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康熙时期参与编纂《律历渊源》

何国宗(1686—1766),字翰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改庶吉士,命直内廷学算法。五十二年(1713),奉命编辑《律历渊源》。六月,康熙帝谕令和硕诚亲王允祉在宫内建立纂修馆,率领庶吉士何国宗等人开始纂辑,内容包括天文、数理和音律三个方面。《清实录》载康熙帝谕旨曰:“律吕、算法诸书应行修辑。今将朕所制律吕、算法之书发下,尔率领庶吉士何国宗等即于行宫内,立馆修辑。”^[1]《清史稿》曰:“圣祖邃律历之学,命允祉率庶吉士何国宗等辑律吕、算法诸书,谕曰:‘古历规模甚好,但其数目岁久不合,今修历书,规模宜存古,数目宜准今。’”^[2]又,“五十二年五月,修律吕、算法诸书,以诚亲王允祉、皇十五子允烜、皇十六子允禄充承旨纂修,何国宗、梅瑴成充汇编,陈厚耀、魏廷珍、王兰生、方苞等充分校。所纂之书,每日进呈,上亲加改正焉”^[3]。结合以上三条史料所言,和硕诚亲王允祉总体负责此次官修科技全书的领导工作,以亲王或皇子领衔官修工程,这是清代的惯例,但具体负责的专业技术组织者应是何国宗等人。由此可见康熙帝对何国宗的信任。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明末利玛窦等人入值内廷,深受重用。利玛窦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学,而当时明代官方历法《大统历》的误差因日积月累,日益严重,预报天象屡次失误,明廷改历之议也已持续多年。崇祯二年(1629),钦天监官员用传统方法推算日食又一次出现失误,而徐光启用西方天文学方法推算的结果却与实测完全吻合。于是崇祯帝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修撰新历。徐光启先后邀请耶稣会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谷四人参与历局工作,最后完成了《崇祯历书》。可惜的是,明亡在即,新历书未能颁行。入清以后,汤若望积极与清廷合作,献出《崇祯历书》,从而得到了顺治帝的信赖。顺治十六年(1659),杨光先攻击汤若望新法,从而引起了一场围绕历法的中西之争。汤若望死后,南怀仁以西洋科学知识向年轻的康熙帝验证了西法的正确,也正是这场争执激发了康熙帝对天文历算学的浓厚兴趣。康熙六年(1667)十一月,康熙帝传谕大学士李霨、礼部尚书布颜等大臣,率领监正杨光先与南怀仁等人测验日影。十二月,又派图海等人赴观象台测验。最后都是南怀仁的西洋法更为精确。康熙帝用实践的方式,看到西法优于中法。康熙帝关注西学,除了天文历算之外,对地理、医学、音乐及西洋科学仪器也很感兴趣,而且他身体力行,亲自学习这些科学知识。康熙帝还多次以天文历算知识与群臣问对。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他与大臣讨论历算,熊赐履、张玉书、张英等大学士都答不上来。康熙帝很不满,说:“你们汉人全然不晓得算法,惟江南有个姓梅的他知道些。他俱梦梦。”^[4]因此,清初在钦天监颇得皇帝信任的是西洋传教士,而不是精通传统历算的汉族士大夫。随着传教士的东来,西洋天文学等科学技术逐步影响到朝廷内外的汉族士大夫,出现了众多钻研历算学的博学之士,如王锡阐、梅文鼎等人。即使是李光地这样尊奉程朱理学的士大夫,为了博得康熙帝的认可,也颇究心于历算之学。与此同时,钦天监的官学生也在西洋传教士的影响下,逐渐接受和学习西洋天文学知识。于是,在中国本土出现了一批熟习中西天文学知识的博学之士,何国宗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仅受到父亲何君锡的指导,也在朝廷与传教士有过交往、共事。这些都为他充任康熙时期《律历渊源》的纂修官奠定了基础。
《律历渊源》三部,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六月开始编纂,至五十三年(1714)十一月书成,历时一年半。起初分为三部,康熙帝命以律吕、历法、算法三者合为一书,名曰《律历渊源》。此书编纂时间虽短,但何国宗、梅瑴成等人付出了很多努力。《律历渊源》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并介绍了由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历法以及乐理学知识,尽管所汇集的并不是当时西方最先进的成就,但总的来说,该书是清代当时的科技百科全书,既总结了中国传统天文历算、律吕学成就,也介绍了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尤其重要的是,《御定律历渊源》的颁布刊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普通士大夫对明末以来西方所传入的科学知识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