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淮南子》与《神农本草经》

《淮南子》是“西汉道家思潮最高理论结晶,是我国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学术巨著。该书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文笔瑰丽,可谓汉代上乘之作,后世也罕有其匹”(牟钟鉴:《淮南子译注·序》)。《神农本草经》作者不详,书中积累着“神农尝百草”时代至西汉年代的本草(药物) 知识,是我国第一部本草学(药物学) 专著,所收载药物的精华和理论,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医药领域内以及临床用药、中药开发等,《神农本草经》均具有指导作用,是中医药四大经典著作之一。
《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是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向(公元前179—公元前122) 及“招收宾客方士千人”集体编写而成。刘向为西汉思想家、文学家,沛郡丰(今江苏省丰县) 人,世袭其父淮南王刘长之位,亦称淮南王。刘向好读书鼓琴,才思敏捷,风雅流誉天下,是汉代文坛上领袖级人物。
《淮南子》是西汉道家的代表作,《汉书·艺文志》著录内21 篇,外33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只流行内21 篇。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阴阳等家的思想观点。在《淮南子·修务训》中,有两个部分涉及“神农”的问题。一是“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段记载,在中华民族古代史中有确切考证和论述,得到古今世人的认同。二是关于“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这段文字,由于误读误用,在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想上留下诸多负面影响。
为了对“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有较为全面的理解,把《淮南子·修务训》这段精论全录如下:
“通于物者不可惊以怪,喻于道者不可动以奇,察于辞者不可耀以名,审于利者不可遁以状。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以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
对这段精深之论,必须全面研究和理解,不能摘其只言片语任意引申。这段话用词简练,逻辑严谨,论述精当。对“物”“道”“辞”“利”的精通信达者,给予了正面的评论,继之急转直下,对时弊进行了鞭挞:“世俗之人”尊重古代而轻视现代,在假托神农、黄帝之名以后才能立论立说,这就像乱世昏君那样,借助其祖辈把自己抬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提高其身价。同时用这些经过假托伪装的东西蒙蔽学习者,使他们不能区分是与非。
这段言论,是批判“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的不良社会现象,不能将其截取出来,作为结论性的论断扩大利用。用之作为标尺,衡量书籍的冠名则更为欠妥。至于把引用者自己打入“世俗之人”的群体之中,正面秉持其“托”之说,即使不是“乱世暗主”,也是在自我贬亵。
长期以来,这段论述被以现象代本质,对《神农本草经》这部经典著作妄下断言,是“托”或“假托”神农之作的记载比比皆是,选有代表性列出几例如下。
《神农本草经》,中药学书名,为秦汉时人托名“神农”所作(《辞海》,1979年版)。
《神农本草经》,撰人不详,“神农”为其托名(《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分册,1987年版)。
《神农本草经》,书名冠以“神农”,一是因为古代有“神农尝百草”而发现药物的传说;二是一种托古之风的反映,就像《黄帝内经》书名冠以“黄帝”一样。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国医学史》,1984年版)
最新出版的《中医史》(2007年版),与上记1984年版《中国医学史》,在文字上几乎无差别,秉持此说。
《神农本草经》是以托名“神农”为鼻祖之医学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大成之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1998年版)。
在药学界较有影响的《中国药学史料》,对《神农本草经》有详细介绍,在摘录《淮南子·修务训》相关内容后,同样认为秦汉之时“托古、师古、尊古之风盛行,事无巨细,必托古代圣贤才能引起人们的信仰”。《神农本草经》的书名就是如此托名而成。
