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秋天以后,苏德战场上苏军已经开始转入大规模反攻。这年年底,在美、英、苏三国首脑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美、英两国首脑最终确定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表。三国元首也在考虑打败德国以后如何对付日本的问题。斯大林当即表示,苏联届时将参加对日作战,它并且需要在中国东北保持自己的利益,即要恢复俄国当年因日俄战争和日本占领东北而丧失的权利,使西伯利亚铁路能够重新经过东北的中东铁路与大连港连接起来,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沿岸能够获得一个不冻港。美国方面考虑到以陆军通过登陆作战的方式进攻日本困难极大,如果没有苏联在亚洲大陆的进攻相配合,以牵制装备精良的数十万日本关东军,势必将使美军付出很大的牺牲,因此他们对苏联明确承诺对对日作战问题也极为关切。更何况,罗斯福无论从战后继续保持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角度,还是从战后太平洋地区及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都需要苏联方面的合作。特别在中国问题上,如果战争结束前美国不能与苏联就未来远东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达成一致,并说服中苏两方就相互间可能发生的问题达成妥协,那么,战后中苏之间必然会在新疆、外蒙、东北问题乃至中共问题上发生严重的摩擦与冲突,最终破坏整个世界的和平。基于这一系列原因,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苏联克里木(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会议,就战后远东问题进行磋商,最后签订以出卖中国主权换取苏联出兵的《雅尔塔协定》。规定苏联将在欧洲战争结束两至三个月之后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
(1)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2)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利,即:
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连岛屿归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
丙、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协定并称有关外蒙古、旅大和中东、南满铁路的问题尚须征得中方同意,但又称美国将采取步骤取得该项同意,使苏联的这些要求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方表示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协定。《雅尔塔协定》是一个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事先没有征得中国同意,事后也没有由中国参加或附署却事涉中国重大领土主权问题的协定。由于罗斯福确信,告诉蒋介石及中国政府任何事情,不出24小时全世界都会知道,因此,三国首脑约定,《雅尔塔协定》在斯大林尚未最后决定对日宣战以前,暂不对外宣布。结果,对于这一直接涉及中国领土主权战后安排的国际协定,中国政府很长一段时间被蒙在鼓里。
其实,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奉行的始终是通过大国协商与合作来解决世界政治问题的政策。随着“二战”接近结束,联合国即将宣告成立,为避免新的世界大战发生,恢复和保持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大国之间的合作更显得异常重要。而要由世界上少数几个大国来进行合作,每个大国又不可避免地要为各自的安全设置保障体系,在各大国之间划分明确的势力范围并因此侵犯某些弱小国家的利益,就成为一种很自然的现象。《雅尔塔协定》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很明显,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或者在远东和中国的问题上,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只能被排在很次要的地位。在美国政府看来,最重要的是美苏政府能够在中国特别是远东地区就对日战争和战后相互合作问题达成一种妥协。既然是妥协,它当然只能是以部分地牺牲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远东国家的权利为代价来实现。而且,美国政府这时更关心的是,战后能否保持中国内部的和平和统一。
1945年2月4—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木半岛雅尔塔附近的利瓦基亚宫举行会议,史称雅尔塔会议,又称克里木会议,并签署了《雅尔塔协定》。
美国这时最关心的是战后中国如何取得苏联的谅解,以便保持国内和平与避免分裂。无论是罗斯福总统,还是这时访问中国的其他重要的美国政府官员包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都一再向蒋介石强调迅速改进中苏关系的重要性:蒋介石国民党的过于明显的反苏反共倾向,和完全依赖于美国向苏联施加压力以解决中苏关系问题的做法,无疑是引起美国政府严重担心的重要问题之一。在这方面,尤其让罗斯福不安的,就是国民党对共产党问题的态度。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之前,罗斯福甚至专门发电报给蒋介石,劝告蒋务必设法在与苏联人进行对话之前首先与中共达成具体的妥协。条约签订前两天,范宣德给国务卿的一份备忘录更清楚地说明了美国政府的担心所在。这就是:在美国人看来,中苏关系问题的症结,主要取决于“苏联对于国共问题的态度”,“如果俄国人决定支持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他们可以在中国造成分裂和动乱的局面。目前俄国人与中国有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协议,但是未来的发展可能使他们放弃这个政策。原因之一是反苏的中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军事行动使苏联改变态度。战后反苏的日本的迅速发展,同样可能使苏联在华北和东北地区扶植一个卫星的中国政权以寻求安全。这是围绕着中苏关系而存在的一些潜在的危险,它们不仅与中苏有关,也与我们和整个联合国有关”。
