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东都发愿文》考略

在敦煌写本中发现的发愿和忏悔的佛教文书中, 最为引人注 目的文书之一,就是P. 2189号写本。该文书题跋中(第169行)写有 其标题《东都发愿文》。梁武帝(502—549年在位)于其中则以其名 萧衍而称呼。该写本中表示的发愿和忏悔行为向我们表明,这位最 大的佛教保护人之一的皇帝,是在何种程度上将自身比作菩萨的。 在其他那些被称为《忏文》的文献中,梁武帝则又自称是“菩萨戒弟 子皇帝”。他确实于公元519年接受了慧约法师为他举行的菩萨戒。 如果道宣曾看到了这一切的话, 那么他肯定会将我们的写本收入 其《广弘明集》(《大正藏》第2103号,卷52)中。但这卷绝无仅有的文 献,似乎是仅仅存在于敦煌写本中。
该写本的开头已残缺, 但它仍为我们保留下了167行文献,以 及3行题跋和抄写者的名字令狐烋宝。早在《敦煌秘籍留真》中,神 田喜一郎就已经发表了其中的10多行文书及题跋; 谢和耐先生于 其《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中,也指出了这卷写本对于理解在 社中分配布施问题的重要意义。正如谢和耐先生指出的那样:“萧 衍倡议的社,并不仅仅是将财富充公,以用于一种具有宗教特点的 目的,它的目的是创造一种各种人的同等地位。”
近来,饶宗颐先生又写了一篇有关这卷写本的文章。他特别研 究了写本的题跋、历史问题和抄经人令狐家族。对于该家族,饶先 生将抄经人令狐烋宝考定为稍后成为敦煌郡守的令狐休。此外,饶 先生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份由令狐家族成员所抄的佛经和其他佛教 文书的统计表。
该写本题跋中告知了我们这卷写本抄写的时间和地点, 但正 如大家将要看到的那样,它也提出了其真实性的问题。下面就是梅 弘理先生对饶先生文章的译文中提供的题跋全文:
大统三年五月一日,中京广平王大觉寺涅槃法师智严供养《东 都发愿文》一卷,神奉明王殿下,在州施化。齐(斋)于(有)称之世, 流润与姬文同等。十万众生(同?)舍生同于立愿。令狐烋宝书之。
大统三年(537年)属于西魏文帝在位期间。它相当于梁武帝在 位期间的大同三年和东魏天平四年。然而,题跋中指出了文书的标 题《东都发愿文》。它又告诉我们说,该文是智严法师向中京大觉寺 奉献供养的。饶先生正确地指出该“中京”应为洛阳^⑩,它直到534年 始终为北魏的京都。从这一年起,魏帝国分裂成了东魏(其京师首 先在洛阳,又于534年迁至邺)和西魏(京师在长安)。据饶先生认 为,“东都”系指梁王朝的京师建康(南京),因为西魏可能始终保持 了对梁王朝一定的尊重,它们都视梁都为“东都”。非常遗憾,饶先 生没有为支持这种断言,而提供任何参考资料。^〔11〕
但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置于梁武帝名下的该 愿文被奉献到洛阳,而不是其家乡建康呢? 饶先生提出了如下的答 案:“据《周书·独孤信传》记载,这位西魏的将军在一次战斗中被打 败,于是便投奔梁武帝。他在那里停留三年并变成了武帝的朋友。 经过这3年之后,独孤信返回了西魏。”这件事发生在“大统三年 秋”。将军首先来到长安,然后率一支军队进入洛阳。^〔12〕因此,在大统 三年十月间,当独孤信进入洛阳时^〔13〕,梁武帝的这些愿文被奉献到 大觉寺就已经有5个月的光阴了。饶先生告诉我们说:“如果大家考 虑到联系独孤信与梁武帝之间的友好关系, 那么大家就可以理解 西魏和梁之间关系是什么样的性质了。如果该文一直传到了西部 地区,并且是由令狐烋宝所抄,那么这就完全不是一种偶然的事实 了。”但应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在537年五月间,北魏故都已落入了 东魏而不是西魏的管辖之下。然而,在我们的写本中使用了这后一 个王朝年号的名称。如果我们接受饶先生的假设,那么这一切就意 味着独孤信进入洛阳一事,是在5个月之前,由法师智严及其信徒 们准备的,虽然洛阳当时已由东魏占据。因此,这是一种非常复杂 的抵抗事件,因为除了东、西两魏,南皇(武帝)也牵涉进来了。但在 目前已掌握的文献中,我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无论如何,梁王朝 与东魏之间,在某些时代同样也具有友好关系。龙门石窟的题识清 楚地证明了政权的变化。我们于其中发现了西魏大统年号的名称, 即从大统三年十月起直到大统九年。这后一年(537年),洛阳又被 东魏人收复。然而,在古阳石窟中,一直到537年10月间,我们仍会 发现东魏天平年号的名称(天平四年),而不是西魏大统年号的名 称。^〔15〕这就是说,至少是在题记中,人们仍忠实地遵循洛阳政权的变 迁。
