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响极大的《茶馆》

1958年3月,“人艺”演出了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茶馆》。这是继1951年《龙须沟》成功演出后,老舍先生为“人艺”奉献的又一部力作。郑榕在剧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之一常四爷,这也是他在《雷雨》扮演周朴园之后接演的又一部大戏。
《茶馆》上演之后,同样引起了极大反响并获得了好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一度引起轰动的《茶馆》却经历了停演、改编、复演,直至改革开放后的复排及出国巡演的漫长过程。郑榕也从1958年初演《茶馆》时的34岁演到了1992年的68岁。因此郑榕称,和演《雷雨》一样,《茶馆》也是自己演艺生涯中演出时间最长的戏。剧中对常四爷这个角色的塑造,更是自己在演员修养和演技上不断成长的过程。

郑榕在《茶馆》中塑造的不同年龄的常四爷形象

(一) 《茶馆》的诞生
对于《茶馆》,郑榕说,还得从《茶馆》的诞生谈起。他说,《茶馆》是老舍先生在完成《龙须沟》后为“人艺”创作的又一部力作,也是老舍先生“钦点”由焦菊隐先生导演的又一部话剧。因此,提起《茶馆》,首先应该说的,就是老舍先生。
老舍先生是位热情、勤奋、多产的老作家,他和“人艺”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与默契。在郑榕的印象中,当年老舍先生经常把写作的初稿或构思拿来和剧院的同志们交流看法。郑榕还记得,我国第一部人民宪法问世后,老舍先生即写出了多幕剧《一家代表》。之后交给了“老人艺”来排演,只不过后来这部剧并没有正式演出。
老舍先生知道后,毫不惋惜地将剧本扔进了废纸篓,并且说,一个作家,不能怕失败,每失败一次,一定有一些教训,而教训就是长进。
在全国初次普选期间,老舍先生又写了一个以普选为题材的剧本,时间从戊戌政变——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当时老舍先生是想通过几个不同时代的对比,揭露批判旧时代的假民主,歌颂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真民主。剧院领导看了老舍先生送来的剧本稿子后,当即向他建议说:不一定非得写“普选”,索性通过一个茶馆的变迁,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变化。
老舍先生回去以后,没有多久,就把《茶馆》写出来了。初稿拿来后,没有经过什么大改动,就进排演场了!郑榕觉得,这是因为老舍先生对剧中人物非常熟悉,就如他本人说的,我可以给他们测“八字”!所以他写起来得心应手。
(二)去小茶馆体验生活
排《茶馆》之前,仍然是要下去体验生活,因为焦先生要求大家一定要从生活入手。那个时候,北京还有一些小茶馆。大家下去体验生活时,在东城交道口那儿有一处曾经是大茶馆的遗址正在拆修。大家赶过去看了,门前高竖两根旗杆,里面很深很大。后来电影《茶馆》的背景就是根据这座茶馆当时的样子设计的。
郑榕下去体验生活时,一开始先去了几个小茶馆,最后选定的是东四的一家。那家茶馆的房间很小,而且比较阴暗。整个茶馆就三四张桌子,喝茶的人也不多,还大都是常客。郑榕去时,猛地看见他这么一个穿着干部服的陌生人走进来,一时茶馆里的人便都不言语了。所以开始很僵,他和茶客们也搭不上什么话。
连去了几天后,大家放松了不少,他也能够和人聊天了。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年岁很大,身材魁梧,满脸皱纹,总是爱一个人坐着的老人。郑榕发现他总是在阴暗的角落里,木然独坐,从不开口说话。郑榕去的次数多了,便坐到他跟前和他同桌喝茶,想法和他攀谈。开始他根本不理郑榕。终于有一天,他小心翼翼地跟郑榕说了一句:“他们(指解放军)这都是打南边过来的。”郑榕听了一愣,开始还没弄明白他的意思,后来他才悟到,原来这个80多岁的老人头脑里装的还是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时的事呢!从他的脸上,郑榕体会到一点儿常四爷在第三幕中忧国忧民的心理状态以及他老年时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不满和谨慎的心情。
(三)《茶馆》曾一度停演
1958年3月,《茶馆》开始公演,立即引起轰动。然而尽管它的演出在文艺界引起不小的反响,但毕竟与时代不太协调。有人说《茶馆》宣扬了“一代不如一代”“今不如昔”的论调,并认为作者有怀旧思想,对没落的封建贵族寄予了极大的同情。