1945年5月,即在罗斯福总统逝世之后,继任总统杜鲁门仍旧指示赫尔利不要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透露给蒋介石。美国新的领导人显然急于了解罗斯福逝世之后斯大林的态度是否有了新的变化。同样,他们也希望知道,在德国战败之后,军方对继续履行《雅尔塔协定》究竟有什么样的意见。他们要求陆军部和海军部回答如下问题:第一,苏联参加太平洋作战对美国是否具有重大意义?第二,《雅尔塔协定》中关于苏联对远东的政治要求,应重新考虑,部分修改,还是全部加以实现?军方的回答很明确:苏军参战能够极大地缩短战争的时间,减少美军的伤亡。而《雅尔塔协定》既然已经商定,现在重新讨论对美国不会有太多的益处。特别是如果不能同苏联就远东事务事先取得谅解,一旦苏联人进入到与中共接近的地区,中国的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
考虑到这些情况,根据国务院已经确定的原则,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这时专门向有关方面,特别是准备派赴苏联与斯大林会谈的前总统特别顾问霍普金斯以及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说明了国务院对中苏关系问题特别是解决国共关系问题的设想。它包括,在政治方面应当解决长期以来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争论。首先,国民党应当承认中共和其他中国政党,并和它们的代表按比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其次,应当立即召集有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以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协商会议,并保证即将召开的国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是真正代表人民和各政治党派的,由这些代表共同商定并公布一部确保民主和自由的宪法。在军事方面,则应当建立统一的中国军队,这包括建立一个最高军事委员会,中共和其他非国民党军事集团在其中有公正的代表权,共同制定并执行协调作战计划以及作战方针。在对日作战期间,应当设法将所有的中国武装力量,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或其他军事集团的军队,交由一位美国司令官统一指挥,并由中国、苏联和英国军官组成的参谋机构加以协助。最后,应当保证由美国、苏联和英国对一个这样的统一的中国军队提供一切可能的军需品,并公平分配给各军事单位。
国务院认为,务必立即就此取得苏联政府的积极合作与支持,要求苏联政府“承诺说服中共”接受上述建议;“承诺在东北、华北和朝鲜对日采取军事行动时,只使用统一的中国军队的部队”;承诺在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战争停止后三个月内,与美、英各国一道从中国的东北、华北等地撤出所有的武装力量,撤销一切战争期间成立的各种临时性的行政机构,将一切解放地区的行政权力完全交给国民政府。
5月下旬,霍普金斯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提出了关于苏联支持中国统一和尊重中国对东北、新疆以及其他地区的主权的问题。斯大林明确许诺,“他们并没有打算改变中国对东北地区或中国其他任何地区的主权”,“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即使包括新疆在内。因此,在苏军进入的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蒋都可以建立起行政管理机构,蒋的代表甚至可以随着苏军一起前进。斯大林保证:“苏联人民也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中国统一。”同时,他保证将支持蒋介石来完成这样的统一事业,因为他看不出中国其他的人,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内,有统一中国的能力。
根据以上谈话结果,双方商定中国政府代理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应于7月到达莫斯科,到那时,将由苏联政府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同时向中国政府说明《雅尔塔协定》的内容。
1945年5月下旬,斯大林向美国表示,他想在7月1日以前见到宋子文。6月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通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12日,蒋介石与苏联驻中国大使彼得洛夫在重庆进行会谈。1945年6月30日,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带着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外交部副部长胡世泽等人飞抵莫斯科。中苏谈判自此肇始,中方参加的除宋子文、蒋经国、胡世泽外,还有驻苏大使傅秉常,后一阶段的谈判增加了新任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苏方参加谈判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彼得洛夫(驻华大使)、洛索夫斯基(外交部副部长)。双方前后共举行10次谈判。
