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小学”的兴盛与《说文解字》

秦始皇推行“书同文字”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一大贡献,但为了统治的需要,秦始皇于三十四年(公元前213)采纳李斯建议焚禁古书,次年又发生坑埋儒生460余人的暴行。“焚书坑儒”是对我国古代文化的一次巨大摧残。
汉朝之初,养民生息,建立制度。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废除秦挟书之律,文景之世渐开献书之路。汉武帝兴太学,“罢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1—5),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1]汉武帝之后儒学遂盛极一时,读经之士遍及朝野,推动了汉代文化的复兴。西汉后期的成哀之世,求天下遗书,分人领校,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典籍整理总结工作。《汉书·艺文志》反映了这次整理的规模和所取得的成果,当时整理的前人和时人著作,“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2]
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到宣帝、元帝之时,经学博士已经增至14家。博士所传的经书,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录的,称“今文”经。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歆受诏与父刘向领校秘书,看到了不同于“今文”经书的“古文经”。所谓“古文经”,是以先秦古文字抄写的经书。根据《汉书·刘歆传》的记载:刘歆领校秘书,见到古文《春秋左氏传》,他引用传文来解经,转相发明,使《左传》“章句义理备焉”。后来刘歆又推动将古文《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列于学官,于是引发了学术史上持续近两千年的经学今古文之争。
两汉今、古文经学的争论,主要是由经书传本的不同而引起的,而文字体制的不同则是形成两派论争的根本原因。今文经学者,大多不知道古文字的面貌,认为隶书就是仓颉时所造的书体,代代相传,不得改易,古文经是“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攻击古文经是伪造的东西。古文经学要确立自己的地位,就要证明古文经所用文字早于隶书,这就要揭示汉字发展的源流和构造的规律,因此,经学今古文之争客观上促进了“小学”的发展。
两汉以《仓颉篇》为原型,又编辑了一批新的字书,如: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汉平帝元始年间,“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班固)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3]据班固所载,以上诸书的编纂都受到《仓颉篇》的影响,或取《仓颉》正字,或“顺续《仓颉》”。同时,这批字书又突破了童蒙识字书的界限,扬雄作《训纂》取材“天下通小学者”所记之字,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文字整理的成果。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班固还编有《太甲篇》《在昔篇》,东汉贾鲂作《滂熹篇》,崔瑗作《飞龙篇》也属同类字书。两汉文字书大都亡佚,只有《急就篇》流传下来了。
《急就篇》以七言韵文为主,杂以三言、四言,罗列二千余字,分类部居。开篇说:“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篇首之后,以“请道其章”引出正文,先列姓氏,集成三言韵文,再依次罗列锦绣、饮食、衣物、臣民、器具、虫鱼、饰物、歌乐、躯体、兵器、车马、宫室、田亩种植、飞禽走兽、疾病医药、丧葬祭祀之类,其后是“官制狱吏”等方面的内容。与《仓颉篇》相比,《急就篇》以七言为主,杂以三言、四言,除了语言上突破四言的格局,分类也更为严谨有序,尤其是“分别部居”的编排方式,是字书编纂的一大进步。
汉代的文化复兴、经学的发展和汉字制度本身的变革,促进了“小学”发展和字书的编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文字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由东汉许慎所编撰。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漯河)人,生卒年月不详。许慎担任过太尉南阁祭酒,师从著名古文学家贾逵,时称“博学经籍”,“五经无双”,他还撰著有《五经异义》《孝经古文说》《淮南子注》等。这些书都已亡佚,只有《说文解字》一书传世。