前述大型工具书、医学史、中医史、药学史,乃至《中国科学技术史》,统统记述《神农本草经》是托名之作。在医药界的史书或涉及相关内容的著作中,将有“神农”“黄帝”字样的冠名者均划到“托名”之列,《黄帝内经》就是“托名”之举的另一事例。
为什么在医学史、药学史中如此观点一致地将“神农”“黄帝”称为“托”或“托名”?我们可以在20 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医学史》里获得答案。在该书的“古代医籍的考证”中,对《神农本草经》的起源有以下记载:
“《本草经》(即《神农本草经》) 见于《汉书·平帝纪》及《楼护传》,是《本草经》为西汉末年的作品。《本草经》书名《本草》,假托于神农,其中植(物) 占80%,药字又从草。是书之成,与农业很有关系。农业社会的人,因食谷类菜蔬的经验,始发明某草可治某病。中国处于农业社会,是以中国产生治病书的《本草》,以植物为主要。”
《神农本草经》书名的“神农”,是“托名”或“假托”之说,其根源即在于此。
因为儒、道之争的历史原因,对《淮南子》的地位及其思想、哲学内涵的认识,长期受到局限。现代已经认识到,《淮南子》是一部西汉时代集体创作的综合性学术著作,其“内容涉及政治、哲学、历史、经济、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医药、医学、生物、音律、军事、神话、民俗……全书以自然之道为主线,融合道家的朴素天道观、法家的进步历史观、儒家的仁政学说于一炉,构成了语言优美、结构严谨、别具特色的杰作。如果用博大精深来概括,是恰如其分的。借腐儒囿于偏见,未能发掘其宝藏,又未精研旨意,致使《淮南子》精华湮没无闻。一般仅知几段神话而已”(陈广忠:《淮南子译注·后记》)。对《淮南子》的内容诚需精心研读,不能步“腐儒”之后尘,截下只言片语作为标尺乱加运用。
关于《淮南子》与《神农本草经》这个话题,还有三个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1) 中医药理论体系的稳定性和可信度问题。中医药能为中华民族繁荣昌盛服务几千年,重要原因之一是它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做指导,在与疾病做斗争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理论体系蕴含在中医经典著作《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之中。依照“托”“托名”和“假托”的观点,上述经典中有两部属于“托之于神农、黄帝”的著作。另两部虽然名为张仲景(约150—219) 所作,但是,两书是经西晋的王叔和抄录整理,直到北宋,由掌禹锡、林亿、高保衡、孙兆等人组成校正医书局,在1068—1077年间,校订而成,即在张仲景去世后几百年才成为传世之作。上述经典如此既“托”又“晚”,即授人以柄,对中医药理论体系的稳定性和可信度都有负面作用。
(2) 国外有人长期对中医药学的形成及其理论持否定态度。日本的文化基础源于中国,中医药也是通过日本遣唐使、学问僧、留学生以及鉴真大师东渡,传播到日本的,鉴真大师有“日本之神农”的佳誉。中医中药在明治维新之前在日本占统治地位,长期被称为汉方医学。但是,若干日本学者著书立说,对中医药学的形成及其理论体系加以否定:“中国医学假托起源于神农、黄帝时代,且深信其虚构的妄说。”又说:“近代书志学者们认为,《神农本草经》是东汉末期某人假托神农之作。”(今村鞆:《人参史·第一卷下·人参思想篇》)
(3) 依照凡有“神农”“黄帝”冠名者皆属于“托”“托名”“假托”这种逻辑,除《神农本草经》之外,中华儿女称自己是“炎黄子孙”。这四个字,内中也以神农(炎帝)、黄帝冠名。如此,“炎黄子孙”也得归于“托”“托名”“假托”的行列了。呜呼!“托”“托名”“假托”的鼓噪者自己也卷入其中,能接受这种冠名之说吗?全世界“ 炎黄子孙”能答允吗?需要尽快走出误区,奔向尊重中华民族历史之路。
其实,《神农本草经》按神农、本草、经三部分构成加以解析,是个易于理解的书名。
神农:自“神农尝百草”时代积累的药物知识,将其功绩归于神农,是中华文明始源的历史标志。
本草:即药物,本源于草之意。《汉书》与本草相关的内容有三处,至西汉本草已形成专门学科,有专职队伍,有本草专著。
经:被尊为典范的著作。
《神农本草经》涵盖着文字尚未出现的远古阶段至秦汉时期的药物学内容,是我国第一部药学经典之作,其命名是严谨而准确的。
我国古史研究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仅夏、商、周的断代问题就被作为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由一支庞大的学术队伍,历时10 余年才完成。医学史、药学史属于中国文化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其古史的研究和立论,应当纳入中国古代史系列之中做深入探讨和阐发。对神农、黄帝在我国古史中的地位和冠名等问题,更应当有民族尊严地客观相待。对古史问题,不能简单地用“托”“托名”“假托”之词进行臆说。
人参,首载于《神农本草经》,确立《神农本草经》的地位及其科学性,对人参历史的讨论具有夯实基础的作用。
中国语言非常丰富,应当废用“托”之类的记载,论及古史,建议改用“借”“借用”“沿用”“通用”等词,以求客观而近于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