾于愚昧和野蛮。”②
在18世纪“中国戏剧热”的另一个发生地德国,中国戏剧《赵氏孤儿》也
受到了极力追捧。1747年,《中华帝国通志》刊载的马若瑟的法译文《赵氏孤儿》
被德国学者迪·哈尔德(Die Halder)转译成德文,《赵氏孤儿》的第一个德文译
本便应运而生。另一位德国译者路德维希·科恩(Ludwig Korn)则将伏尔泰改
编的《中国孤儿》转译成了德语,于1761年在维也纳出版,1763年重版。此外,
1772年在德国,《赵氏孤儿》也有了改编本。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1733—1813)将《赵氏孤儿》改译为《金镜或谢西安诸王》(Der doldne Spiegel, oder
die Kǒnige von Scheschian),在慕尼黑出版。1774年,一个自称为弗里德里希斯
(Friedrichs)的作家将《赵氏孤儿》改译成了德文本《中国人或公正的命运》,
并以匿名的形式出版发行。该匿名改译本在形式上打破了传统的五幕剧框架,在
文体上采用了优雅的六步抑扬格诗句的表现形式。在前言中,改译者宣称,其改
译的目的是为了展示古老中国悠久的文化,以及有别于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的
习俗”。③
在德国的“中国戏剧热”中,大文豪歌德也曾对元杂剧《赵氏孤儿》赞赏有
加。1747年,《中华帝国通志》刊载的《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中的四篇短
篇小说被翻译成德文后,歌德读到了这些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尤其被戏剧《赵氏
孤儿》的情节和艺术魅力深深打动。1781年8月,歌德以戏剧《赵氏孤儿》为
蓝本,并选取了《今古奇观》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开始把《赵氏孤儿》改编成一
部全新的德文戏剧,剧名为Elpenor(《埃尔彭罗》,或译《哀兰伯诺》),但对此
剧本的改译时断时续,最后只写了两幕,未能全部完稿。
歌德的改译本将原作中的赵氏孤儿取名埃尔彭罗。当他还是婴儿时,其父被
企图篡政夺权的奸臣李库斯所杀。埃尔彭罗后来阴差阳错地被杀父仇人当亲子抚
养。歌德曾将他所改译的两幕剧本托人带给席勒,想征求他对剧本的意见。席勒
对该改译本做出了很高的评价,称“这是引导或敦促人们通过作品本身而窥探作
家心灵的作品”。①
据范存忠先生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一文(原载《文学研究》
1957年第3期)介绍,《中华帝国通志》在法国出版以后,英国的出版商们争相
翻译。1736年,由约翰·瓦茨(John Watts)主持翻译的《赵氏孤儿》选译本出
版,八开本四册。1738年至1741年,由另一出版商爱德华·凯夫斯(Edward Caves)
主持翻译的《赵氏孤儿》全译本接着出版,对折本两大册。这样,英国在18世
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了《赵氏孤儿》的两种英译本。②不仅如此,《赵氏孤儿》的改
译本也相继在英国出现。英国著名剧作家威廉·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在读
了马若瑟的法文译本后,对该戏剧极为推崇,决定将其改译成英文剧本。哈切特
的改译本于1741年由伦敦查尔斯·科贝特印刷所(Charles Corbett)出版,这是
《赵氏孤儿》在英国的第一个改译本。哈切特改译本的戏剧情节基本保留了中国戏
剧《赵氏孤儿》的主要故事脉络,但他也做了一些改动,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
令人感到荒唐可笑的是,哈切特在改译本中随意使用中国历史人物的姓名替换原剧
的人物名字。如把原作中的屠岸贾改为萧何,用老子替代公孙杵臼,剧中还出现吴
三桂和康熙等人名。改动后,剧中人物跨越历史年代,显得异常混乱,滑稽可笑。
哈切特还将原剧中的武臣加害文臣的故事情节替换为文臣陷害武臣。这样改动的主
要目的是为了揭露与鞭挞英国当时执政者的专权乱政。也由于这个原因,此改译剧
