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编纂《中国近代通史》的基本思路

据前所述,编写《中国近代通史》,在宏观思路和总的架构上需要有新的面貌,在具体论述上需要尽可能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积极成果。在著作性质上,首先它不是专史,不是仅仅面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其次,它不是一般的通俗著作,不能仅仅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它是由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研究者写作的通史类著作,它能够在体系上以及具体论述上满足专业研究者的一般需要,它能够满足县处级以上干部对中国近代史读物的基本需要,它能够满足大学生、研究生对寻获一本中国近代史基本参考书的需要。在目前,这样的基本参考书,还是难以寻觅的。郭沫若、范文澜、胡绳、刘大年等前辈学者,他们当年编写中国近代史的初衷都是如此,可惜未能实现;即使当年实现了,也还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修订。
撰写这样一本《中国近代通史》,在基本思路上应该注意如下几点:
一、 明确中国近代史的分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起,分为中国近代史(1840—1919)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两个时期,直到现在,大学里还是这样分别设置教研室,分别讲授课程的(已经有一些大学,如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系基本上取消了这样的研究室设置,还有的大学历史系正酝酿取消)。实际上,这样的分法,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新中国建立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对于1949年上溯至1840年那一段中国历史,我们现在是看得更清楚了,我们应该有更好的认识和解说。总起来说,应该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打通来研究,这不论对中国近代史还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不论对于中国革命史还是中共党史的研究,都会有好处。在大学课堂里也应该打通来讲授。不要再人为地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界。《中国近代通史》要打破以1919年为分界的老框框,要写出1840—1949年的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来。
中国近代史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分支学科,要回答下列问题:中国如何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较之封建中国有什么不同,外国侵略给中国社会怎样的打击,又给中国社会什么新的东西;近代中国社会怎样形成了区别于封建中国的社会阶级力量,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又如何决定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影响这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思想演变,推动这个社会逐步向新的发展阶段转型;在社会的深刻转型过程中,在新的社会物质力量主导下,改良,尤其是革命如何成为社会深刻转型的动力,以及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力量怎样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斗争,去争取中国的民族解放,去准备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条件的,等等。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110年历史来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到了20世纪初(大约在1901—1920年),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到谷底的时期。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此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于先后取代旧势力,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思想文化、民族关系、边疆状况以及社会问题都有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中国近代史不停止在1919年,而是打通来看,1840—1949年的历史发展,自成一个历史段落,既区别于1840年以前的封建社会,又区别于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更加清晰可见了。
二、 准确把握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近代中国历史,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解放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世界主动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或者说,中国是在这个过程中,痛苦地、艰难地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这110年历史变化的深度、广度、剧烈程度及其给中国未来发展所带来的推动力,恐怕为中国五千年历史变化所仅见。研究这种变化的历史,研究这种历史变化过程中形成的多种矛盾和斗争、曲折和反复,研究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间的关系,研究中国和周边国家间的关系,不仅对于学科建设有好处,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国情、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有好处,对于我们处理当代复杂的现实关系有参考、借鉴意义。当然这也是《中国近代通史》所要处理的主要内容。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50年代有过讨论,最近20年又有热烈讨论。新的一轮讨论中,基本上有三种观点。一种意见大体上坚持50年代讨论的积极成果,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应制约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其中也包括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就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重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发展的意义,他们以资本主义运动(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作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认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他们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近代化。第三种意见试图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认为1840—1919年间经历的民族运动的三次高涨,是近代中国历史客观存在的发展态势,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同时也认为,毛泽东说的“两个过程”可以作为我们据以探究近代中国历史基本线索的基点。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并不意味着以另一套线索取代“两个过程”而作为基本线索。“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理解为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由此看来,这第三种意见虽然对前两种意见都有所批评,其主张的实质与第一种意见是较为接近的。