《说文解字》初稿写成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到安帝建光元年(121)才由其子许冲上表将定稿奉献皇上。许慎所处的时代,正是古文经学兴盛,“小学”快速发展,鸿儒通人辈出的时代。许慎撰著《说文解字》的目的是:“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4]通过“说文解字”,进而释疑解惑、规范文字是许慎要实现的明确目标。作为一名古文经学家,许慎兼收并蓄,博采通人,在吸收刘歆至贾逵以来经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编纂出《说文解字》这部集大成的著作。《说文解字》博大精深,体例严谨,不仅是两汉文字学创立的里程碑,也是汉语文字学史上影响最深远的经典著作。
《说文解字》开创了历代字书编纂的基本方法。作为一部实用性字书,《说文解字》在编纂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建立了部首编排法。全书共收字头9353个,重文1163个,全书以“一”为开端,而以“亥”为终结。“始一终亥”的编排,受到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许慎在“一”下说:“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这种解释源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一”可以“化成万物”,自然万物的符号——文字,也应始于“一”。在最后一个字“亥”下,许慎说:“荄也,十月微阳起,接盛阴……亥生子,复从一起。”“亥”为十二支之一,古人以十二支与十二月相配。夏历以十一月配子,为建子之月,十二月配丑,为建丑之月,依次类推,至十月,则与“亥”相配,为建亥之月,至此周而复始,所以“亥而生子,复从一起”,与“始一”相呼应。许慎发凡起例,将汉字归纳为540部,每部各建一首,统摄同部各字,这是对《仓颉篇》《急就篇》以来已具萌芽的“分别部居”编排方式的重大发展。《说文解字》部首与部首之间、字与字之间的排列,则采取“据形系联”“共理相贯”的办法。这种编排方法,利于检索,体现了汉字系统形、音、义的内部规律和相互联系性。
《说文解字》对当时所见各类汉字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收集和整理。全书所收字体,一般以“小篆”为正体,兼收“古文”“籀文”“奇字”“或体”“俗体”等。“小篆”是经秦始皇时代整理的标准字体,作为字头;“籀文”是小篆的前身,也就是当时还部分保存的“史籀大篆”,为“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中的文字;“古文”有两层意思,一是专指孔子壁中书所用的字体,一是泛指先秦文字;“奇字”,是王莽时“六书”之一,指“古文而异者”,为“古文”的特异写法;“或体”指当时所见篆文的异形异构;“俗体”是时俗所用之字,也就是汉代流行的、不合于正篆的异体。
《说文解字》首次对全部汉字进行了结构分析,揭示了汉字形、音、义内在关系和文字构造条例。段玉裁说:“《说文》,形书也。凡篆一字,先训其义,若‘始也’、‘颠也’是;次释其形,若‘从某某声’是;次释其音,若‘某声’及‘读若某’是。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书也。”^[5]“形书”概括了《说文解字》析形释义的特点,许慎不仅将师承的“六书”理论,贯穿于“说文解字”的整个过程中,而且还在《说文解字·序》中对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等“六书”举例予以界定。^[6]许慎以“六书”理论指导了字形分析,《说文解字》的字形分析又为“六书”理论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实证,因此,“六书”是了解《说文解字》一书字形分析的一把钥匙。自从《说文解字》问世以后,许慎对“六书”的定义和运用,一直是汉字结构分析的基本理论和典范,为历代文字学者所继承和发扬。
《说文解字》对汉字音义的标注和训释,为汉字的教学、使用提供了依据。《说文解字》训释字义偏重于揭示构字本义,使释义与分析字形相得益彰,同时,在释义和标音体例和方法上也集中反映了两汉词义训释的成果。《说文解字》释义的方法主要有:(1) 同义为训,如“祥,福也”,“祯,祥也”;(2) 同音为训,也就是所谓“声训”,如“天,颠也”,“旁,溥也”;(3) 推本求源,在释义时揭示字义来源,兼明构字之理,如“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祇,地祇,提出万物者也”;(4) 标定义界,解释字义所表示的对象的特性,如“吏,治人者也”,“熏,火烟上出也”。许慎采用的标音方法,一是分析形声字,指明声符为“某声”,有标示读音的作用。二是采用“读若”注音,对不是形声字而无法分析“声符”或形声字读音与声符不一致的那些字以及疑难稀见字等需要标注读音的,皆注明“读若某”。如“珣”,“读若宣”;“[XCHAR[R202008224_FZSSK_FABE]]”,“读若伴侣之伴”。