因此,该题跋与我们通过其他地方而获知的情况相矛盾。这样 一来,就提出了该文的真实性问题。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篇伪文, 它可能是炮制于同一时代或稍晚, 由于政治和宗教原因而被归予 了梁武帝。^〔16〕只要我们没有充足的证据,这一问题就仍留作悬案。无 论如何, 我们的写本也包括一些有关这一名同时为国家首脑和佛 陀弟子的佛教徒之行为的重要内容。这是将宗教和治国方式相结 合的一种极好例证。至于我们在这一绝无仅有的文献中发现的内 容,我们也会发现它们分散在汇辑于《广弘明集》和佛教编年史的 不同文献中。但在我们的写本中,有关梁武帝佛教崇拜行为的内容 却都汇辑起来了。
我尚需要指出我们写本的内容,大家可以把它分成3大部分:
(1)忏悔行为。萧衍面对三宝(佛、法、僧)而忏悔其错误并表示 悔改。他请天神、仙、“善神”等^〔17〕前来证明其忏悔行为的真诚性。他 发愿将会被永久地消灭其罪孽。他也请求佛、神等的保佑。我们可 以从中读到:
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 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 切尊法,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圣僧,证明弟子萧衍今日 至诚发露^〔18〕,惭愧忏悔。愿从罪恶皆得消灭。今日至诚,自 立誓愿。仰愿普垂证明、普垂拥护,使弟子萧衍生生世世, 不失今日之心,不失今日誓愿。誓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 天,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天,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 诸仙,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聪明正直善神,又十方不可 说、不可说无边幽显一切大众^〔19〕,共同证明萧衍今日至诚 发露,惭愧忏悔。^〔20〕
507年,武帝召集了所有的僧侣,以编写禁止和尚们吃肉和喝 酒的经文(《断酒肉文》)。他在本文中也是以其名而自称:“弟子萧 衍,又敬白大德僧尼诸义学者一切寺官,弟子萧衍于十方一切诸佛 前,于十方一切尊法前,于十方一切圣僧前,与众僧尼共同约誓。”^〔21〕 但在我们于《广弘明集》中发现的那些同时代的文献中,在对魔鬼 讲话时,采用同样方式的人是简文帝(550—551年执政),此人是武 帝的儿子。他于四月八日的发愿文是为了帮助人类信仰宗教。该文 是这样开始的^〔22〕:
弟子萧纲,今日建斋设会,功德同缘。归依十方尽虚 空界一切诸佛,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归依十方圣 虚空界一切圣僧。
全文是这样结束的:
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 尊法,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圣僧,咸加证明,又仰愿十方 尽虚空界一切诸天,仰望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仙,仰愿十 方局虚空界一切聪明正直守护一切善神^〔23〕, 又愿今日现前 幽显大众^〔24〕,咸加证明。今日誓愿使弟子萧纲得如所愿满菩 提愿,一切众生皆悉随从,得如所愿,愿皆礼一拜。(《大正 藏》第2103号,第52卷,第324页)^〔25〕