近些年来,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史为自己提出了两大任务:一是争取国家的独立,一是争取国家的富强。换言之,用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的独立,用现代化争取国家的富强。近20年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宏观审视,大体上沿着这样两种方向进行。但是,这两种方式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各居于什么地位,其相互关系如何,讨论得很不够。有一种倾向,试图完全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观察和揭示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
争取国家的独立与富强(现代化)是历史向近代中国提出的两大任务。所谓独立与富强(现代化),是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言的。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中国半独立的地位;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造成了中国的落后。有人批评从前我们只讲反帝反封建,显得有些片面。如果我们不讲反帝反封建,则更片面。事实上,近代中国要完成上述两大任务,不是平行进行的。这正像我们说近代中国的“沉沦”和“上升”不是平行进行的一样。简单地用近代化或现代化的思路来概括近代中国的历史,虽然从历史认识或者历史叙述的过程来说可能有新意,但不一定能全面、准确反映近代中国的历史事实。在近代中国,主题还是谋求中国的独立和平等。正是这一主题,制约着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人谋求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努力,是在独立主题之下进行的。如果脱离这样的主题来描述近代中国历史,就可能轻视近代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改革、革命和解放战争,这就与基本的历史事实不符合,就可能脱离中国近代史的本来面貌,这是我们需要加以注意的。在这样的主题定位下,在叙述近代中国谋求独立的历史任务时,我们当然应当充分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历程,关注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压迫下谋求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种种努力,或者说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明、分析这种努力。两大历史任务是相辅相存的,不是替代关系。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谋求现代化的努力应该成为阐述中国现代史的主要线索,而阶级斗争和革命则应该是次要线索。50年代面临巩固政权所采取的行动是必要的,但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则是错误的。
有的学者提出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题。有的学者在考察近代中国历史时,主张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所谓中国近代史主题,与我们在前面论述过的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大体是同一个意思。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中国近代史,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线索的,是以追求国家独立、人民解放为基本任务的。现在我们结合现代化理论,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究竟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呢?
胡绳说过:“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教育发达,工业化、民主化的国家。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一、 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 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地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行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致力于振兴工业、振兴教育的好心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并不能达到中国近代化的目的,不能使中国独立富强。不动摇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谋求实现民主化的努力更是毫无作用。这些善良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严重的阻力。”^[1]胡绳晚年也在考虑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甚至在考虑写以现代化贯穿的近代史到底怎么写法。他认为还是要有阶级斗争的。他说现代化必须和民族独立的问题连在一起。“要真正现代化,顺利发展,首先必须解决民族独立问题,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去发展现代化。”^[2]
刘大年说过:“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不能互相替代,但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3]“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两件事,不能互相代替。民族独立不能代替近代化,近代化也不能代替民族独立。它们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不是各自孤立的。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4]
以上这两位刚刚故去的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著名学者关于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关系的话,已经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概括得很精彩了。同时表明,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这两位权威学者不仅坚持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已往讨论取得的积极成果,而且敏锐地吸取了关于现代化讨论中取得的积极成果。这也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考察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首先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急迫性,同时也要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这两者在历史实际发展过程中不能相互取代,在研究过程中也不能相互取代。胡绳还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讲对外开放,就要区别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身份上的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同样,讲现代化,也不能不区别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要说清楚这两种倾向的区别和其他种种有关现代化问题,在我看来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5]只有首先取得了民族独立,才为现代化的展开和实现奠定基础、提供前提。这就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史发展主题的准确把握。
