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论语》指令句的文本呈现方式

具有理性批评意识的古今各《论语》 “文本批评者”多认为, 《论语》 中部分章句为不同时期不同编写者依据“不约而同的”大体 一致或类似观点陆续编写而成,但《论语》仍被普遍看作 “一部 书”,而不是一部“多作者的格言汇集”。虽然我们不难察觉在此编 写过程中“原初者”与 “后续者”的区别性,全书毕竟完成于、作 用于一个历史上大致统一的 “中华文明体”内,并最终“编辑于一 手”之内。因此,作为与该古典文明体相对的现代历史文明中的读 解者,我们今日采取的“《论语》解释学”的立场首先为: 根据现代 人类认知成果,企图从此历史文本整体中重构原始仁学伦理学系统, 目的并非真的在于追溯“原初文本集结”部分(这不仅是不可能的, 而且是不必要的),而是在于传承《论语》文本,经“现代解释学重 组”后,呈现自成一体的原始指令句系统。不过此一解释学重组原 则本身仍然基于一种 “古今中外伦理解释学互动”之结果。所谓重 组原则所根据者为现代伦理价值思想理论,而根据我们的历史解释 学观点,原始仁学部分竟然与现代人本主义伦理思想大体相合。
历来辨析的所谓“真《论语》”,是指据传统的孔子圣人崇拜信 仰而判定的所谓真实属于孔子之言的部分,但这是一个不可能实行 的思想史判断。何况,所谓“作者及其言论的真实性”本身,并非 即相当于我们的“《论语》重组”工作之基础或目的。此外,原始仁 学之“价值”并非单只表现于诸章句之字面内容上,而是也在直接、 间接的综合读解作用下,呈现于诸章句间的结构性关联上。现代仁 学伦理学研究的特点之一就表现在: 从传统的个别章句读解本位, 扩展到章句间关系的读解本位。为此,我们首先从《论语》文本中 抽绎归纳出该系统和其原则与方法整体,然后以此重构的仁学系统 为标准来进而判断《论语》上下论中诸篇章的 “真确性”或 “可取 性”(符合“原始《论语》”系统的一致性),据以对之进行判断取 舍。这样的取舍标准固然会与文本的编写先后性推断有相对的关联 性,但参与编写的先后次序本身也并非我们的取舍标准 (指令句价 值并非直接相关于章句编写先后性次序)。这样也可避免卷入所谓 “在先”“在后”“真本”“伪本”的文本形成学方面的难以明确辨识 又并非相关于章句价值问题的事实性真伪问题。简言之,这类有关 章句编写前后的辨识与我们的研究关系甚小,因为我们对《论语》 《孟子》两书的价值学认识,主要是根据其在秦汉后两千年中已经表 现出来的合乎仁学本义的精神文化性的作用来判定的。我们现将其 表达方式与功能概略列举于下。
二中择一对比法: 原始仁学伦理学思想是通过系统呈现的诸 “指令句”加以综合性的表达的。所谓“指令”一般是指,章句格言 包括某类伦理因素对立情境及相关二元对比模式 (含对立、合取、 比较、因果等不同 “二元选择类型”),《论语》作者在相关情境 (语 境) 下,在二元选择项间,提出应当择此去彼的规劝性与激发性意 见。《论语》 中数百个这样的行为选择与搭配的指令句,彼此之间潜 在地存在有相互支持的某种实践学“逻辑”关联性。此种实践学关 联性即为实践主体构成了一个相关于价值、信仰、品德、意志、动 力、原则、方法、目的的伦理性认知与实行的指导意见系统,今可 将其视为一种实践性类型的 “伦理学”(我们给伦理学一词加引号, 以提醒注意其伦理思想呈现形态不同于西方文明传统上的 “逻辑推 论性系统”)。此一同时具有认知性与促动性的指令句系统,呈现了 数百个特定情境下的二元对立或对比关系样式,主体可在此指令句 关系系列中逐一完成诸价值性选择的决定,而其中的 “逐一选择性” 实际上潜在地联系于原始仁学包含的价值规范性整体。二元对比模 式之张力情境及选择指令系列,既呈现出了仁学价值学的立场表达, 也成为激发主体 (仁者) 进行正向伦理价值抉择的促动力机制。
