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孙子》的成书年代和作者

关于《孙子》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学术界意见分歧,自宋代以来,争论辩诘已延续了千余年之久。论争的焦点,是其书成于春秋抑或战国?其书的作者是孙武还是孙膑?抑或如叶适所言,为某“山林处士”^[1]?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认为:孙武的事迹不见于《左传》等先秦典籍的记载,《孙子》书所反映的战争规模、运动作战方式、注重诡诈权变的特点以及专有名词(如主、将军等)的称谓、文体的风格均带有鲜明的战国时代特征。因此,《孙子》十三篇不可能成于春秋末年,而只能是在战国时期甚至更晚。它的作者也难以肯定是孙武,而当为其门人或再传弟子。有的学者则更断言为战国中期的孙膑。^[2]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的竹简,其中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0233号汉简上书“吴王问孙子曰……”;0108号汉简上书“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两种兵法同墓出土,而两则简文的内容又恰与《史记》等史籍关于孙武、孙膑的记载相吻合,这证实了历史上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孙子》的作者不是孙膑。肯定论者据此认为《孙子》成书年代与作者这一“千年聚讼”已“一朝得释”。然而否定论者却认为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并不能完全解决其书的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他们依旧坚持《孙子》一书带有浓厚战国时代特征的基本观点。^[3]
我们认为,《孙子》一书当基本成型于春秋末年,其作者当为孙武本人。具体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孙武撰著《孙子》见于《史记》的明确记载。《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这段记载至少透露了两点信息:1. 孙武曾著有兵法,并以此进见吴王阖庐并获重用;2. “十三篇”篇数与今传本《孙子》篇数相符。这是孙武著有《孙子》的最原始且有说服力的证据。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悝)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白圭是战国前期人,他这里提到的“孙”,自是指孙武而非孙膑,这表明历史上孙武确有其人。《汉书·刑法志》云:“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又《吕氏春秋·上德》云:“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高诱注:“孙、吴,吴起、孙武也。吴王阖庐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这里两则史料均明确指出孙武实有其人,并著有兵法。高诱更肯定《孙子》凡五千言,与今传本字数相近。其他像《韩非子》、《尉缭子》、《黄帝内经》、《战国策》、《论衡》等典籍亦有类似的记载。这些情况表明,孙武善用兵,撰著兵书乃是战国、秦汉时人们的普遍共识。
又,《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佚文·见吴王》及青海《上孙家寨汉简孙子佚文》均曾提到“十三篇”(“十三扁”),且《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之内容与传世本《孙子》内容基本相一致。^[4]这样便从现代考古学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孙子其人其书的可信程度。
第二,叶适、全祖望、陈振孙、钱穆、黄云眉诸人以《左传》不载孙武事迹,而断言孙武非《孙子》作者,或进而揣度孙武与孙膑为一人,或以为《孙子》成书于孙膑之手,凡是种种,多属猜测之辞。因为仅凭借《左传》之记载有无而论定孙武与《孙子》的关系,其证据显然是贫乏的。这一点宋濂《诸子辨》中即有反驳。其要云:“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大国若秦、楚,小国若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至于混淆孙武、孙膑为一人,或言孙膑作《孙子》,这一误解已随银雀山汉简出土而澄清,毋须赘说。
第三,否定论者常就战争规模、作战方式、文体特征考论《孙子》书带有浓厚的战国色彩,进而判定其书成于战国年间,孙武非其书作者。我们认为这一观点也是无法成立的。首先,就整个作战方式演变看,春秋乃是一个过渡时期,其前中期与西周以来的“军礼”传统一脉相承;而自晚期起,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映为军队人数剧增,战争规模扩大,作战方式改变。仅就作战样式言,即示形动敌、避实击虚、奇正相生等“诡诈”战法开始流行,过去那种“约日定地”、“鸣鼓而战”、堂堂之阵的战法日趋没落。用班固的话,便是“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5]。《孙子》与“古王者《司马法》”不同,集中反映这一历史潮流趋向实属正常。其次,在这一时代变革中,南方地区的吴、楚诸国乃得风气之先者。当时这些较少受旧“军礼”传统束缚的国家,在战争活动中更多地采用了埋伏、突袭、诱敌等“诡诈”战法,并经常奏效。孙武曾在吴国为将,深受当地军事文化的影响,在其著述中自然要体现南方军事文化(包括战法)的特点。所谓“孙氏之道,明之吴越,言之于齐”^[6]指的就是这层含义。所以,不能以战争规模扩大、野战机动性增强等现象来简单地和战国特征画上等号,更不宜由此而否定孙武的著作权。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孙子》书中也明显带有春秋前中期战争的基本特色。如其言“合军聚众”,就反映了商周以来战争动员的主要特点。“穷寇勿迫”,其实就是早期战争“不穷不能”、“战不逐奔”、“诛不填服”的翻版。而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观念,则更体现了它与早期战争特征中广义一面的联系。众所周知,春秋前中期的战争更多的是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因而军事威慑多于会战,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比较有限。换言之,当时大中型国家发生冲突时,多以双方妥协或使敌方屈服为结局,而彻底消灭敌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的现象比较罕见。于是,会盟、“行成”与“平”,乃成为当时军事活动中的重要手段。公元前770年,屈瑕率楚军大败绞师,结城下之盟而退还;公元前612年,晋攻蔡,入蔡,为城下之盟而退师;公元前571年,晋、宋、卫三国之师攻郑,冬,城虎牢,逼迫郑国求和;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显著事例。对这类传统的追慕和借鉴,遂构成了《孙子》兵学的理想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其他如言兵种而未提及骑兵,言“仁”而未尝“仁义”并称(“十一家注”本晚出,该本中“仁义”并称)以及“舍事而言理”的论述风格,均突出体现了春秋的时代精神。种种情况表明,《孙子》全书打上了春秋晚期社会变迁、军事斗争艺术递嬗的深深烙印。它只能成书于春秋期间。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孙子》书中有后人所增益的成分。如其“五行”观就有较明显的战国色彩;“焚舟破釜”等句颇可怀疑系后人窜入;而《用间篇》最后一段言“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云云,也与全书“舍事而言理”的基本风格相悖。然而所有这一切,均不足以动摇孙武为《孙子》作者、其书成于春秋晚期这一基本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