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吴子兵法》的主要军事思想

吴起为鲁、魏、楚三国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但由于他是一个改革者, 所以在三国都遭到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和迫害,并终于为此而丧生。这正 是社会大变革的战国前期新旧两种势力相互斗争的反映。吴起虽然“身 败”而死,但并未因此“名裂”。他在政治、军事上的业绩,一直为后人所 景仰。人们称赞他统率和训练的军队团结巩固、纪律严明,说“食人炊 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³⁰⁾;称赞他指挥艺术卓越,说“有 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 曰吴起也”⁽³¹⁾。此外,他的军事理论名著 《吴子兵法》也和《孙子兵法》一样为历代军事家们所推崇。⁽³²⁾
《吴子兵法》,两汉时为四十八篇⁽³³⁾,后在流传中不断散失,至宋时已 大部亡佚。所以南宋学者、礼部尚书王应麟说:“今本三卷六篇,《图国》 至《励士》,所阙(缺)亡多矣。”⁽³⁴⁾当时已有木版印刷本,即是现在通行的 《吴子》⁽³⁵⁾。其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和为先、胜易守难的战争观
吴起对战争的基本看法和态度,最主要的有三点:一是他认为战争 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二是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是属于政 治范畴的“人和”,只有在内部上下一心、团结一致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战 争的胜利;三是反对穷兵黩武、过多地依赖战争手段,主张慎战。
吴起试图从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现象中,寻求战争产生的根源。他 将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性质两种类型。他将战争分为义兵、强兵、刚 兵、暴兵、逆兵五种性质。所谓的“义兵”,就是为“禁暴救乱”而发动的战 争,属于正义性质;其他四种,则属于非正义性质。
吴起继承了春秋时期“师克在和不在众”⁽³⁶⁾和孙武“令民与上同意”等 思想,进一步予以发挥和深化,将“人和”置于治国和获取战争胜利的主 要地位上。他说:“不和于国(国家内部不能上下一心,意志统一),不可 以出军;不和于军(军内不能团结一致,和衷共济),不可以出陈(阵);不 和于陈(临战各部自行其事),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上下左右不能密切 协同),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发动战 争)。”⁽³⁷⁾吴起把政治看作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的思想,正是战国时期 战争特点的反映。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时间的延长,武器的发展 和兵种、作战样式的增多,人的因素愈来愈突出,所以“人和”也就成了决 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如稍晚于吴起的孟轲就曾说:“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³⁸⁾这和吴起的“在德不在险”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吴起继承了孙武“兵贵胜,不贵久”的思想,提出了“战胜易,守胜难” 的命题。因而他强调必须争取以最少次数的战争,来实现自己的战争目 的,否则,频繁地使用战争手段,即使每战皆胜,也必将耗尽国力,给国家 和人民带来祸患。所以他说:“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 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这里所说的“五”、 “四”……等,并非表示绝对数字,而是表示战争次数的多与少。日本战 国时代(1467年—1615年)的著名军事统帅武田信玄,有一句名言:“十 次之中,有六七次取胜,那就等于十次都胜了,如果十战十胜那么必然带 来极大的损失,以后的战争一次也不会取胜了。”⁽³⁹⁾其主要精神与吴起基 本相同,但他晚于吴起2000年。
其二,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国防思想
吴起第一次见魏文侯时,就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纲领性 主张。他以“承桑氏(神农时部落)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禹 时部落)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的历史教训,来说明“文德”与“武 备”不能偏废的道理。文德即政治,武备即军事,吴起的主张就是搞好政 治和军事工作,使二者密切结合,以巩固和加强对内的统一和对外的 国防。