象征性语词: 原始仁学充分利用汉字具有的特殊语义学构造, 即利用词与句兼具个别性 (具象性) 与一般性 (抽象性) 的特点, 通过具象性字词表达准抽象性或一般性的意涵。后者偏重于认知性, 前者偏重于促动性。
实践选择学的系统性: 《论语》 的数百个指令句虽然各自分别地 表意,但每句均含有双重显隐表意法: 一方面,每句指令的确义须 由读者自动参照相关他句的意思加以综合性把握,即只有在《论语》 整体框架内,通过阅读主体自身的“一致性读解联想力”,形成潜在 的适当多元读解语境 (即读解中 “默默”聚集若干相关的指令句以 作为正向与反向的相互参照因素,最终潜在地形成一相关于选择判 断的多元语境张力场),以具体完成对相关个别性指令具体旨意的确 切把握和认定; 另一方面,更为充分的一致性读解实践,则须相关 于主体对社会历史经验语境的思考与体验,以潜在地形成一扩大的 参照语境。《论语》指令句解释学就体现在: 读者最终通过“文本整 体性”和“现实整体性”此双重选择情境来规定诸个别字词与句段 之确义 (“深读《论语》”就是指对文本全体和诸个别章句进行的多 元综合性理解)。这也就是能否 “恰当读解《论语》”的奥秘所在。 如果仅只孤立地、按照字面来理解句义,就或者对之理解片面,或 者造成对相关旨意的误解或重点失焦。由于文句字面都是简单易解 的,读者如对任何个别章句的意思加以字面把握就以为掌握了仁学 思想,即难免陷入“浅尝辄止”的误区 (正如今日读者对于法国罗 兰一巴尔特的任何个别通俗篇章与文集而有所欣赏后就以为理解了 其人的文学理论一样)。读者切忌失于“以偏概全”。此类误读《论 语》 的现象自古至今无处不在,甚至表现在一些“《论语》专家”的 论述中。对《论语》 的深刻理解 (尤其是对于高段仁学义理的理 解),并非仅只基于对字面意思的把握即可,而是也须以古今相关伦 理学的知识为前提。本书提出的所谓解释学的《论语》读解法,也 要求有志于深入钻研的读者能够同时参照古今中外一般伦理学思想, 如此还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一方面中华古典仁学今日可增附其现 代学理价值,另一方面又必须与时俱进地转换其实践领域。对此本 书作者已有多种专著论述,而本书的《论语》疏解方式与前不同, 目标读者既包括学人也包括一般伦理思想爱好者。本书正文部分是 按照《论语》章句顺序,以经验直观方式进行的解释性梳理,按照 《论语》顺序逐次对诸章句的本义及其现代引申义进行详细说明和 阐释。
非严格逻辑性编选方式: 《论语》作为孔子或孔门提出的诸伦理 实践指令句格言的汇集,是由孔门弟子和其后的各代信奉者,在几 百年间陆续地、直观地、个别地、经验式地积累和编选而成的,对 此编写过程的可靠历史细节我们一无所知 (各种关于编写者的故事 传说,本书虽研究参考但均不以之为据)。这样的非学术性表达方 式,合乎先秦社会文化条件及思想习惯。但是该伦理话语呈现的原 始零散性,实际上遮掩了其仁学伦理思想的系统性和实践学合理性。 “善读《论语》”也就意指着读者能够在阅读过程中自动追溯其各部 分间的系统性关联。