于是剧院很快组成了一个小组,研究改动方案。当时研究后认为《茶馆》全剧缺少一条贯串的红线,于是便在剧中加写了一些学生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内容,全剧的结尾也改为学生们上台贴标语,常四爷张罗着送开水等情节。但这些显然都是硬贴上去的东西,和老舍先生表达的格调极不协调。
1963年5月,《茶馆》按照修改本二次上演了。
(四)演常四爷
开始郑榕接受常四爷这个角色,只是对他的外形很感兴趣。因为他总也忘不了青年时代看过的一出清装戏,戏中那个角色长发辫的形象、优美的身段,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联想到常四爷,郑榕最初想到更多的是他漂亮的服饰和硬汉子的性格,甚至还想在长辫子上找点儿戏做。这样的艺术创作自然不会成功。因而郑榕说,由于没有深入挖掘人物思想的发展和社会的关系,结果造成表演上的张牙舞爪和高声粗气。
通过总结,郑榕认识到,常四爷在剧中也算是个正面人物,他为人正直又爱国,还好打不平,是条硬汉子。但要在剧中体现常四爷的“硬”,也要结合一定的历史背景,结合人物性格的发展来考虑。因为戏剧主要表现人和社会环境的斗争,性格只能通过人物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行动才能体现,所以扮演人物不能脱离社会背景,也不能固定不变。塑造常四爷如果单纯地“硬”,就会形成一般化、概念化的表演。
后来在不断演出的过程中,郑榕努力使自己进入真实体验,研究和感受当时的环境和人物的动作,这才逐渐掌握了一些人物思想性格的变化起伏。如第一幕有这样一段戏:
松二爷:好像又有事儿?
常四爷: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嘛?
松二爷:您说的对!
二德子:你这是对谁甩闲话呢?
松二爷:我说这位爷,您是营里当差的吧?来,坐下喝一碗,我们也都是外场人。
二德子: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常四爷: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二德子: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
在这段戏里,开始郑榕从不服软出发,跟二德子针锋相对,毫不示弱。后来发现这和人的思想动作并不符合。常四爷到茶馆来是为了消遣会友,不是想来打架惹事的。开始是安慰松二爷,因为他胆小怕事,触怒了二德子是出乎意料的。
二德子发话以后,常四爷首先想的是息事宁人,并不想接受他的挑衅,但是毕竟年少气盛,提到英法联军占了圆明园就动了火,声调也高了,使二德子下不来台。二德子是个场面上的人,大庭广众之下不能丢这个脸,这才上来交手。
这是一场遭遇战,假使常四爷开始就对二德子冷嘲热讽,这场架就是由常四爷挑起来的了。这样不但离开了人物的动作主线,而且会损害常四爷的形象。所以郑榕把这段戏处理成意外、躲闪、对英法联军的不满和最后交手时的临危不惧,这样表现常四爷的“硬”,就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他的思想性格。
在第二幕里,常四爷经历了牢狱的折磨,清朝变成了民国,旗人头朝下了!换上短打卖菜了!王掌柜也差点没认出常四爷,他在台词中也一再表达:
我卖青菜了,自食其力,不含糊!
铁杆庄稼没有了,还不卖膀子力气吗?
现在每天早上起五更。弄一挑子青菜,绕到十点来钟就卖光。凭力气挣饭吃,我的身上更有劲了!什么时候洋人敢再动兵,我姓常的还准备跟他们打打呢。
以上这些话说明他对生活增加了勇气和信心,这一场戏的基调应该是乐观的,他和王掌柜的见面和松二爷的相逢都是喜事。此时此地常四爷的“硬”应该表现在豪情满怀上。撞见两个穿灰大褂的特务以后,应该表现他的老练成熟,不应强调他的火气外露。他的生活经历告诉他:这些人算不了什么,但又不好轻易得罪他们,所以说话时骨子虽硬,却又不能让他们抓到把柄,这样才能看出这十几年的经历在他性格上引起的变化。
到了第三幕,常四爷已是70多岁的人了。军阀混战,国民党投降卖国,几十年的经历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在他心上也留下了创伤,像一头垂死的老兽,他不再轻易咆哮,也想避开群兽穴居的山林,他把多少郁闷不平都深深地压在心底,不再轻易透露。
常四爷和秦二爷意外相逢,他从眼前秦二爷的变化和遭遇中,仿佛也照见了自己的一生——时代的黑暗,历史的无情,毕生的挣扎,希望的幻灭,不禁搅起了他心底的往事,他开始坐不住了。听着王掌柜一字一泪的控诉,就像是在他心底里暗藏的余烬上投下了一根根干柴,微弱的火星再度点燃起来,心底的话憋不住了。终于倾吐出来:“盼哪,盼哪!我盼着谁都讲理,谁也别欺负谁!”
