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阮孝绪编撰《七录》

《七录》撰者阮孝绪(479—536年)字士宗,尉氏人,生于刘宋末年,卒于梁大同二年。他是一位博学多识,著述闳富的学者,除名垂后世的《七录》外,尚有《文字集略》、《正史削繁》、《高隐传》、《古今世代录》、《杂文》、《声纬》及《诸序录略》共合八种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他从事目录事业主要在梁普通年间。他和过去的目录学家有很大的不同。从向、歆父子起到王俭止,几乎都有比较显要的政治地位,不仅能尽窥国家藏书,私人藏书也富,又有助手共理,成目较易。而阮孝绪是一个被称为“处士”,并不利用家世和政治地位的学者,过着“家贫无以爨”的生活,缺乏许多必要的物质条件,所以他必需尽量利用前人的成果,加以总括继承,他对目录事业所作的贡献应该是更可贵的。他曾自述其辛勤治学和成书经过说:
孝绪少爱坟籍,长而弗倦;卧病闲居,傍无尘杂。晨光才启,缃囊已散;宵漏既分,绿帙方掩。犹不能穷究流略,探尽秘奥。每披录内省,多有缺然。其遗文隐记,颇好搜集。凡自宋齐已来,王公搢绅之馆,苟能蓄集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其方内经史至于术技,合为五录,谓之内篇;方外佛道,各为一录,谓之外篇。凡为录有七,故名《七录》。^[1]
《七录》的体制和撰者意旨,虽然由于原书久佚,不能全部了解,但所幸《广弘明集》卷三保存了《七录》序和所附的《古今书最》,使后人不仅得知《七录》的基本概况,而且还对梁以前的目录事业能略得轮廓,成为古典目录学研究中的重要参考文献。阮孝绪编撰《七录》对古代目录事业和古典目录学的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根据《七录》序可以知道该书的基本体制和成书缘由的大致情况:
(1)《七录》的体制主要参酌刘歆《七略》和王俭《七志》而自定新例。
(2)《七录》分为内外篇:内篇有《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和《术技录》等五录,四十六部。外篇有《佛法录》和《仙道录》等二类九部。全目为十二卷,共七类五十五部。其具体目次节录如次:
经典录　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凡四七一〇卷。
记传录　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凡一四八八八卷。
子兵录　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家、小说、兵家。凡三八九四卷。
文集录　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凡一〇七五五卷。
术技录　天文、谶纬、历笇(算)、五行、卜筮、杂占、刑法、医经、经方、杂艺。凡三七三六卷。
佛法录　戒律、禅定、智慧、疑似、论记。凡五四〇〇卷。
仙道录　经戒、服饵、房中、符图。凡一一三八卷。
阮孝绪《七录》的这个分类体系虽自称是“斟酌王刘”而提出的,标榜对七分法的继承关系;但从内篇的前四类看它也吸取了四分法的营养,因而这是一种继承七分,吸取四分的分类法。
(3)《七录》共收书五十五部类,六千二百八十八种,八千五百四十七帙,四万四千五百二十六卷。资料来源主要是二部分。一是据《文德殿四部目录》,收官藏二万三千一百六卷。二是汇总各私家目录所著录的私藏,达二万一千四百二十卷。公私藏书几乎相等,于此可见梁时官藏之不足而反映一代图书全貌的则是《七录》。
(4)《七录》创编于梁普通四年(523年)仲春。在此以前,可能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准备资料工作,而在编撰过程中又得到友人刘杳的无私帮助。成书时间至少在十年以上。
《七录》的特色和主要成就是:
(1)《七录》的编目条件和过去不同。前此的目录书多是就国家藏书而编撰,即使如王俭的《七志》虽属私人目录,但也是在编元徽书目的时候进行的,又有主管图书的职权便利,所以使用图书方便;而阮孝绪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他只能根据一些私人藏书家目录和“官目”来整理编目。经过官私目相校,发现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这说明《七录》是继承和总括了前人的目录成果,是比较完备的一个综合目录。开启了研究前人目录之端,摆脱了单纯登录藏书的局限。
(2)《七录》在分类上有所创新。它从图书数量的现实出发,把史籍又从附庸地位提到独立部类上来,这是因为当时“众家记传倍于经典”^[2]而不得不专立《记传录》。同时,在部类之下又分细类,推动了分类学的发展,对于后世的分类也有重要影响。阮孝绪《七录》在七大部类之下又分为五十五细类。如《记传录》下分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和簿录等十二细类^[3]。这十二细类的划分,虽然没有加上《史部》的部类名称,实际上已具备后来史部细类的规模。十二细类,虽以后有分合易名的不同,但它是史部划分细类的开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记传录》中立《簿录类》表明了古典目录学的发展和古典目录书的增多,它是目录著作在图书分类中立类的开始。《隋书·经籍志》序也肯定它的分类是“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
(3)《七录》“总括群书四万余,皆讨论研核,标判宗旨”^[4],介绍了作者事迹和图书的流传情况。它可能依据阮孝绪历年读书札记《诸书序略》而加以节取。虽然《隋书·经籍志》总序中批评它“剖析辞义,浅薄不经”,簿录类序中又说它“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也”;但是,不能不看到阮孝绪是在“内寡卷帙”、“傍无沃启”,即既少藏书,又无助手条件下,力争恢复向、歆父子书录传统所作的努力,其精神是可贵的,其成就是值得肯定的。
(4)《七录》的七分和类名是经过一定研究而确定的,这在序中有较详的说明。它不像王俭名为《七志》实则九分那样牵强。它把根据文德殿五部目录体例的图书分作五录列为内篇,而以佛法、仙道作为二录列为外篇,作为附录。它虽然名实均为七分,但从内篇看,实质上是由七略向四部过渡的一种形式。
(5)阮孝绪自称《七录》收书之广,已使“天下之遗书秘记,庶几穷于是矣”。以其所收四万四千余卷较之文德殿书目所收二万三千余卷,增加了私藏目录所独有的二万一千余卷,几近于一倍。阮氏之语,确非自诩。在南北朝这样一个动乱时期,阮孝绪能在比较差的条件下,打破官藏界限,增补私藏内容,独立完成这样一部搜罗比较完备的图书目录,确是古代目录事业中的一项重大成就。对古典目录学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6)《七录》将其所引用的古代目录列于序后称《古今书最》,使后人借以了解古代目录著录图书数量及存亡残缺,为后世著述列引用书目之祖。
《七录》早佚,今在《广弘明集》中还保留着《七录序》并附载《古今书最》。清人王仁俊曾辑《七录》一卷,臧镛堂辑有《七录》二卷,成为研究古典目录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肯定阮孝绪及其《七录》的贡献与成就的同时,我认为不能忽略刘杳在这一事业中的功绩。《梁书·文学传》记刘杳的生平说:
刘杳,字士深,平原人也。……少好学,博综群书。沈约、任昉以下,每有遗忘,皆访问焉。……自少至长,多所著述。……撰《古今四部书目》五卷行世。^[5]
刘杳的这部《古今四部书目》五卷,篇帙少,后来也未见著录,可能是一部在收集资料过程中的草稿而被传钞行世。这应算作是梁时私人目录的一种。当刘杳获知阮孝绪已着手编撰《七录》时,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抄集的资料草稿全部赠与阮孝绪以助成《七录》。《七录》序中说:
通人平原刘杳从余游,因说其事。杳有志积久,未获操笔,闻余已先著鞭,欣然会意,凡所抄集,尽以相与,广其闻见,实有力焉。斯亦康成之于传释,尽归子慎之书也。
刘杳这种不隐秘所得,成人之美的情操表现了学者的胸襟。凡论及《七录》,定当表述及此。可惜某些有关著作对刘杳的这一功绩都没有给以应有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