《论语》编选及构成的特点: 《论语》编选过程不仅历经数百年, 而且历经先秦和秦后社会政治本质上 (君权掌控的地域大小、权力 垄断集中程度、组织方法的复杂等方面造成的制度性差异) 大为不 同的两个历史阶段 (春秋战国的诸国并存时代与秦后大一统帝王专 制时代),因此在文本内容构成上其义理一致性与驳杂性并存,大部 分文本的真正仁学思想与少部分非仁学或反仁学思想并存。此外, 作为现代《论语》读者,今日读解实际上相关于三个不同的历史认 识论背景时段: 先秦诸子思想、秦后儒教儒学以及现代社会及其知 识环境。传承至今的所谓“先秦思想”,实乃汉代收录编辑的 “诸子 百家”文籍,其内容虽然大体推测来自由 “春秋”中期到 “战国” 晚期期间出现者,但相关载录及系统表现的文本形式 (著于竹帛后) 大多完成于汉代,也就是今传“先秦思想文集”内容大多经过汉人 的实际收集、想象补充和组织编写,并非一定是原初先秦思想之如 实再现。这段历时约三四百年的历史却是中华精神文明飞跃发展的 速变期,口头与书写的议论型文本也大量出现于此时。但是从《论 语》到《孟子》两部最具代表性的先秦文本来看,百余年间文化上 可谓发生了 “遽变”。从口语格言体向书面论说体的转变过程本身, 后世没有留下任何可靠的记录 (现代诸多战国史专家均指出相关史 料遗存之贫乏,本书作者认为其原因绝非秦帝国焚书措施所致。参 见《儒学解释学》上卷)。所以,大致而言,“春秋”与 “战国”不 仅是中国政治史形态上的两个阶段,也是“思想形态”上的两个阶 段。而在此期间出现的各种口头与文字的先秦思想 “遗存”,都是在 其书写文本形态上最后落实于秦后的汉代的。那时的刻印术尚未完 成,其后千百年间逐代手工抄录的 (含重编与错漏) 留存于后世的 全部古代文献的“实况”如何,未可仅据现存资料的传统身份定论。 为此,现代读者必须首先根据古今文本辨伪学成就对于原始流传文 本进行“真伪辨别”和“纯杂辨别”,也就是在读解之前先须对于今 传《论语》文本进行其构成性分析。这个现代中国史学辨伪学开创 的工作,中国哲学界和儒学界基本上涉入尚浅,因而不仅妨碍着人 们对于《论语》 的正读,而且妨碍着人们对于《论语》所体现的仁 学伦理学的现代伟大意义之深入理解 (参见《儒学解释学》)。
《论语》 内在一致性的保持: 关于《论语》 的构成的问题,前面 已经谈过。在此让我们进一步了解相关分辨工作的必要性。虽然现 代中国史学辨伪学家们,继承唐宋以来的特别是清代辨伪学家们的 思路,对于《论语》构成的凌乱性多有指陈 (如本书附录中载录的 资料所示),但是侧重史料真伪的史学家们对于作为历史文本的《论 语》与《孟子》的“伦理学价值”,难免有失察之虞。即他们没有看 到在其文本编写的 “凌乱性”或“无序性”背后,包含着某种相当 一致性的、通过象征方式表达的 “伦理实践学的准逻辑性”(“一以 贯之”)。为此,对于现代伦理学读解来说 (而不是对于“《论语》读 解历史学”研究来说) 自然首先需要删除与仁学逻辑明显不一致的 或正相反对的、往往是秦后儒者插入的章句,以便初步呈现《论语》 文本的义理整体性 (而非所谓“《论语》文本”的真实性)。尽管几 百年中参与该书编写的编写者和掺入者可能甚多,但是应该看到, 使得《论语》成为 “一本书”的根本原因在于: 始终存在着特定的 若干连续的编辑者,这些编辑者不约而同地或心思一致地对于各种 零星凑集的章句维持着一种 “整齐百家之言”的共同眼光。