(2)发愿。在其忏悔之后,皇帝表达了与其菩萨的大慈悲有关 的所有愿望。
①要求灭其罪恶时,皇帝发愿不食“众生”^〔26〕,既不喝乳,又不喝 蜜,甚至在梦中也如此。从这一天起,在生生世世地在受鬼魔的强 迫,从事非道和非梵时,他将要求回忆起他的本愿,如佛愿和菩萨 愿。他还要求,由于佛陀的慈悲,智慧将永远和他在一起,“如莲在 水不著”(污泥)^〔27〕。大家可以读到这样一段文字:“若未有识知,本得 本心,或以乳,或以蜜,或以鱼,或以肉,化诸生类以相逼饮者,愿使 弟子萧衍口即噤即烂。若若相逼、强舌卷入,喉终不可开。令被惭 愧,慈悲心渡,食生类毕竟永逝。若有人云以水饮、以菓来,心生欢 喜,口即开。是皆成甘露,微妙之药,入甘口凉,心身慧净。气力充 溢,慈心普遍,一切四生。^〔28〕不敢食,皆心慈心相向。”^〔29〕
我们在上文提到的《断酒肉文》中,就已经发现了同样的内容:
弟子萧衍,虽在居家不持戒,今日当先为誓,以明本 心。弟子萧衍,从今以去,至于道场。若饮酒放逸、起诸淫 欲,欺狂妄语,噉食众物,乃至饮于乳蜜及以苏酪,愿一切 有大力鬼神,先当苦治萧衍身^〔30〕,后将付地狱阎罗王与种 种苦。乃至众生皆成佛尽,弟子萧衍犹在阿鼻地狱中。^〔31〕
我们知道,武帝在517年,已禁止为祭祖和祭天而宰杀牲畜。他 同样也禁止医生们使用“众生”制药^〔32〕。一般来说,当时在僧众中不 禁止喝乳、蜜和酥酪。我于此认为,皇帝是希望更严格地要求他自 己,以表示其善意。非常奇怪,据稍晚于其时代的编年史记载,皇帝 在宴驾时可能曾要喝蜂蜜,但未能获得之。^〔33〕
②为所有家庭成员发的愿。武帝发愿,“一切会”的“功德”,都 有利于其已故先父文帝及其已故母亲献后, 其已故皇兄长沙宣武 王^〔34〕、亡故二兄永阳照王^〔35〕。他还发愿,这种功德会利益其家庭,“过 去一切尊卑眷属”^〔36〕、“现前一切尊卑眷属”^〔37〕,“无始以来至于今身过 去一切本生因缘……尊卑眷属未出四世”^〔38〕。为了他们所有人,武帝 仰愿他们前世中所造的全部罪孽都被清灭, 他们能够摆脱所有的 苦厄和所有执著。他同样也仰愿他们永居净土,具有佛智、获得佛 境和拯救无限生灵^〔39〕。
因此,发愿文都受到了“孝”道伦理的启发。我们特别是在敦煌 写本中发现了为已故眷属祈福的内容。但全面来看,大家仅仅讲到 “七世父母”。因此,我们可以说梁武帝的发愿文,要更为广泛和更 为重要得多。这是菩萨与有关普度之佛教观念和中国的孝道观念 相结合的例证。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大孝”^〔40〕。
③菩萨大愿。我于上不远处提到武帝受戒并发菩萨愿。众所周 知,在菩萨愿中,所追求的目的不仅仅是自我解脱和使其家庭成员 获得解脱。仅仅如同中国的理想国王那样,“像父母照顾孩子们”一 样地保护其臣民尚不够。菩萨的职责要比一名对其子女充满仁慈 的皇帝的职责更为雄心勃勃。菩萨的慈悲不仅仅保佑本世的人,而 且也保佑往世和来世的人。在有关本世人的问题上,便是指“出家 人”、“在家人”以及显幽生灵^〔41〕。此外,菩萨希望救度普天下四类一 切众生。“皇帝菩萨”^〔42〕,在我们的写本中已由武帝的发愿而得以说 明:
又愿以今日一切会功德,愿今日率士(土)一切臣民^〔43〕、 水陆空行一切四生^〔44〕,今日北虏^〔45〕受爰及未宾之地^〔46〕,水陆 空行一切四生。乃至三界六趣,前昼前际,后昼十方尽虚 空界,于其中闻一切四生。今日莫不同集此会。虽复形有 限碍心神,莫不俱到^〔47〕。今日平等,无复恕亲。如是一切皆 善知识。乃至道场,无分别想。愿此会无边四生,若有种种 众苦,乞以弟子萧衍之身,皆患代受若有地狱等,乃至无 闲众生不能忍,弟子萧衍誓入如是种种地狱,代一切四生 受如是苦,愿一切四生皆得业乐。^〔48〕
此外,武帝发誓要皈依那些“难化者”,救度那些“难回者”。
弟子萧衍誓使难化者化、难回者回、难调者调、难伏者 伏、难入者入、难得斋者斋、难度者度。皆此一切四生,皆悉 随从。弟子萧衍心之善,愈灭一切兵恶,意灭一切饥饪恶, 意灭一切水旱尽恶,灭一切疾病恶,尽灭一切草木恶,尽灭 一切云雾恶,尽灭一切地狱灾恶,尽灭一切风火恶,尽灭一 切贪得恶,尽灭一切嗔苦恶,尽灭一切痴恶……^〔49〕
为了救度一切众生,皇帝发誓不在一切众生之前,获得最高菩 提。只要有一个生灵尚未获得佛地,他就要发誓要留在生死轮回之 中,一直到其他一切众生都不再停留于那里时为止。这就是“菩萨 本愿”。