最终被禁止上演,但它对当时的英国社会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在英国,《赵氏孤儿》的另一位改译者是著名剧作家亚瑟·墨菲(Arthur
Murphy,1727—1805)。1751年,墨菲读到了《中华帝国通志》上刊载的《中国
孤儿》法文翻译后,受到很大的触动,他酝酿将此剧改译成英文剧本。1756年,
他完成了译本的第一稿,由R. Baldwin,at the Rose in Patemoster-Row在伦敦出版
了第一版。后又经多次修改,于1759年由P. Vaillant,opposite Southampton-Street,
in the Strand在伦敦出版了第二版,并于当年4月22日首次在伦敦的德鲁丽兰皇家
剧院(Theatre Royal in Drury Lane)上演,一举成功。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演出中,
剧院座无虚席,场场爆满。普通民众和专业人士都对此改译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著名批评家哥尔斯密斯(Goldsmith)撰文赞誉墨菲的改译本“生动的表情,鲜
明的意象,思想有力,吐词妥帖”。①
墨菲改编的《中国孤儿》主要情节是:残忍狡诈的蛮族首领铁木耳汗
(Timulkan)征服了中国,所有前朝的皇室都被尽行杀戮,唯有一个名叫札费姆
理(Zaphimri)的年幼皇子被大臣臧蒂(Zamti)救下。为了保护遗孤,臧蒂将
遗孤札费姆理改名艾腾(Etan),并亲自抚养,而把亲生儿子艾腾改名哈麦特
(Hamet),托付他人代养。20年后,哈麦特在战乱中不幸被擒。铁木耳汗怀疑
他就是幸存的皇帝遗孤,欲把他杀死,臧蒂的妻子曼达美(Mandame)见状心如
刀绞。铁木耳汗由此推断,真正的皇子可能是艾腾。于是,他对臧蒂夫妇施以毒
刑,迫使他们说出实情。两位年轻人在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为了保护对方,
都坚称自己是真正的遗孤。最后,数人拔剑相斗,札费姆理杀死了暴君铁木耳汗。
此时的臧蒂已因受刑过重而愤然离世,妻子曼达美因经受不住打击而拔剑自刎。
由此可以看出,为了更能吸引和打动西方观众,使剧情矛盾更趋激烈和尖锐,
墨菲的改译本重新调整了戏剧的情节安排,舍弃了男主人公对女主角的恋情,改
写了遗孤毫无作为的场景,增添了遗孤亲手杀死暴君报仇雪恨的情节。就此而言,
墨菲改译的《中国孤儿》比其他欧洲人的改编本更耐人寻味,更具观赏性。
1762年第五个英译本问世,译者与出版商是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
1729—1811)。他在伦敦出版了旨在向英国人介绍中国文化的《中国杂文汇编》
(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此书收录了他自己转译自马若瑟
法文本的《赵氏孤儿》(The Little Orphan of the House of Chao)。珀西曾是爱尔兰
当地的主教,担任过英王乔治三世的牧师。他一生研究中国文化,尤其酷爱中国
古典戏剧。他英译的第一部中国戏剧是《好逑传》(Hau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1761年)。他1762年出版的《中国杂文汇编》分为上下两卷,
介绍了有关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知识、各种见闻和原文译文,内容涉及政治、社会、
语言、戏剧、风俗、园林、教堂等。在该书所刊载的《赵氏孤儿》译文前的说明
中,珀西披露了他翻译这个英译本的意图:“此经典悲剧在杜赫德的《中华帝国
通志》上已刊有了两个英译本。我无意贬低那两个译本的价值,但我想说,我们
努力精确地保留中文原文的特点,之前的译者并不总是觉得有必要这样做。”②
18世纪,法国的启蒙主义思想传入俄国。受法国兴起的欧洲“中国热”的
影响,俄国也开始掀起了“中国风”的热潮。随着这个热潮,中国戏剧开始传入