这时才又闪现出他那硬汉子的性格,就在这一刹那,老友在刑场上就义的情景又闪现在他的眼前,他不自觉地鸣出不平:“可是我那些老朋友们,一个个地,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给杀了!”他说这段话虽然是愤懑,但是一生的经历仍在提醒他切记“莫谈国事”!所以,这个饱经辛酸的“硬”汉子还是心有余悸的。说的时候,不应是大声疾呼,而是压低嗓门儿向王掌柜和秦二爷讲。
因而在最后,他只能借撒纸钱来凭吊晚年,来诅咒那个吃人的旧社会。此时,这个硬汉子的“硬”有如火石撞击钢镰冒出的火花。只能随着火光一闪转眼即逝了。
总之,通过常四爷这个硬汉子三个不同时期“硬”的表现,会使人感到在他身后那个社会的巨大黑影。观众看到的是人,想到的却是整个社会背景,这就是老舍先生笔下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所产生的艺术效果。
此外,郑榕对常四爷不同“硬”气的理解,也经历了初演、复演、拍电影等历程。记得一开始进排演场之后,郑榕只想着演个“硬汉子”,所以老是提气挺胸,横眉冷对。“文革”以后,开始为演出录了像,后来在1982年,电影《茶馆》开拍前,郑榕先看了录像。第一次看到他在台上舞眉弄眼,张牙舞爪的样子,立时羞愧得无地自容。
经过反复思索,他才悟出是对“硬汉子”的理解出了毛病。原来常四爷在第一幕中是个旗人小官吏,他坐茶馆是为找乐去的,茶馆是那个时代唯一的文化场所。老舍先生曾说过:“茶馆里有着高度集中的文化。”在封建统治时期的旧中国,一些人的智慧无处发挥,便集中精力去研究喂鸟、养鸽子、斗蛐蛐、放风筝什么的,还有赏鉴鼻烟壶、品茶、酒、饭菜高低等事儿上。在茶馆里还可以听到各种新闻,学到各种知识,因而常四爷绝不是为了寻衅斗殴才去茶馆的。
还有在第三幕结尾时,王掌柜、常四爷、秦二爷在一起的那场戏,于是之有一句话提醒了郑榕。他说,三个老头这时不是“悲”,而是“喜”,因为面对死亡,一切压在思想上的重负都得到解脱了!这正是老舍先生的独特风格。老舍先生经常是在喜剧中带着眼泪的。老舍先生在“文革”初期的惨死发人深省。在他的传记里曾提到他父亲的死:一个普通的旗人库兵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为保卫一个粮店而战,死后连尸首都没有找到,家里人只拿回他的一只布袜子,这个普通旗人的形象更使郑榕获得了常四爷的灵魂,这个角色也不再是概念化的了。
(五)《茶馆》问世后引人瞩目
1958年,“人艺”演出了《茶馆》,作品刚一问世,就引起文化界的瞩目,中外为之震动。大家普遍认为《茶馆》有三绝:
(1)剧本仅用了3万字,就写出了横跨中国48年的三个历史时代。
(2)人物众多。有名有姓的近50个,连无名无姓的也算在内约有80多人之多,因此后来《茶馆》在西方演出时,他们就有人说:“我们演不起这样的戏,用的演员太多了,雇不起!”