7月2日谈判一开始,双方便在外蒙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斯大林要求中国承认外蒙独立,宋子文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因为在重庆商讨谈判对策时,国民党方面均以为《雅尔塔协定》所说的“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就是维持目前状况,不作任何变更。斯大林则提出:外蒙的地理位置可使他国利用,图谋推翻苏联在远东的地位。如果苏联没有外蒙这样一个缓冲地带,那么,苏联本身的远东领土也将不保。日本即使投降,也会东山再起。外蒙人民既不愿加入中国,也不愿加入苏联,因此应当独立。况且有些外蒙人正在煽动内蒙建立一个大蒙古国,如成事实,势将危及中国华北地区。因此,从中国利益考虑,让外蒙独立也许更有好处。宋子文强调,中国政府不能放弃它的领土,外蒙如可割让,西藏问题必接踵而至,“中国政府将发生动摇”。斯大林坚持要中国同意签署一个关于外蒙独立的秘密协定,待日本投降后再予公布。宋子文当即致电蒋介石,请示应对方略。
7月7日,宋子文再次同斯大林会谈。他强调,《雅尔塔协定》文本只写明“维持外蒙现状”,并没有说要使外蒙独立。斯大林称,今天的外蒙古,事实上是一个“人民共和国”,所谓现状,就意味着独立。宋子文表示:如承认外蒙独立,中国政府将遭到许多力量的反对,有被推翻之虞。斯大林说:“如果中国与苏联结盟,将无任何人能够推翻中国政府。”言下之意,中国政府如承认外蒙独立,可换取苏联的支持。对于苏联要求外蒙独立,蒋介石也感意外,但他经过几天的考虑,并征询了国民党政要们的意见之后,于7月7日电示宋子文:“(一)外蒙独立问题,得待我国统一并恢复领土主权完整之后再予定夺。(二)如苏联能保证我国对满洲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共谋反,不煽动新疆叛乱,则我国政府愿意提议在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以实现其独立,但此事须待抗战胜利之后方可实施。”
7月9日,中苏举行第四次会谈,这次谈判成为中苏谈判的转折点。由于蒋介石已明确交代了交换条件,宋子文直截了当地对斯大林提出了关于东北、新疆和中共问题的三项条件。他说:为保证良好的中苏关系,俾使两国能够获得建设性的合作,中国政府愿意作出最大之牺牲。中国今日之必需,乃获得领土主权完整与国家真正统一,亟望苏联能对中国给予同情、合作与协助,并向中国保证:
1.满洲:斯大林元帅曾保证,苏联承认满洲为中国不可分割之一部分,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感谢。为互利起见,中国准备同意将旅顺口作为中苏两国共同使用之海军基地,将大连作为国际自由港。以上两项之有效期为20年,但该两港口行政权仍属中国。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干线可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苏联方面承认中国之所有权。与上述两条铁路无关之一切支线和企业,则不在共同经营之列。
2.新疆:中国中央政府将采取政治手段解决新疆最近之叛乱,亟望苏联不向叛乱分子提供军事装备。原属新疆之阿尔泰山地区,仍作为新疆之一部分。
3.中共:中国中央政府认为,在中共保有其单独的军事组织和政权组织的情况下,不可能获得中国之统一。亟望苏联政府只向中国中央政府提供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
4.外蒙古:在苏联同意以上三项建议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准备于击败日本后,通过外蒙古公民投票,以决定外蒙之独立。
对以上各点,斯大林答称,他尊重中国在满洲的领土主权完整;他承认中国中央政府在必要时有对新疆叛乱分子实行武力镇压的权力。他重申,他从未向中共提供过武器装备,今后也不准备向中共提供这类援助。苏联向中国提供的一切援助,道义的或物质的,都将给予中国中央政府。他希望,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和一支军队。
至此,苏联在外蒙问题的谈判中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作为交换,国民党则取得了苏联不支持中共的承诺。
由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去参加波茨坦会议,谈判自然中断。宋子文、蒋经国等飞回重庆,向国民政府报告谈判情况。宋子文深感中苏条约的缔结势必以牺牲外蒙和东北的巨大权益为代价,他不愿背丧权辱国之名,因此乘机辞去外交部长职务,推荐素有国际法专家之称的王世杰继任。
8月7日,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等再次飞抵莫斯科,开始第二阶段的中苏谈判。双方分别于8月8日、9日、13日和14日举行了第七次至第十次谈判。由于苏联政府已于8月8日对日宣战,150多万远东红军于8月9日已进入中国东北地区。这一阶段的谈判,颇有一些逼签城下之盟的味道。斯大林用威胁的语气对宋子文、王世杰等人说:“中国最好快些签署协议,否则的话,共产党人将要进入满洲。”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压力,中国政府在谈判桌上已没有选择的余地。王世杰认为,如果不签订条约对苏联进入东北后的行动加以约束,苏联可能会赖在东北不走,甚至可能会将东北交给中共。为此,在经蒋介石批准后,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队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附件。
《雅尔塔协定》是苏美在远东问题上的妥协,是国际强权政治的产物。《雅尔塔协定》完全无视中国的主权,是苏美背着中国作的一笔政治交易,超越了签订国际条约的常规,是大国强权政治、大国主宰世界的产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翻版,也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雅尔塔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确定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应予肯定的。
综观《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经过及其影响,给人最大的启示就是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要不受外人欺侮,必须举国一致,精诚团结,把经济搞好,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以实力作后盾,只有这样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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