吴起所谓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先教百姓而亲万民”(百姓,指为统治 阶级服务的各级官吏⁽⁴⁰⁾;万民,指被统治的各阶层人民),使“百姓皆是(拥 护)吾而非(反对)邻国”;“民安其宅,亲其有司(官吏)”,以达到国家、军 队都能保持内部上下一心,团结和睦。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 分劳苦”等“爱兵”行为,就是他对这一思想的实践。
吴起所谓的军事工作,主要是“要在强兵”和“先戒为宝”。他认为必 须拿出相当的财力、物力,以“奉选练之士”,建设一支“其众可合而不 离”、虽“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的精锐常备军,并做好一切战备,才能 巩固国防。
其三,料敌应变、因形用权的战略战术思想
吴起继承了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思想,在作战指导上,非常 重视敌情判断(料敌)和根据敌情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法(应变)。魏武侯 魏击问他:魏国处于秦、楚、赵、齐、燕、韩“六国四守(四面包围)的情况 下,形势不利,如果发生战争,应如何进行?吴起首先讲了六国军队的特 点:“齐陈(阵)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 三晋(指韩、赵、魏)陈治而不用”;再从各国特有的政治措施、地理条件、 民众性格以及士兵作战心理等各方面,分析特点形成的原因;最后针对 特点,提出相应的基本战法。以秦为例,他说:“秦性强(民众性格),其地 险(地理环境),其政严,其赏罚信(政治措施),其人不让,皆有斗心(士兵 作战心理),故散而自战(作战特点)。”针对秦军“散而自战”的特点,他提 出“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 伏投机”的基本战法。
具体战役、战斗的敌情、地形等条件不会相同,而且战场情况不断变 化,仅有基本战法不可能对付所有情况,所以吴起在“审敌虚实”的基础 上强调要依据敌情的变化,善于捕捉战机,以乘敌之危。他举出了“击之 勿疑”的八种情况和“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前八种情况,属于敌危之 情相对稳定的战机;后十三种情况,属于敌危之情时间短暂的战机。经 过一定时间,这些情况很快即会发生变化。这种战机,瞬息即逝,所以必 须“急击”。吴起将上述两种情况,概括为一条原则:“用兵必审敌虚实, 而趋其危。”
吴起不但举出了敌人处于不利的危境时应当“击之”或“急击”的若 干情况,而且也举出了当敌处有利地位、我处不利形势时应当“避之勿 疑”的六种情况。如敌军在兵力对比上占绝对优势而武器装备精良时, 敌人内部团结、纪律严明、将领贤能以及有“四邻之助,大国之援”时,他 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尽可能避免交战,保存实力。
依据敌情,采用“击之”或“避之”等不同的战法,吴起概括为“见可而 进,知难而退”。“见可而进”的“可”,这里已不是单指力量对比,而主要 指的是战机。当时机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人时,坚决发动进攻,必然可 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知难而退”的难,也不是指在战场上所遇到的 困难,而是指即使经过主观努力,暂时也难以获胜的情况,这就应当退避 一步,以等待或创造“可进”的战机。这种思想,已近似于“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就走”的思想。
吴起不仅重视对敌军的一般情况判断,而且还十分重视分析敌军指 挥官的品质和军事才能,并据之以运用谋略。他说:“凡战之要,必先占 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他认为这样才能“不劳而功举”。他举了十一 个例子,如“其将愚而信(轻信)人,可诈而诱”;“轻便无谋,可劳而困”; “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阻断大路,开放险路),可邀而取”等等。 总之,根据敌将品质和才能,及其指挥军队所造成的各种情况,分别采取 欺诈、贿买、离间、疲困、威慑等谋略,以及伏击、追击、袭击、火攻、水攻等 战法,战胜敌人。
当不了解当面敌军将领情况时,吴起还提出了战斗侦察的办法:派 遣勇敢而身份较低的军官,“将轻锐以尝(试攻)之,务于北(败退),无务 于得”,以观察敌将的反应措施,从而判断敌将的智、愚,再据以决定自己 的行动。
吴起在作战指导方面的战略战术思想,总的来说就是:强调“料敌”、 “应变”,根据敌情(包括敌将素质)及地理、天候等条件的不同和变化,采 用灵活多变的不同战法去争取胜利。从军事哲学角度看,这种思想是带 有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因素的。
其四,戒教为先、以治为胜的治军思想
