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唐太宗修《氏族志》

整个唐代,按唐代统治者的意愿共有三次官修谱牒,即:太宗时修《氏族志》,高宗时修《姓氏录》,开元中宗时修《大唐姓族系录》。
第一次是撰修《氏族志》。
关于撰修《氏族志》的情况,《古今图书集成·氏族典》卷二记载如下:“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凌迟,犹持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 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伤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自魏重士族,山东人士,自矜地望,婚姻多责财币,或舍其乡里,而妄称名称,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陵,太宗恶之。命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修编《氏族志》,征天下谱牒,质诸史籍,以考其真伪,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奸逆。”由上述两段引文可知,唐太宗组织高士廉等修编《氏族志》,主要是不满山东士族“自矜地望”“广索聘财”的风气,修编《氏族志》的任务是“刊正姓氏”,方法是“征天下谱牒,质诸史籍,以考其真伪”。
唐太宗任命宰相高士廉等高官从事《氏族志》的编修工作,表明唐代对官修谱牒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前代。《续通志·氏族略总叙》有曰:“历代有国谱局,唐世领以宰相,其郑重犹然若此。 ”高士廉等根据李世民的旨意,召集四方娴熟士族门阀世系的官吏学者,并广泛收集全国的家谱,考证其世系,将社会上族姓定为九等。 高士廉等考证各士族的世系,应该说是非常认真的。《休宁戴氏族谱》[崇祯五年(1632年)]收录了其家族被定为《氏族志》丙姓的简况:唐贞观年间,任右仆射中书门下三品的戴至德,根据唐太宗编撰《氏族志》的要求,将包含本家族得姓由来、历代世系以及祖先任官职内容的谱牒上报吏部,高士廉等按唐太宗“质诸史籍,以考其真伪”的标准,对其进行审核,然后得出结论:“谨考戴氏,实始于宋,开源不二,计代无差,至德所言,诚有所据,本朝至德世系,父胄仕至中书仆射,至德亦授门下三品,今臣等按知戴之为宗,旧门世录,素号儒雅,本朝名宦,亦着忠清,实为丙姓,可谓胄族者矣。 ”^①出身山东旧士族的高士廉等尽管对考证各士族情况非常认真,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吃透唐太宗“刊正姓氏”的用意,仍遵从社会习尚,在《氏族志》初稿中,将山东旧士族崔、卢、李、郑等列为第一等,引起唐太宗的极为不满,他批评高士廉说:“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 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 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义道清索、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 今崔卢之属,唯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公卿以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 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 ”^②
受到唐太宗批评后,高士廉等以“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崇树今朝冠冕”为指导思想,重新修订《氏族志》。 全书将全国族姓分为上、中、下3等,每等又分成上、中、下3个层次,共9个档次,简而言之分为九等。《氏族志》自贞观六年(632年)开始编修,经6年,至贞观十二年(638年)完成,全书合293姓,1 651家。《氏族志》是一部重新确定不同姓族社会地位的谱牒,它将李氏皇族列为第一等,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士族崔氏等则抑为第三等。《氏族志》编修完成后,即向全国颁布,它从立法的角度对社会上各族姓的地位重新进行排列。《氏族志》提高了皇族李氏和关陇新贵的政治地位,打击了山东崔氏等旧士族的势力,形成了一个以李氏皇族为中心,功臣、外戚为辅佐, 包括了非士族出身的新贵以及原有旧士族在内的新的庞大的士族集团,有力地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

李世民

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贞观氏族志》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