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晋荀勖的校书与纂辑《中经新簿》

西晋统一,社会经济得到初步稳定,文化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图书的征集和典藏工作逐渐展开,图书数量增多,所谓“晋氏承之,文籍尤广”^[1]就指此事。因此,目录事业也随之取得一定的成绩,它主要表现在荀勖的目录事业活动中。
荀勖字公曾,颍川颍阴人(今河南许昌),是西晋著名的世家,初仕魏为从事中郎。入晋后,历官中书监、秘书监至尚书令。他在文学、音乐、目录学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为当时人所推重。他在目录学方面主要有以下几项工作:
(一)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荀勖领秘书监时,和西晋著名学者、中书令张华合作,“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2]。这说明荀、张是依照刘向的遗规来整理国家藏书的,图书用“整理”一词,似以此为最早。这次整理图书的规模很大,可与刘向相比。它是编撰国家目录的必经步骤。
又据荀勖自称:“臣掌著作,又知秘书。今复校错误十万余卷书,不可仓卒,复兼他职,必有废顿者也。”^[3]整理图书的工作一定相当繁重,所以荀勖才能以此为理由辞去主管音乐的职任。
(二)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河南“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4],即后世所谓的汲冢竹书,保存了古代的重要史料,当时就“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5]。对于这一记载,我以为是专指对汲冢书的整理编目而言。这里所说的中经是泛称国家目录。它不指荀勖的《中经新簿》。这三句话的意思是说荀勖奉命整理编次汲冢书,专为汲冢书编制一份国家目录,并把汲冢书收列为国家藏书。
(三)荀勖还以郑默《中经》作依据,在泰始十年领秘书监后至咸宁五年春参加攻吴前的一段时间内编制了一部综合性的国家藏书目录,即《中经新簿》。梁阮孝绪的《七录》序中曾说:“晋领秘书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
又《古今书最》对所收卷部也作了具体说明:
晋《中经簿》: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经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七百六十六部存。^[6]
《隋书·经籍志》序中则言明各部所收的图书内容和体制说:
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景(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
从上述一些记载中,可以对荀勖《新簿》的情况作如下的概括理解。
(1)荀勖《新簿》系据郑默《中经》而作。它概括《中经》所录之书,也不可免地会参考《中经》的分类。它既标《新簿》就包含有改编的意义。二者相因关系,诸书所载均同。所以郑默《中经》对荀勖《新簿》的分类是有所贡献的。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嗤“推草创四部之功于郑默者,亦未免失之好立异说”,似不免过当。
(2)《新簿》共分四部,由于有《七录》序和《隋志》序的记载,可略知其每部内容,虽史籍已独成部类,但其甲乙丙丁的次序尚为经子史集,与后来经史子集的次序略异。至每部所收内容,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颇致疑意,如兵书与兵家有何不同,皇览为何列于史,汲冢书为何入于丁部等等,实则均可作适当解释,如兵书与兵家之分或者和古诸子家与近世子家之分相似,兵书是指古代军事家的著作,而兵家则指近世军事家的著作,也有可能兵书是指军事理论方面的图书,而兵家则指论军事具体问题的不同流派著作。皇览是类书之祖,当时尚难成类,其撰集目的是便于魏文帝观览引作史鉴的,列于史部未为不可。至汲冢书,据《晋书·束皙传》所载书目现在所知似当分入各部,但汲冢书目是荀勖奉命单编的专门目录,而《新簿》则是在此以前已编好的综合目录,很可能没有把汲目编入而把它附在《新簿》之后,致使后人误为入于丁部。
(3)《新簿》之分四部,历来均无异说。这是对目录分类体制的一种变革,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认为尚有一类佛经所以应是五部。实则佛经可视为附录。刘宋王俭以佛录、道录附《七志》之后,《隋书·经籍志》也以道佛二家附于卷末,或即导源于《新簿》。
(4)《新簿》的体制是登录书名、卷数和撰人,并有简略的说明,可是没有很好地继承刘向写书录的传统,缺乏对图书内容的评述和论辩。但其可取之处在于记录图书的存亡,这对晋唐间查考晋前图书存佚流传和借此进行图书真伪的考辨都起了提供资料依据的作用,而且也开后来目录书著存亡的先例。
