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文化遗产:《经籍志》

对过去的典籍遗产进行回顾、整理、综合以及编辑的一整套工作,要求考虑典籍如何取舍和编排。我将以656年编纂的《隋书·经籍志》,来说明这些选择所反映的关于文化传统的考虑。编纂者在总的叙论中、在每一主要的类目结尾做的总结性评价中,以及在对每一个细目的讨论中,着重强调了这批图书的特长与所属类目。当然,他们批评以前的目录学者疏于解释其特殊编目的用意。^[1]他们最一般的区分是在源自中国上古先王的传统,与他们归入方外的传统之间。佛教和道教的经文传统是“方外之教”;^[2]尽管《经籍志》回顾它们的历史发展和编纂,但它没有将秘阁所藏的此类图书登记在册。由于没有一上来就排斥这些教义,编纂者警告那些并不领会其宗旨的“俗士”,将在研究中陷入歧途。^[3]这个区分在目录中也充分地体现出来。上古道家的哲学典籍(不同于道教的经卷),无疑十分流行,据说它们代表了探索作为宇宙过程的道的“玄妙”领域的努力。编者认为,圣人将这些内容放在“方外”,是担心人们被它迷惑。^[4]
至少在最初,编者认为他们的文化传统在方内,因为小的支流的确有时会越出边界。他们将这个典籍传统分成四个主要的部分:经(儒家经典)、史(历史)、子(哲学著作)、集(文学作品集),每一种都源于圣人。最早运用四部分类法的是荀勖(卒于289年)在西晋初年所编的目录(译者注:指《中经新论》);还有另一种做法,即由刘向(公元前80—公元前9)创造的七部分类法,班固(卒于92年)的《汉书》加以采用,梁朝的《七录》加以修正,《七录》的修正离唐代已经很近。以上这些,《经籍志》的编者都注意到了。对比《七录》和《经籍志》,可以发现一些曾经重要的学术领域,其地位被有意识地降低。除了排除道教和佛教的典籍,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对卜筮、星相、谶纬、医家、五行、历法不再作单独的区分。新的目录明确反对纬书,将它们置于经部之末;其他主题的大多数图书都归入子目。政府查禁的卜筮类典籍,甚至没有获得一个单独的子目。在《七录》中与其他子书一视同仁,被列入“子兵录”的军事典籍,被降低为子部中的一个子目。《七录》“纪传录”中关于鬼神的子目,完全消失。^[5]编者还改变了早先四部分类法类目的组织、顺序,以便让史部先于子部。
在对典籍传统做全面和局部的讨论中,编者反复强调:文化传统已经衰落。上古周朝的衰落(周之衰),就是创造典籍、为一统的秩序提供典范的传统的衰落。西汉极大地阻止了这种衰落,它努力重新传述上古典籍。但是,衰落在东汉再度出现,并且在分裂时期趋于恶化。政治的秩序和典籍的秩序是同一的,一个统一的文化是一个道德的文化。
经学的衰落始于战国,当时“典文遗弃,六经之儒,不能究其宗旨”,他们以数万言论述经义,以至于掩盖了经典的本意。^[6]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7)焚书之后,学者“或失本经”,“口以传说”;当儒家经典不再口耳相传,重新以书面形式面世,它们表现为多种版本。东汉谶纬和晋朝玄言的兴起,标志着第二次衰落,当时冗长、烦琐的注释登峰造极,人们就向语言和传统之外去寻找意义。他们歪曲“先王正典”,因为“先王设教,以防人欲,必本于人事,折中之道。上天之命,略而罕言,方外之理,固所未说。”^[7]修史也同样衰落;汉代以后,史官不再能够就一代之史形成可信而系统的看法,不再能“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他们的著作不能对君王百官有所裨补,不能书美彰善,记恶垂诫。^[8]诸子的各类学说各得圣人之教与圣人之政的一体;各有一些价值,但如果不能“总而不遗”,他们的主张必然彼此冲突。儒家学派也受到这种指责。^[9]最后,同样源于圣人的文学写作,丧失了最初“明言”和“体物缘情”的职能,相反变得更加雕琢词藻、只是表现自我。^[10]
作为一部由学者所做,同时也是为学者而做的作品,《经籍志》将“我们”的“学”的传统定义为源自上古,与政治和社会事物相关,并随着日益增多的变化和多样化而不断发展。尽管编者几乎不需要诸子,每一部还是有一个总的作用。“经部”作为一个基础,其他的部都从它发展起来,以至于四部第一部的名称“经籍”,囊括了其他三部,而且全部的书目被称为《经籍志》。全部的书目由他们共同的来源结合在一起。要阻止各个领域中的衰落,就需要重建与上古典范的连续性,但是编者同样坚持,连续性包含了在中庸的指导下对他们的转化。正像总序所说的,因为在著述中,学者“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籥”。^[11]
我认为,《经籍志》向学界提供的信息就是,它可以通过创作真正接续本原、接续这些本原所实现的更伟大目标的著作来使文化传统垂之不朽。学者们有他们不能轻易越过的界限以及不能忽视的要义,但他们在随时而变的同时可以将所有这些综合起来。
朝廷学者还向政治统治者传达了这样的告诫,一个代表全体学界而发出的告诫:典籍传统是文明的道德—文化遗产,精通这一遗产的人对政治的统一是必不可少的。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纲纪,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12]
“斯道”^[13]就是“斯文”,即儒家经典。一个世纪以后,在733年,一个关于学的诏令这样解释它:“道在于文。”^[14]这种措辞是严肃的。
《经籍志》反映了它的编者向学者们提出的任务:通过使他们的作品重新符合上古的典范,即“先王正典”来挽救文化的衰落——改变当前内容贫乏、文辞浮华的写作道路。^[15]我要强调指出,这种衰落被认为是来自文化形式被延续和转化的方式,而不是像后来的知识分子所指出的,是由于不能凭个人的头脑理解圣人之道。对于朝廷学者来讲,这就意味着结束衰落取决于改变人们通过他们自己的文来接续文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