有的学者主张,按照现代化理论的完整意义,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对现代化的一种理解。本书不认为这种理解能够贯穿到近代中国的全部历史中。从欧洲首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看,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工业化的逐步实现,会导致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以及社会心理一系列变化。我们怎么可以把1640年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75年开始的北美独立战争、1789年开始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看做是欧美现代化的开始呢?还是应该看到:是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独立战争为此后的工业革命开辟了道路,也就是为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同样的道理,中国近代的民族独立问题,反帝反封建问题,都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道路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近代中国要实现作为独立国家的真正现代化,而不是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下的现代化,争取民族独立的改革和革命,是最现实的需要。
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的政治、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对于今天来说,它是我们的昨天。因此,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首先要注意科学性,同时也要考虑现实性一面。要处理好科学性与现实性的结合。如果不注意这种结合,孤立地看待某一历史事件,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近代中国特有的现象,如果只看到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给中国带来的多少个“第一”,就可能夸张资本主义列强给中国带来的进步作用,进一步就可能赞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如果只从表面上看晚清政府或国民党政府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做的某些事情,也可能得出那是一个“很好的政府”的结论。如果只看到近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若干次革命所留下的消极影响,就可能大声疾呼“告别革命”。如果收集中共历史上犯左倾错误时所产生的某些阴暗面,也可能把中共形容得一无是处。假设以上几个方面的看法都能成立,那中国近代史就完全不是人们所知道的那个样子了。在这些方面,如果我们头脑不清醒,我们的研究工作就可能远离历史真实,不仅对于学科建设毫无建树,而且可能在政治上留下不好的影响。当然,注意现实性,不是要处处迎合现实需要,不是为现实去编写历史。我们在《中国近代通史》的写作中要注意这两种倾向,总之要全面地看待历史过程,减少片面性。
这样说不是要否定百家争鸣。事实证明,百家争鸣是发展学术研究行之有效的好办法,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发展和繁荣历史科学行之有效的方针。以上各种学术问题,都可以通过争鸣,用事实和道理阐述各家的看法。以前有一种说法,说百家争鸣实质上是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这样说容易犯简单化的毛病,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但是,《中国近代通史》作为一部书,应当有自己统一的设计和体系,在宏观上,应当有前后一致的观点。参加本书撰写的各位作者,或许对本书的体系和基本看法会有不同意见,尽可以在各种学术刊物上提出争鸣,在这本书里,总的学术倾向应该是基本一致的。当然,具体历史问题的表述,除了吸收学术界的积极成果外,个人的研究心得应该写进去;如果可能,要努力推进某些问题的研究。
三、 拓宽研究领域。5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所扩大,这是研究工作本身的规律所决定的。现在如果再用三个高潮、八大事件,就很难概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围了。近些年,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大多已向1919年以后的历史转移。但是,涉及1919年前的政治史、经济史、中外关系史等传统学科的研究仍需要加强。一个社会是由诸多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组成的。经济发展程度是社会前进的尺度,政治表现在社会前进中起着指标的作用。文化的发展既受制于同一个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也要反作用于一个社会的政治与经济。一个社会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会产生某些特有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又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制约因素。现在有些青年研究者对思想文化史、社会史研究有兴趣,对政治史的研究缺少热情。加强与加深思想文化史、社会史研究是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紧密联系的,因而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忽视政治史研究却没有必要的理由。政治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对其他的研究领域起着制约的作用。经济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对解释社会的发展方向有着深刻的含义。文化思想史、社会史的研究同样重要,不可偏废。红花需要绿叶扶持才显出自然的美;没有血肉的躯干只是骨架,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全面反映近代中国历史内容,需要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包括人口状况)的、民族关系的、边疆政情和社情等各方面研究的配合,缺一不可。尤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有全面、深入、丰富的了解,单线条的认识是不能反映复杂多变的社会的。中国近代历史内容丰富多彩,革命是那个时期的时代主调,本书的写作,实际上贯穿着政治史的基本线索,限于篇幅,对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虽有涉及,仍然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四、 关于“革命高潮”问题的处理。1954年胡绳提出“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的概念,为近代史学界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习惯上,大家多习称为“三次革命运动高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提出了反对的意见。现在的情况是,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有之。