(5)《新簿》所收图书的部、卷数当以《古今书最》所记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为准。《隋志序》作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旧唐志·后序》作二万七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隋志序》所记数字时有不确,《旧唐志》可能据《隋志》而误九为七,故仍应以《古今书最》卷数为是。
(6)《新簿》,隋唐各志皆作十四卷,实为十六卷。《古今书最》所说:“其中十六卷,佛经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之语,语意不明。余嘉锡先生以为“原书当有十六卷,盖四部各得四卷,正是因书之多寡分合之以使之匀称,自梁时亡其二卷,《隋志》不注明残缺,而后世多不晓其意矣”^[7]。其意似以十六卷为四部目录,每部各得四卷。但是,我认为《古今书最》中的“书簿”是指目录而言,而十六卷目录除佛经目录二卷已失无法计数外,余十四卷目录是四部目录,其所计部卷数即此十四卷所载除佛经外的四部图书总的部、卷数,所以原语如是“其十六卷书簿,少佛经二卷,不详所载多少”,则词意明显易晓。当然,这还缺乏史料依据,只不过是个人的臆测罢了。
(7)荀勖对于图书的装帧和保管也很重视,所谓“盛以缥囊,书以缃素”就是用浅黄色的细绢来写书,然后把书卷放到青白色的丝质袋中。后人有以荀勖疏于编目体制而注重形式加以訾议。但从整个图书事业来看,良好的装帧和妥善的典藏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不能因其编目有缺点而对此有所非议。
荀勖撰《中经新簿》最为后世学者所称道者在于他建立了四部分类,如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钱大昕曾在他的著作中有二处论及此事。钱大昕在《补元史艺文志序》中曾概括地叙述了四分法建立的过程和以后的变化说:
晋荀勖撰《中经簿》,始分甲乙丙丁四部,而子犹先于史。至李充为著作郎,重分四部,而经史子集之次始定。厥后王亮、谢朏、任昉、殷钧撰书目,皆循四部之名。虽王俭、阮孝绪分而为七,祖暅别而为五,然隋唐以来,志经籍、艺文者,大率用李充部署而已。
钱大昕又在《诸史问答》中作了更详细的说明。他说:
晋荀勖撰《中经簿》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四部之分,实始于此。而乙部为子,丙部为史,则子犹先于史。及李充为著作郎,以典籍混乱,删除繁重,以类相从,分为四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而经、史、子、集之次始定。^[8]
综合钱大昕的论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四分法始于西晋荀勖的《中经簿》,当时以甲乙丙丁为次序,乙是子书,丙是史书,子先于史。东晋李充的《四部书目》虽仍以甲乙丙丁为次,但定乙部为史书,丙部为子书。所以后世经史子集的排次是李充所创始。
(2)荀勖、李充以后的古典目录书,大多采取四分法,史书所说的“秘阁以为永制”^[9],“自尔因循,无所变革”^[10]等等,就是指此而言的,如齐永明元年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胐所编制的《秘阁四部目录》,梁天监六年秘书监任昉、秘书丞殷钧所编制的《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直至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等,有许多部目录书都采取了四分法来编目。
(3)当时除四分法外,还有刘宋王俭的《七志》和梁阮孝绪的《七录》等七分法,梁祖暅的《五部目录》的五分法,但都没有能够取代四分法的地位。隋唐以后,四分法一直被沿用下来。
钱大昕对四分法的论述虽比较全面,但仍有不够确切完善的地方,论四分法的创始,推溯到晋荀勖的《中经簿》,实际上荀勖基本上依据魏郑默的《中经》(或称《魏中经》)而撰《中经新簿》(或称《晋中经》)。阮孝绪的《七录》序和《隋书经籍志》序中都清楚地说明了二者的相承关系^[11]。所以,四分法的创始应说是魏郑默开其端,晋荀勖毕其功。《魏中经》虽然已难考知其部类,但郑默先驱之功不可泯。而称荀书为《中经簿》也欠区分,因此钱文如作“荀勖因郑默《中经簿》而撰《中经新簿》”,似更缜密。又钱氏所说实有所本,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目录类例之沿革》一篇中已指明此说本于《文选》中任彦昇《王文宪集序》注。钱氏博学,定当览及,未加揭示,似略有欠缺。
总之,荀勖《新簿》在分类、解题等方面虽有不足之处,但它终究是西晋目录事业成果的集中表现,对目录学的发展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荀勖还撰有《杂撰文章家集叙》(简称《文章叙录》)十卷^[12],后人认为这是文学创作总目录的“滥觞”,稍后有挚虞所撰《文章志》四卷,也是“集合诸家诗赋文章之篇目为一志”^[13]的文学目录。专记撰人事迹,间及文章的流传存佚。傅亮又撰《续文章志》二卷,专记西晋。后来,由于“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种种不停的动乱,图书遭到了很大的损坏,目录事业无从开展。西晋政权也随之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