以上简略介绍表明,《说文解字》既是一部实用性字书,也是一部汉字构形分析的专门著述。这种双重特点,使得《说文解字》不仅成为历代字书编纂的法典和训诂学的宝藏,而且也奠定了传统文字学的基本格局,在文字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说文解字》的价值和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广泛收集和保存的古文、籀文、篆文、或体,成为后代研究古文字的资料宝库。全书收录九千多个小篆,五百多古文,二百多籀文,对古文字进行了一次系统全面整理,较好地处理了古、籀、篆文的关系,保存了大量有参照意义的古文字形体和篆文重文,成为历代学者考辨文字源流演变的主要依据,许慎分析文字的理论和方法也为历代学者所遵从。近代甲骨文发现以后,古文字研究成为一门热门学科,更显示出《说文》保存的古文字资料的重大价值,古文字学家研究甲骨、金文的秘诀就是“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甲骨文)”,《说文》被誉为是通往神秘的古文字殿堂的津梁。
二是较为系统地阐发了文字构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奠定了汉语文字学的理论基础。许慎对文字学理论的阐发主要集中在《叙》文,并贯穿于全书“说文解字”的过程中。《说文》涉及到文字学许多重要问题,例如:关于文字起源传说的阐述,关于文字记录语言、传递人类文明的根本性质和社会功用的论述,关于“六书”的界定和汉字构形、运用规律的分析,关于汉字形体由古文、大篆、小篆到隶书发展演变的梳理等,这些问题都是传统文字学乃至现代文字学的核心问题。许慎开创的以字形分析为主,依据字形进而分析音义,三者互求,转相发明的方法,适应了汉字构造的基本特点,成为汉字研究者长期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说文》的文字学理论贡献,使它历来被奉为文字学研究的经典。
三是《说文》的编纂方法成为历代字书编纂的楷模。《说文》创立部首编排法,“分别部居”,以540个部首统率各部之字,体现了汉字形体内部的系统性。这种编排方法为历代字书编纂所沿用,虽有调整,但总体上都是以《说文》分部为范本的。《说文》在每个字之下,先解释字义,再分析字形构造,以揭示字形与字义的关系,必要时再标注读音,这种兼顾汉字形、音、义三个方面的说解体例,将汉字形、音、义的内在联系性充分揭示出来,使《说文》具有双重属性:就其功用而言它是一部实用性“字书”,就其内涵而言它则是一部研究性文字学著作。《说文》的这种特点,影响了其后近两千年的文字学研究和字书编纂。
四是《说文》对字形结构的深入分析和汉字音、义的精到解释,成为规范文字应用的标准和范本,进一步发扬和凸显了字书统一规范文字的传统和功能。许慎对文字系统所做的全面整理和深入分析,使《说文》一经问世就成为文字学的权威著作,对文字的规范和统一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秦王朝虽然以小篆作为统一文字的范本,但是实际上由于隶书的广泛运用,“书同文字”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彻底,社会用字异形分歧仍很严重。到了汉代,一方面俗儒鄙夫随心所欲地说解文字,如“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之类;另一方面文字书写讹误和不规范也较突出,如“一县长吏,印文不同”,“城皋令印,‘皋’字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7]从同县令吏官印用字的异形分歧,可以看出当时文字使用的实际情形。《说文》创作的目的,就是要澄清文字运用中“人用己私,是非无正”的混乱。《说文》问世后,在规范统一文字方面确实也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说文》确定正篆,区别异俗,阐释形、音、义相因之理,使“巧说邪辞”不攻自破;《说文》整理的正篆对确立隶书正体乃至楷书形体都是重要的参考依据。此后历代字书的编纂都以《说文》作为楷模,将文字的定形正音作为基本任务,发挥了字书统一规范文字应用的功用,《说文》也被视为统一规范文字的典要之作。
今天看来,《说文》也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如:许慎以篆文为依据分析字形结构,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错误;对一些字义阐释受到当时学说的影响,有不少牵强附会之辞;标音方法和“声训”的运用也不太科学,等等。《说文》的缺点和不足主要是由于时代局限和学术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作为文字学的奠基性著作,经历了两千年的历史检验,《说文解字》越发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历史贡献和巨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