(3)台词精炼,性格鲜明。剧情没有按照一个完整的故事去发展,而是用一些小人物生活上的变迁来反映社会的变动,用老舍先生的话来说:“人物虽各说各的,可是又都能帮助反映时代。”
《茶馆》不但在艺术上满足了人们的审美要求,而且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而在西方德国、法国,以及在日本,《茶馆》的演出则更是引起强烈的反应。追其原因,我们可以从一位外国专家在“人艺”的谈话中得到部分解答。
这位被称为石兰先生的外国专家试图把老舍先生的《茶馆》与布莱希特的理论做一比较,他认为二者有共同的特点,并总结出如下三个方面:
(1)史诗性的结构。《茶馆》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那种“情节——高潮——解疙瘩”的传统形式。老舍先生不想通过某些情节,或某个英雄人物来制造感情,打动观众;而是以历史为中心,围绕茶馆展开历史现象,这比一两个家庭反映的问题要丰富得多。表现社会与人的矛盾,可以提高观众对社会的观察力,从而打开面向未来的目光。
(2)老舍先生的戏,有一种平民风格。他从社会的底层来观察社会。
(3)老舍先生没有直接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只是反应在字里行间之内。好坏摆在舞台上让观众自己去思考、认识,没有直接告诉观众应该如何如何去做。
(六)《茶馆》的艺术感染力
郑榕认为,《茶馆》获得成功,离不开它的艺术感染力。他说,记得《茶馆》在西德演出期间,《莱茵报》上有篇文章写道,《茶馆》表现了喜剧性和悲剧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艺术特色。文章的作者认为,这样的现实主义才使这一暴露黑暗的戏,不失其开朗的一面。这篇文章说出了老舍先生剧作的一些特点。
《茶馆》按照生活本来样式精确细腻地描写现实,真实地表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一部代表作。在德国演出获得成功,说明现实主义仍有很大感染力。外国观众为什么喜欢《茶馆》?郑榕说,老舍先生曾谈到以下几点:
第一,巨大的概括力。老舍先生通过《茶馆》的三幕戏,叙述了三个历史时代的变动。他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50年来的变迁。西方报纸评论说,三幕戏表现了50年,它不是情节戏,是社会的三个横断面。一位德国朋友反映:它像是一个历史画卷,可以和《清明上河图》比美。围绕茶馆展开的社会现象要比表现某个英雄人物或一个家庭矛盾的戏要广泛得多。它着重写社会与人的矛盾,全面地表现了一个社会的症结所在。
第二,不是描绘个别英雄式的上层人物,而是写出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吗?”
在舞台上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这个问题在西方比较重视。他们比较注意通过一般人民的生活反映具体的社会问题。在法国,目前正在进行各种探索,其中也有这一条,就是如何使戏剧冲破知识分子的圈子。努力争取扩大观众面,尽管遇到不少问题,这种探索的倾向还是好的。
他们为什么喜欢《茶馆》?因为是中国人民的声音,这部戏展示了人民的希望。西方知识分子现在存在很大的苦闷,是看不见前途。因此舞台上出现的人物往往是比较阴郁的。他们对中国抱着一种好感:你们这么大的一个民族,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今天还能有奔头,有一个方向。他们喜欢看反映人民大众生活的戏,这也是《茶馆》受到西方观众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不着重用结构情节吸引观众,而是把一些典型片断放在舞台上,使观众对戏的发展有思考的余地。“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这个戏突破了过去那种用一个情节发展到高潮,最后得到解决的老办法,即是叙事式的展开。使很多人物用之即来,挥之即去。还有就是有很多的片段,很多的高潮,但最后问题并没有解决。而这种创作的写法在西方很受欢迎。
郑榕说,《茶馆》的艺术感染力在于它没有直接告诉观众应该如何去做,而是借戏剧为媒介,引起观众的深思——这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他们看完《茶馆》这个戏之后,明白了中国为什么要革命,要走这条道路。而《茶馆》给他们这样的启发,不是强制的,是真正反映了生活,是艺术的真实性启发了他们。他们对大傻杨特别喜欢,除了因为这是中国民族形式外,和他成为一个舞台和观众之间的引线人也有很大关系。
焦菊隐导演生前曾谈到,戏剧表演是否具有浓厚的民族味道有五个特点。其中之一就是:“人物的重要心理活动,是否也用形体动作细致地形容出来。”在我们的戏曲表演里,很多内心独白和潜台词,都是通过眼神和人物的形体动作表达出来的,可说是手段丰富多样。
而话剧就比较简单单调。戏曲演员在台上能一边想,一边听,一边做。不像话剧的表演,听完再想,想完再说,又瘟又拖。戏曲表演艺术,有时以声取胜,有时以无声取胜,更多的时候是以无声来补充、丰富、衬托和强调有声。
英国名导演布鲁克先生看了《茶馆》后说:“在这种表演方法中你们是一流的,你们克服了表演情绪过火和瘟的毛病。”他称赞我们:节奏紧凑,性格鲜明。这说明过去我们跟焦菊隐先生向民族传统学习的实验是取得一些成绩的。
总之,巨大的概括力、写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不着重用结构情节吸引观众,以及学习民族戏曲的表演,构成了《茶馆》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