1984年章开沅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文章,主张放弃“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他认为,1919年以前存在三次民族运动高涨,实际上他所列出的三次民族运动高涨的标志与胡绳所说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的标志是完全相同的。戚其章在1985年第6期《历史研究》发表文章,反对“两个过程”的提法,认为“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他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才能体现基本线索,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不能列入基本线索的标志之内。他虽然回避了“革命高潮”的概念,但实际上并无反对之意。李时岳是一派意见的主要代表人,他1980年、1984年在《历史研究》相继发表文章,表示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基本线索的标志,认为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予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政治地位,提出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梯的论点。他在中国近代史的宏观思路上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对胡绳的观点有不少商榷,但在实质上并没有反对“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只是要求把“洋务运动”列入,称为“四个阶梯”或称为“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而已。1988年陈旭麓著文(发表在《历史研究》第3期),明确主张支持三次革命高潮,但认为应从革命的本来意义来定义革命高潮,应把11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来观察革命高潮。这三次高潮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1927年的大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他强调,中国近代史上只有这三次革命高潮,没有这三次高潮,就赶不走帝国主义,也打不垮封建势力。1989年夏东元在《历史研究》第4期上所发表的文章,也认为应把11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全体,主张“‘一条主线’(即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为线索)‘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相结合,阐明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规律;既不同意‘三次革命高潮’说,也不认为‘四个阶梯’说是妥当的。”著者在1984年发表《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载《历史研究》第4期),没有对三次革命高潮正面表示意见;但在1998年发表的文章《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载《近代史研究》第2期)中认为,胡绳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从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固然,从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从近代化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各相关专业的需要出发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关专业历史实际的某些概念。但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虑三次革命高潮概念的统率、制衡作用,把三次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开不用,恐怕是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但是,胡绳当初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所处理的对象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期,即1840—1919年期间。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放在1949年9月,则胡绳所提中国近代史的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之不符合实际,是很明显的。从这个角度对三次革命高潮论所做的批评,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考虑,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问题。著者在文章里曾提出七次革命高潮的看法。
考虑到以上原因,在《中国近代通史》的分卷原则里,实际上参考了七次革命高潮的看法,但是在分卷分章的标题里不准备出现“革命高潮”的字样。在有关卷、章里,应该对那七次革命高潮作有重点的论述,但不出现“革命高潮”字样,这样处理,意在避免无谓的概念之争。
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史是我国历史上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屈辱与苦难,奋斗与牺牲,构成了丰富与斑斓的历史画面。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任务,是要厘清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探索其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重现近代中国丰富与斑斓的历史画面。这样的研究与重现并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就能够为我国人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有说服力的历史根据,为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素质及其爱国主义教育的水准,加强其对国家、民族、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仰力和凝聚力,发挥积极的作用。
根据以上论述,《中国近代通史》应该向下述方向作出努力:
第一,科学性。本书作者要站在历史和时代相结合的高度,依据今天所能够掌握的历史资料,有根据地、严肃地描述、论证历史过程,使之符合历史学的科学原则。第二,系统性。本书不是片面地、零碎地讲述历史,而是根据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演变顺序,全面地、系统地讲述历史。尽可能做到形神兼具、骨肉兼具、点面兼具。第三,综合性。新的时代和新的条件,必然会带来对过去历史的更深入、更全面的新看法。改革开放所推动的思想解放,以及国内外档案资料的大量披露和开放,都不断地在提出各种需要解答的重要历史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会促进我们对近代历史作出更加科学和全面的考察,得出较过去更加清晰和符合历史真相的看法。本书要在上述指导思想下,对50年来,特别是最近2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取得的进展,作出综合性的概括。第四,准确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作为国家所设立的专业研究部门,必须考虑到国家、社会的现实需要,针对来自国内外各方面对中国近代史提出的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运用集体的研究力量,在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能够代表国家水平的比较科学和系统的正面回应。近代史研究所集中了大量的专业研究人员,具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综合优势、整体优势。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国家队”,我们应该担负这样的责任。
这是我们的目标。能否达到这样的目标,要看我们的努力程度,要看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评论。对目标的设定,任何的自我吹嘘,都是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