(3)利用无庶^〔50〕施会的机会而大施。对于这种布施,谢和耐先生 指出了分配财富的思想。在我们的写本中,武帝三次重复了这样的 话:
又愿今日此无遮大会,若有一豪随喜、一豪劝助者, 弟子萧衍今日与此一切等共和合,无分别想、无分时,共 成一物、一共、一会、一心、一意。愿此二随喜愿助者,各各 合受今日无遮大会,功德满足。如是大愿满足,如是大功 德满足,如是大智慧满足,如是大神力满足,如是不思灭 无上大果。^〔55〕
据《南史》《梁书》那样的断代史著作,以及诸如《佛祖统纪》那 样的佛教编年史著作记载,武帝的佛教活动应列举出如下几项:
504年:其执政的第三年,颁布“舍道事佛”敕旨^〔56〕。
507年:发断酒肉之愿^〔57〕。
519年:四月,受菩萨戒^〔58〕。
527年:舍身^〔59〕于同泰寺^〔60〕。
529年:九月,皇幸同泰寺并设“四部无遮大会”。他脱去了御服 而披起了“法衣”,行“清净大舍”。接着,他便“升讲堂法坐”为大众 开《涅槃经》。由于他已舍身于寺,所以其所有大臣们则必须以数亿 钱为他赎身。十月间,皇帝还宫^〔61〕。
530年:四月,皇帝幸同泰寺,设平等会^〔62〕。
531年:十月,上幸同泰寺,升法坐,为四部众说《涅槃经》;十一 月,上幸同泰寺,升法坐,为四部众说《般若经》^〔63〕。
533年: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64〕。
535年:三月,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四月,幸同泰寺,铸十方^〔65〕 银像,并设无碍大会^〔66〕。
536年:三月,帝幸同泰寺,设平等法会;九月,幸同泰寺,设四 部无碍法会;十月,幸同泰寺,设无碍大会;他于同月诏大举北侵^〔67〕。
537年:夏五月癸未^〔68〕,幸同泰寺,银十方金铜像,设无碍法会; 八月,幸阿育王寺,设无碍法喜食^〔69〕。
544年:三月,于皇基寺设法会。
546年:三月,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大正藏》第768号), 仍施身;四月,仍于同泰寺解讲,设法会,大赦^〔70〕。
547年:三月,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舍身;夏四月,群臣以钱 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 僧众默许^〔71〕。所有这一切都与过去的529年 一样。
因此,梁武帝曾多次亲自设会。这些会具有各种不同的名称, 但它们似乎都具有同样的意义, 诸如“平等法会”、“无碍大会”和 “无遮大会”等。那些被称为“四部无遮大会”和“四部无碍大会”者, 则是指为“四部”(比丘、比丘尼、近事男和近事女,也就是说佛陀的 全部信徒们)举行的无遮大会”。在我们的写本中,所谓“无遮大会” 也被叫做“一切会”,我暂时尚不知道这里是否确实是指同一种会, 其中也可能具有重要区别。因此,我仍愿意保存其不同的名字^〔72〕。在 本处,只要指出题跋中所记载的梁武帝于同一月和同一年^〔73〕,组织 了一次于我们的写本中叫做“无遮”的“无碍法会”就足够了。这里 是一种偶然情况吗?
在由《广弘明集》所汇集的文献中,我发现了一篇利用533年利 用萧子显设会的机会,而写的文章^〔74〕。其中指出,在大通五年(533 年)^〔75〕二月二十六日,皇帝设“道俗无遮大会”,但《南史》中却记载为 “四部大会”。在参加者中,除了道俗四部,还提到了“男官道士”、 “女官道士”、“白衣居士”^〔76〕、波斯和于阗使节以及“北馆归化人”^〔77〕 等。该文也告诉我们说,这一天,继皇帝和太子之后,大臣和直到平 民百姓,每个人都“随喜”。皇帝与所有这些进行布施的人都发大 愿。萧子显补充说:“上并与其人同发大愿,别人愿文。”^〔78〕因此,武帝 明显是利用其设会的机会而写了一篇发愿文。我们所掌握的正是 这类文献的一种例证,这就是敦煌写本中的文献。我们可以认为其 标题为《东都发愿文》的写本,确实是武帝利用其设会的机会,而写 的发愿文之一。文中仅仅由其题跋提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