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 北宋司马光撰 元胡三省音注

此书通常省称《通鉴》。撰著者司马光是人所共知的政治家兼史学家。早在北宋嘉祐时,司马光就准备编写一部接续《左传》从三家分晋起到五代末北宋建国前的编年通史(见刘恕《通鉴外纪》后记),以后修成前八卷到秦二世,题名《通志》,在治平三年进呈,随即受诏开局正式编修,到元丰七年书成进呈,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前后历时十八年,协助者有刘攽、刘恕、范祖禹,而由司马光一手主持并删定全书,其中唐纪部分则由司马光和范祖禹合作,司马光最后删定。此外司马光还撰成《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与《通鉴》同时进呈。关于此书纂修的详细过程,二刘一范如何分工合作之类,自清人全祖望以来多有所考证,《文史》第五辑有曹家琪《资治通鉴编修考》,写得较好,可参考。关于评价此书的专文专著近人也写了不少,对此书在史学上的贡献以至文学上的成就也都有所讲述。这里只就此书的史料方面讲几点:
(1)在司马光时隋以前的较原始史料如起居注之类多已失传,所以此书隋纪以上只能以纪传史即正史为主,这部分只是编写得好,从史料上讲多无特殊的价值,一般作研究工作的应该引用正史,此书只在去取正史以及对正史记载分歧的考订上有参考价值。
(2)唐纪和五代诸纪则和隋以上不同,五代时纂修《旧唐书》以及北宋时纂修《旧五代史》、《新唐书》、《五代史记》所依据的史料如实录、国史、诏制敕册、史馆吏牍以及传状谱牒、野史杂记等,在司马光纂修《通鉴》时还都存在,仍可充分利用,因此这唐纪、五代诸纪和两《唐书》、两《五代史》有同等的史料价值,甚至比《新唐书》、《五代史记》的史料价值还高一些,因为司马光不像欧阳修、宋祁那样学《春秋》笔法对较原始的史料大删大改。而且由于此书纂修在两《唐书》、两《五代史》之后,又可用这些已经提炼加工过的纪传史作参考,所以此书对史料去取之审慎精当一般还应在两《唐书》、两《五代史》之上,往往两《唐书》、两《五代史》记载错误而此书正确。当然也不能说此书唐纪、五代诸纪就尽善尽美,我们今天仍须重新考索判断,此书对则从此书,此书不对则从两《唐书》或其他文献。
(3)两《唐书》等正史本身都不注明史料来源,要我们花大气力研究推测。此书本身虽也不注明,但有《资治通鉴考异》在,将史事之有重大分歧者,先备引诸说,再讲明去取的理由。这样一则可以知道《通鉴》如此记载是根据何书。再则所引之书绝大部分今已失传,靠《考异》引用才保存了若干片断。遗憾的是《考异》的条目还太少,有很多《通鉴》所记与两《唐书》不同者,并未作考异。苟有异必考,统统汇入《考异》,则不仅《通鉴》唐纪的史源可不劳探索就大体清楚,而且将给我们留下更多的佚书片断。
(4)目前有一件应作的工作,即把《考异》唐纪部分所引用的书统统编出来,并根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以及宋代的公私书目考证其书名、卷数、撰人及其他有关事项。这样一则在《旧唐书》外可以增添不少较原始的史料,再则根据这些史料去对勘《旧唐书》,还可以多少弄清楚一部分《旧唐书》的史料来源。这个工作做起来并不太难,不知前人为什么没有想到。
《通鉴》有胡三省音注,通称为“胡注”,这是史书注本中最负盛名的一种,过去常与《汉书》的颜师古注并称,其实颜注比胡注差得太远。胡三省是宋元之间人,以毕生精力注《通鉴》,入元后才完成。最初仿《经典释文》的办法,注单行,因兵乱稿失重注,才把注和《考异》都散入《通鉴》正文之下。胡注详于地理、制度,对史事之前后贯通也特别注意,这些都对读《通鉴》有极大的帮助。抗战时陈垣著《通鉴胡注表微》一书,最初发表在抗战胜利后的《辅仁学志》第一三、一四卷上,建国后科学出版社印单行本,《表微》从胡注评论胡氏史学成就及爱国思想,也可一读。
版本　《通鉴》宋、元旧刻之传世者尚有好多种,今只举通行易得的本子:(1)民国商务印书馆影印傅增湘藏南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配其他五种宋刻即所谓百衲本。(2)《四部丛刊》影印南宋建阳书坊刻本。(3)清嘉庆二十一年胡克家仿元刻本,有胡注,流行最广,并有覆刻本、缩印本、排印本多种。但此刻所据元本本身文字即有脱误,即胡三省音注时所用元兴文署刻本亦有脱误,应用传世的宋刻和明嘉靖二十四年孔天胤仿宋刻本等旧本来校正,清末至民国有张瑛《资治通鉴宋本校勘记》、《元本校勘记》、熊罗宿《胡刻资治通鉴校字记》、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字记》先后问世,都是做这项工作。(4)建国后古籍出版社出版点校本,在校勘上吸收了章钰等的成果,标点分段也花了一番工夫,尽管还有些差错,比“二十四史”校点本中的两《唐书》要好得多,今由中华书局重印。此外,《考异》虽随胡注散入《通鉴》正文下,其单行原本仍有南宋刻本和明嘉靖孔天胤刻本传世,有可校正胡克家本中《考异》的脱误处。常见的《考异》单行原本有《四部丛刊》影印南宋刻本。

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资治通鉴》,国家图书馆藏。引自《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00445号。

自从《通鉴》问世后,到南宋时就有人作种种改编工作,比较好的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通鉴》是编年体,一件事情首尾分隔好多卷,初读者往往弄不清头绪,因此袁枢改以事为主,将全部《通鉴》归结出二百三十九事,每事下按年月先后备列《通鉴》原文,此外太零星的记事则舍弃掉。这样就在我国史学领域里开创了与纪传、编年鼎足并列的纪事本末体。初学读《通鉴》困难,可先读此《通鉴纪事本末》,但此书本身并未提供任何新史料,无史料价值,做研究工作仍必须引用《通鉴》,而且此书是南宋时所编,当然没有胡注,也是一大缺憾。此外,南宋时有以朱熹名义编的《资治通鉴纲目》,清康熙时编选《古文观止》的吴乘权、吴大职也编有《纲鉴易知录》,康熙时还有官修的《御批通鉴纲目》,乾隆时又有官修的《御批通鉴辑览》,不仅毫无史料价值,去取也多欠考虑。《纲鉴易知录》过去在村塾中很流行,建国后又重印,所以要在这里打个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