俄国。这一时期,俄国译介中国戏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译作大多从法国和德
国等西欧国家翻译的中国戏剧作品转译成俄文,在俄国传播,并在俄国上演。有
的中国戏剧俄译本是几经转译,才在俄国出版流行。
1759年,俄国著名的剧作家和诗人苏马罗科夫(A. Cymapokob,1717—1777)
从德译本转译了元杂剧《赵氏孤儿》,该俄译文发表于俄国圣彼得堡的《勤劳蜜
蜂》(Трудолюбиваяпчела)杂志上,这是中国戏剧在俄国的最早译介。而这个《赵
氏孤儿》德译本原先是从法国传教士马若瑟1735年的法译本转译的。
1774年,刊载有《赵氏孤儿》剧本的法文版《中华帝国通志》被译成俄文,
中国戏剧《赵氏孤儿》也就有了新的俄文译本。在此后的1778年,俄国戏剧家
涅恰耶夫(В. Нечаев,1735—1793)将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翻译成了俄
文。该俄文译本采用诗体的形式翻译,在此前的《赵氏孤儿》俄文译本中显得高
雅富贵,因而广泛流传于当时的俄国宫廷和贵族上流社会。
18世纪,中国戏剧《赵氏孤儿》除了被译成法、英、德、俄等文字外,在
意大利和波兰等国也出现了该剧的改译本。1748年,意大利著名剧作家梅塔斯
塔西奥( Pietor Metastasio ) 将《赵氏孤儿》改编成意大利版《中国英雄》
(L’Eroecinese),四年后在意大利上演。梅塔斯塔西奥改编此中国戏剧是为了遵
循奥地利女王之命。为了博得女王的欢心,梅塔斯塔西奥对原剧本做了重大改动,
将原作缩减成了适合五人表演的三幕剧,并大量删除了剧中令人不快的人物和情
节。①因而,原作的复仇故事被改编成了供宫廷娱乐的大团圆喜剧。其主要剧情
如下:在鞑靼人入侵时,摄政王梁戈(Leango)救下了皇帝的遗孤,将其改名希
文(Siveno),而谎称自己的亲生儿子希文是皇帝的遗孤。后来,两位鞑靼公主
乌拉尼亚(Ulania)和丽辛佳(Lisinga)分别爱上了假希文(真皇子)和一位名
叫明托(Minteo)的将领。几经周折,公主们发现,假希文是先皇的遗孤,并非
梁戈的儿子,而化名明托的武将才是真希文。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真希文在
众人的欢呼声中荣登皇位。此时,合唱队引吭高歌,赞颂英雄梁戈。1752年春,
该剧首次在申布龙的皇家剧院演出,获得了成功。奥地利皇后亲临现场,观看了
表演。1753年,该剧在威尼斯上演,同样盛况空前。
1754年,在波兰的戏剧舞台上也出现了根据中国戏剧《赵氏孤儿》改编的波兰
版《中国孤儿》。该改译本是由波兰剧作家福尔·泰勒(Faure Taylor)翻译改编的。
18世纪,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远涉重洋,传播到遥远的欧洲,并在欧
洲各国广泛译介,这确实是震惊世界的历史性事件,也是中外戏剧文化翻译和交
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向世人充分展示了中国戏剧文化的巨大魅力和中华民族文
19世纪以后,《赵氏孤儿》在欧洲的译、编、演热潮虽然渐渐降温,但这个
剧本的新译本以及评论著作仍不断问世。如1973年,伦敦米特雷出版社(The
Mitre Press)出版了英国译者艾伦(Alan L.Wong)翻译的《赵氏孤儿》的全新译
本,该译本题为The Orphan of China: A Drama in Four Acts(《中国孤儿:四幕戏
剧》)。1923年,美国阿普尔顿出版公司(D. Appleton & Co.)出版的英国著名汉
学家翟理思著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中,对《赵
氏孤儿》有专题介绍。1937年,法国巴黎现代出版社(La Maison d’édition
Modernes)出版的李尤亚伟译著的《中国与法国的古典戏剧》(Le Théatre classique
en Chineet en France)中,有对《赵氏孤儿》的评论摘要,并对伏尔泰的改编本
《中国孤儿》与纪君祥的原作《赵氏孤儿》做了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