我们假 定,400年间跨时空的“《论语》编辑部”,心有灵犀一点通地维持着 某种相对一致的编选观点。此种基于中华精神文明与文化土壤中的 “民族精神一致性”,实为使得《论语》大体成为 “一本书”和一个 伦理学体系的根本原因。重要的是,可以推测,因时代环境不同而 导致的编写者间观点上的差异性,并未阻碍彼此之间对于《论语》 内容保持着一种基本的 “共识”,其结果导致: 虽然逐代对于《论 语》文本有所掺加,但对于原初语句部分很少进行删削。此种对于 “在先流传的文字”的尊重意识以及假定为 “原初部分”的共同赏 识,遂在《论语》 中保留了其中那些最珍贵的语句。
关于《论语》 的思想一致性或一贯性,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 还应更具体地这样理解: 无论就编写者而言还是就古今读者而言, 此一致性或“系统性”并非完全明显地呈现于文本表面 (虽然此一 文本表面已经表现出可观的一致性),而是被包容在、混存于文本整 体内,所谓仁学本身的整体性须由文本整体内的主要部分“潜在地、 结构性地组成”(此种编写原则的结构性,对于古代编者而言还可能 是部分意识地、部分下意识地加以实行的),只有经过主动积极的文 句选择性工作,才能使得仁学思想的整体性浮现。等到后汉张禹作 为最后一位 (假定) “《论语》主编”完成该书定稿后,大致可以说, 《论语》大部分内容之编订,就编辑学而言,的确可谓“出于一手” 了 (经过单一“总编”对于《论语》 的不同 “版本”,即不同地区的 口头传承文本,进行最后的材料选择与编整定稿)。具体说,多数研 究者认为,《论语》 的上、下论内容形成明显的分划。尽管历经数百 年的传说文本过程,《论语》之最终“成书”仍基于最初编写阶段上 出现的一种“原始编写统一性”(不论其多么简陋),其统一性成就 比较明显地大致体现于“上论”部分内 (除了各篇末尾以及各篇之 内插入的若干后儒补加句段)。如果没有上论中 (假定编写于战国初 期) 这样的观点大致统一性的、奠基性的编写工作,《论语》 即无从 具有继后如此一致性地进行“补长工作”(假定表现于战国后期和两 汉时期) 的文本基础。一般认为,上论偏于相对一般性的原则与理 念的呈现,下论偏于相对具体化的应用 (表现为一些近似于孟子与 荀子思想的插入)。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划一,按照我本人的看 法,逐代参加编写者并非严格按照编写的时间顺序进行“补写”,而 是可能不时在《论语》最初编定的文本框架内的不同文段 (甚至不 限于仅在诸篇之末) 内,由于不同的想法,而随意插入之。这个历 代相关辨伪学中的难点,对于本书作者来说,妨害有限。因为,有 关上下论间和各篇主要章句与篇后掺入章句间的各种所谓 “真伪” 区分,在本书中都按照作者所持的统一标准加以 “删削”了,而并 不考虑历代讨论中的所谓前后真伪问题。实际上,上论中就存在有 不少掺入的可疑章句,下论中 (特别是第十五篇) 也含有极其重要 的章句,还不要说《论语》全书中 “子曰”部分与 “曾子曰”部分 的思想倾向多有不一致处了。(所谓孔子之书中包括如此多 “曾子 言”即可暗示,《论语》一书最好被视为孔门的集体创作,而“孔 子”名称可被视作孔门之唯一权威性 “代表者”。) 同理,我们的选 择方法也不对《论语》 中标出的言说者的身份进行严格区别,主要 以其言说内容本身的价值为取舍标准。