吴起认为军队之所以能够战胜敌人,并不是仅靠数量上的优势,而 主要在于质量的高低。他说:“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 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他特别重视军队的教育训练工作,强调要用政 治思想、道德观念去教育军队,使军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荣辱观,以它 为支柱,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训练上,主张采用新的教学方法,使 士卒都能熟悉并掌握各种武器的使用和阵法的变化,做到“每变皆习”, 然后再用于作战。他提出好的军队标准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 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 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他把这种 “以治为胜”的军队,称之为“父子之兵”。
他虽然认为胜利不能专恃“严刑明赏”,但并非不重视军队纪律。他 要求士卒必须“任其上令”,绝对服从,一定要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 犯”。如在一次与秦作战中,一卒未奉命令即奋勇进击,斩获敌人两个首 级回来,吴起不仅不赏,反而命令立即斩首。军法吏劝谏说“此材士也, 不可斩”。吴起说:材士不错,但不遵守我的命令,擅自行动就应处死⁽⁴¹⁾。 由此可见其执法之严。
其五,总文武、兼刚柔的军事人才思想
进入战国以来,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频繁,尤其是作战样式的增 多,除了对军队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外,对军事指挥人员的要求也更为 提高。吴起认为:作为一个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应该“总文武(政治、军 事兼备)”,“兼刚柔(勇敢、智谋俱全)”,“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 众,怖敌决疑”。他批判那种“论将常观于勇”的片面观点,他说:“将,专 主旗鼓尔(专司指挥),临难决疑,挥兵指刃。一剑之任(持剑战斗),非将 事也。”⁽⁴²⁾这很能说明吴起的军事人才思想。
吴起对将帅品质才能的要求,比过去更高。他认为首先必须具备 理、备、果、戒、约五项基本条件。这就是说具备“治众如治寡”的指挥能 力,“出门如见敌”的敌情观念,“临敌不怀生(不作苟活考虑)”的献身精 神,“虽克(战胜)如始战”的谨慎态度,“法令省而不烦”的简练作风。 他特别强调将帅必须有“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的高贵政治 品德,并要求将帅必须以“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作为自己的行 为规范。
吴起还认为,将帅在作战指挥方面,要能掌握“四机”:气机、地机、事 机和力机。也就是要善于控制军队士气,善于利用地理条件,善于运用 战略战术,善于保持和加强军队战斗力。他认为符合上述基本条件的指 挥才能,才算得上“良将”;这样的良将,“得之国强,去之国亡”。
吴起的战争指导和《吴子》所阐述的战争理论,是继承前代、特别是 孙武战争理论,并吸收和总结同时代的战争经验,以及自己的战争实践 经验而形成的。他的许多理论原则,都来源于《孙子兵法》。总的来说, 虽然并未超出《孙子兵法》多少,但随着社会的前进和战争的发展,理所 当然地也有所丰富和提高。主要有以下几点:(1)在战争观上有新认识, 将战争区分为正义性质的“义兵”和非正义性质的“强兵”、“刚兵”、“暴 兵”、“逆兵”两种类型。这虽未真正揭示战争的本质,但已超过了前人的 见解。(2)在思想工作和训练工作上有新的创造。(3)在战略战术思 想、军事人才思想和地形利用等方面,也有相当的发展。例如孙武曾列 举了“相敌(观察判断敌情)”的三十二种征候。
吴起将这些现象进行了分类、概括,并总结出在何种情况下应“急 击”或“击之”,在何情况下应“避之”等,这就更加明确和条理化了。又如 孙武要求将帅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条件,吴起则要求得更高、更 全面,不仅要求具备“威、德、仁、勇”和“理、备、果、戒、约”等基本条件,而 且要求在作战指挥上能掌握“四机”。“四机”的内容都是孙武提到过的, 但将它们概括为四个关键问题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则应视为是一个不 小的进步。再如孙武虽然极为重视地形对战争的影响,但由于春秋时期 仍以车战为主,受地形条件的限制较大,所以他的论述,在对地形的利用 方面稍有消极成分,对复杂的地形往往主张“必亟去之,勿近也”;或者要 求迅速通过离开(如圮地)。吴起则较为积极,他认为兵力少时要战胜敌 人,一定要利用险隘的地形条件。他说:“用少者务隘”;还说:“以一击 十,莫善于阨;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吴起论兵甚 至还涉及水战。这些理论比孙武时代又前进了一步。
总之,《吴子》的军事思想和战争理论,可以代表战国初期中国战争 理论发展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