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肘后备急方》以人参“单行”组方

在各级中医、中药专业所用《中药学》教材中,有关中药的用药规律体现在配伍组方的“七情”之中。
“七情”,直言之,系指七种情况。在中医药界关于“七情”的含义有两种。其一,情志方面的“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属于致病的病因。其二,源自《神农本草经》,系指药物配伍的七种情况: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杀、相反。中药组方中的“单行”,是指单用一味中药治病,由于其适应证与针对性很强,单用即能发挥应有的效用而取得相应的疗效,如单用一味黄芩称为清金散,用于肺热诸疾。人参作为“单行”者,首见于约3 世纪成书的《肘后备急方》,列于“卒上气咳嗽方”之中。
《肘后备急方》又称《肘后救卒方》或《葛仙翁肘后备急方》,简称《肘后方》,东晋葛洪(281—341) 撰(图4-2)。该书及其作者在中医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尤其首载人参的“单行”方,理应详细记述。

图4-2 葛洪像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东晋著名医药学家、道学家,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 人,长期从事道教修炼和炼丹操作实践,并发现了一些物质的化学反应和化学变化,客观上对无机化学和制药学发展做出了贡献。晚年隐居于广东罗浮山,专事道教研修和编著医药著作,完成《玉函方》100 卷,为临床应用和查阅方便,从《玉函方》中将可供医疗急救、实用有效的单方和验方摘出,编成初名为《肘后救卒方》一书。该书反映了晋代以前我国医药成就与水平,且方便实用,颇受业内人士和广大民众欢迎。至梁代,陶弘景对其进行了增补,达101 方,改称为《补阙肘后百一方》。陶弘景为葛洪的《肘后方》补阙,是因为陶氏极为赞赏葛洪普及医药知识、造福黎民以及简便实用的著书宗旨。在《补阙肘后百一方》的序中,陶氏对自己从事“补阙”的地位相当看重:“余宅身幽岭,迄将十载,虽每植德施功,多止一时之设,可以传芳远裔者,莫过于撰述。”
《肘后方》问世半个多世纪,至金代杨用道又编入《证类本草》之单方,取名为《附广肘后方》,形成今《肘后备急方》(图4-3) 之定本。据不完全统计,该书所用药物350 余种,其中植物药230 种,动物药70 种,矿物药和其他药50 余种,体现出东晋以前我国中药学与方剂学的成果与水平,对后世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在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钟国发著的《陶弘景评传》中,对《肘后方》的编撰给予很高的评价:该书的取舍、概括、表述,确实显示着编著者高超的医药学水平,更重要的是,体现着编著者博大无私、解除众生危难、面向社会底层的仁爱精神以及尊重经验、尊重实践、严肃认真的科学精神。

图4-3 《肘后备急方》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