关于古代文籍身份即 《论语》身份问题: 必须注意,古人重实 用性思维,偏重于关注文史类主题对象,以及古代写作刻印技术条 件的不备,导致并非同步“出版”的 “书本”的形态,大多具有内 容与主题短小及驳杂性的特点。以至于标志为单一作家的“专著”, 其内容不仅多只是一部“文集”,而且不能确定为一人所作。《庄子》 一书为其显例。因此,古代标志为单一作者的作品,至多为其“诸 篇短文之汇集”,而且不排除为不同时代多位作者托名为一人的文章 汇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孟子》 因其各篇文章的主题与风格的高 度一致性,的确可 (从现代文本学和修辞学角度) 证明为出于一人 或极少数共同写作者的“统一性、一次性”创作之成果。除此之外, “百家”中许多著作都为主题仅只大致相类的文章汇集 (还不要谈, 相当多所谓“先秦典籍”已证为汉人的拟古之作)。同理,在严格的 意义上,《论语》在文本构成学上,显然也可以被视为一部“文集”, 因如前所述,历代一些研究者均指出了其作者来源不一、编写时间 不一的特点,更因为《论语》本来即宣称为孔子殁后诸弟子的 “集 结之作”,也即本来即宣称为孔门诸弟子之集体作品 (尽管其思想内 容来自各人对同一孔子言论之记忆)。在此,对于《论语》 的 “身 份”问题,我们则须特别根据其思想内容的高度一致性和历史独创 性而视之为义理上的 (非编辑上的) “单一作者作品”。《论语》承载 的仁学思想本身为一“个体性创作”。但从文本学角度看,我们可将 传承《论语》文本按照其内容观点一致性程度大致分为三类:a.大约 三分之二按其伦理思想内涵为“孔门原本”; b.大约十分之二全属所 谓“伪作”,即其内容或无关于伦理思想本身 (如上论第十篇),或 与a部分观点相违 (如下论第二十篇); c.此部分内容观点与a近似 但在伦理学价值上较弱,不过仍为古代儒家普遍接受者。基本上, 我们完全根据现代知识及伦理理性对《论语》文本内容价值的判断 进行以上区分,而不直接采取古人有关“真伪”问题的判断及有关 “真实作者”的推测。本书对此相应的处理原则为: 将b部分完全删 除; 在本书正文中纳入a与c,即呈现思想史上大部分儒家读者所接 受而今日不同程度上均具有其伦理价值的章句; 但从a内摘取大部 分核心文句,作为《论语》之“核心部分”,这些文句具有超越时空 的普适伦理性价值,除了对相关章句进行较为详细的解释外,还将 其全部章句本身作为“高段仁学”部分列于书后。
现代《论语》读解原则: 本书特别强调,现代《论语》读解法 应该完全抛弃“历史实情还原法”这样的传统的读解法误区 (请注 意,两千年的儒家几乎无人不相信“今不如古”和 “三代之治”的 神话,可以由此认清他们是如何深固地共同受到前科学时代的封建 认识论意识形态的知识论局限性的影响)。我们只将各种有关孔子及 孔门的“历史传说”视为读解《论语》 的 “理解文意的语境参照” (这也是我们不将《论语》 《孟子》二书以外的相关于孔子的众多传 统文献列为仁学伦理学系统之内的理由之一),而不将其作为任何 “历史事实依据”。换言之,我们基本上排除历史事实传说在今日 《论语》读解中的作用,这样也就不再存在对于所谓追溯 “孔子原 话”的学术需要。此种读解方略也使我们可以摆脱历来有关《论语》 文本“真假”“先后”的文献学“实证性辨析”,而代之以仁学伦理 性义理一致性思考原则。即,凡《论语》 中合乎或接近仁学义理精 神的章句即视为 “读解有效文本”,即所谓“真文本”; 凡《论语》 中不合仁学主旨的章句即加以排除。简言之,我们是将《论语》 中 在义理上相互一致的诸部分之总和,而非《论语》全体,作为有效 仁学伦理学材料的。
儒学历史语境的关联: 固然存在着先秦仁学伦理思想一致性的 判准,但是必须明确,《论语》文本及其仁学思想都是在秦后两千年 的儒教历史中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其中既包含先秦仁学思想在历史 长河中的一贯性延伸,也包含着此一先秦仁学思想在儒教与儒学的 社会文化环境中 “被读解时”,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作用下,所增添 的“儒学读解统一化”作用。毕竟《论语》是在儒家历史语境中显 示其作用的。换言之,我们自然需要在仁学与儒学的互动关系中把 握先秦仁学的伦理学“效果”,其中也就自然包括“《论语》全书” 与“仁学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
《论语》作为 “指令句汇集”(相当于“指令词汇库”),每一章 句 (伦理命令句) 均担负双重作用: 作为相应具体情境内的价值观 抉择步骤之“处方”,以及作为仁学命令句总体内的复合选择规划的 “组成单元”。《论语》指令句读解过程相当于针对直接、间接伦理情 境的心态、行为综合抉择的一种“配方术”。
孔子作为原始仁学叙事系统内的 “实践学角色”的领导性、组 织性功能: 相关史实性假定,仅只发挥其一种起信性、引导性、促 动性作用。对孔子形象的生动性描述,用以强化仁学伦理教化中的 知情意触发作用。但是在研究中我们不将孔子其人的其他历史传说 部分纳入我们的《论语》解释学内,对于孔门弟子亦然。我们并非 以此来否定各种其他相关典籍中孔子及弟子言行的可能历史“真实 性”,而是不将这类记载视为相关于我们的仁学解释学宗旨。历史故 事作为思想表达方式,因此,《论语》读解必须与各种“史学传说及 记载”中的相应孔子及孔门故事加以区隔 (后者至多仅只起着某种 间接、隐在的读解语境作用)。这是本书作者提出的孔孟解释学读解 法的必要原则之一。
仁学伦理思想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在任何个别指令句读解中都 需同时间接浮现各种其他相关指令句,彼此可形成一潜在的、选择 性出现的读解系统性 (在指令句表达方式的无序中形成相关伦理实 践论的“解释学秩序性”)。任何指令句都是“生存于”大小不等的 仁学思想系统内的。对《论语》 《孟子》 的读解切忌断章取义。历代 迄今不少“大儒”发生此类“误读”,其原因主要在于过分受到来自 其他资料的历史传说内容的影响。历代解家彼此相关于“史实”的 无谓争论,都是源自个人依赖的典籍中的 “传说”之不同。如果关 于“蛮荒时代”的连影子都不存在的 “古事”,古人都可任意编造、 虚构远古“帝王故事”等,那么关于较近的先秦人物自然 “有甚多 传说记忆资料”可供人们进行任意想象性的 “创编”了。问题是: 我们作为生于科学时代的现代人还有任何正当理由去“附和”古人 之“绘声绘影”的习惯吗?
原始文本读解中的 “非相关成分”的排除法: 凡不合仁学逻辑 学整体的《论语》 中的插入部分(哪怕是原初部分),均须在有效读 解中排除,使其不发生作用 (而非对其历史真伪性进行判断。我们 的古代思想的评价工作,依据今日 “理性法官”的判断,而非无谓 地自行纠缠于古人之传说)。此一古典读解的解释学原则的本质,不 是难以判定的历史上章句之“真伪”问题,而是其意旨与仁学伦理 学在义理上是否具一致性问题。自然,凡属显然为后儒添加的 “非 原始的”(所谓假的) 文句,也大多是与仁学义理在思想上不一致者 (如插入的不少近似于道家出世主义和儒教专制思想的部分)。
《论语》之功能: 通过较一般或较具体的伦理价值选择情境中诸 明显的或隐含的两种伦理实践方向的二元对比性的陈示,以激发读 者在其实践过程中的相关价值对比中,进行二中择一的正误决定。 此种价值学选择决定的《论语》特有修辞术表现在: 在具体个别章 句与《论语》整体两个层次上的双重价值观冲突结构中,直观地促 成其伦理实践激发力之产生。故本书在每章之后列出相关对比词语 以显示诸价值观特征,用以凸显相关对比选择情境中的体现诸伦理 价值的仁学实践者之心言行特征。必须明了,指令句的分析性讨论 与指令句的直接促动力效果为两事,理解与感悟,感悟与决定,决 定与实行,均属不同的《论语》读解功能。时至今日必须认识到, 只有《论语》原始章句及其系列本身才具有实际的心行促动力 (此 伦理实践促动力完全来自仁学“内实践”本身,而此内实践完全体 现于原始仁学章句系列本身之内),因为其言辞打动力不仅产生于文 本的综合性修辞学因素集合,而且验证于、继续重复于诸代历史过 程中。简言之,此种 “外国人”难以同等程度感受到的《论语》打 动力,并非单纯地 “藏于”《论语》文本之“内”。请注意: 今传 《论语》文本实乃两千多年来 “身经百战”后的 “历史积存”,《论 语》文本含蕴着其民族性的“历史精神厚度”,故对于高端仁学的读 解而言,读者也应该一定程度上在读解中想象地“生存于”中华文 明的历史过程中。
《论语》读解歧义性的根源: 《论语》本身由于时代认知、环境、 实际需要、人员和技术 (书籍、写作) 的不同需要,历代编写者会 根据不同时代所侧重的不同方面,对原始文本进行有限的增删,同 时各编写者维持思想 “一致性”的思维力不同。如朱熹的《论语》 解释明显高于历史上其他学者的原因即在于他具有的较他人更敏锐 坚定的“推理一致性”,甚至表现出比现代新儒家许多人在某些方面 更强的思维一致性能力。顺便指出,大多数宋明理学家都异口同声 地将禅学视为儒学之“异端”,尽管他们都可能在感性上喜爱过禅意 诗学文句,但是理学家一代具有的较强古典伦理实践学“认识论” 意识,使他们都能看出儒学或仁学与佛学在基本立场上正相对立, 而民国以来的现代儒家们则大多失去了这种认识论意识。为什么? 因为现代学者反而易于受到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诱惑,不分青红 皂白地企图援引一切看似“民族性”的理论资源,而对此“近西学” 本来并非中华文明本身的产物并显然有损于非宗教性的仁学伦理学 义理一事实视而不见。故《论语》文本最终呈现出思想复合性或驳 杂性。此复合性文本的特点导致历代儒者的任意性读解得以形成, 因在使用《论语》文本时可以在读解中相应地最佳比例地组配自己 所需的直接有用的文句 (多为具体性的,因此可能与仁学体系根本 相违背的) 和间接有用的 (义理性的) 文句,以作为施用于“具体 情境与主题”的“药方”(design,prescription)。大体上,经学家们 和儒教从政者们将仁学义理仅当作品德元素 (virtues) 之源,而将 儒教既定条规和政治目标作为其读解的意识形态框架 (如汉代撰写 的《大学》与《中庸》实际上相当于设定一“孔孟理解应遵守的儒 教意识形态框架”),以确保《论语》思想内容可通过选择性的读解 使其适切地为儒教政治需要服务。但在儒教官场意识形态控导之外, 文学家、哲学家们往往具有较多相对独立的思想自由度,他们遂成 为仁学义理的真正体现者和传递者 (carriers),其思想、学术、文化 之具体实践,即成为历史上仁学之真正“载行者”,并不同程度上自 觉地按照《论语》之“固定义理渠道”,在各自的文史哲创作中,将 原始仁学思想及精神有效地传递至今。自然,古人,包括孔门师生 自身,都不会想象到此一中华文明史上的思想精神奇迹有可能在几 千年后的全球化时代,即在世界学术思想舞台上,发挥其历久弥新 的伦理思想导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