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俭编撰《七志》

《七志》撰者王俭是宋齐间政治家和学者。他除主持国家目录《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外,还私撰《七志》一书。《南齐书·王俭传》曾记其编目情况说:
王俭(452—489年),字仲宝,琅玡临沂(今山东)人也……解褐秘书郎、太子舍人。超迁秘书丞。上表求校坟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献之,表辞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
又《宋书·后废帝纪》记称:
元徽元年(473年)八月,王俭表上所撰《七志》卅卷。^[1]
王俭在目录事业上的贡献主要在刘宋时期,但他却是跨越宋、齐两朝的人物。他虽在刘宋曾尚公主,属于贵戚,但却积极参与了齐高帝萧道成夺取刘宋帝位的政治活动,并在齐任侍中、尚书令和中书监等职。从《南齐书》本传来看,王俭是先编《七志》,后撰《元徽四部目录》的,可是梁阮孝绪《七录》序说:“俭又依《别录》之体撰为《七志》”,《隋志》序也说:“俭又别撰《七志》”,则似元徽书目在前而《七志》在后。后世学者对于这二部目录孰前孰后也多各执一说。有人认为《七志》是485年王俭奉命开学士馆后所完成^[2],485年下距王俭之卒仅四年,仓卒成事可能有困难。我认为二书同撰于元徽年间,而《七志》起步当晚于元徽目,因《隋书·经籍志》言《七志》的编撰动机是因官修目录“不能辨其浑漫”^[3],是《七志》乃有感于元徽目之仅记书名而作。至于所谓“又撰”者,不一定指先撰一书,再撰一书,而是作“另外”的解释,即此书外另外还有一书的意思。如始于元徽元年(473年)成于485年以后,以至王俭之卒,则《七志》成书已延续十余年,与毋煚《古今书录》序中所说:“王俭作《七志》,逾二纪而方就”的差距不算太大。如485年以后始撰,至489年卒,前后四年,与“二纪”成书相差太远。
《七志》的成就远远超过元徽书目。它不仅开私人编目之端,而且还为目录事业增添了新内容。《隋书·经籍志》序记它的体制说:
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
这是在有关《七志》的记载中比较详细的一种,但尚欠完备,有些地方也还需加以订正商榷。
《七志》的体制在分类上是有意改变魏晋以来的四分成法,而要上承《七略》的遗规,所以任昉就说过:
元徽初迁秘书丞,于是采公曾(荀勖)之《中经》,刊弘度(李充)之四部,依刘歆《七略》,更撰《七志》。^[4]
梁阮孝绪《七录序》中也说:
(俭)又依《别录》之体,撰为《七志》。
从任、阮之说看,王俭的分类是改变李充的四部分类法,参考荀勖的《中经新簿》,而主要依照向、歆父子的分类法,只是略改《七略》的部名:
六艺略——经典志
诸子略——诸子志
诗赋略——文翰志
兵书略——军书志
数术略——阴阳志
方技略——术艺志
王俭在《七志》中改《七略》名称有恰有不恰。六艺之改经典,含意明显可见;诗赋之改文翰,因文翰确较诗赋仅有二体为广;兵书之改军书是王俭因军字比兵字含意深广,实则“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则武事之总名也”^[5];数术之改阴阳为避免繁杂;方技之改术艺以方技之事无典据。但阮孝绪却认为:“《阴阳》偏有所系,不如《数术》之该通;《术艺》则滥《六艺》与《数术》,不逮《方技》之要显。”^[6]
由于王俭一意仿效《七略》而不根据当时学术发展和图书增量的实际情况善加裁处,致使《七志》有类例不清,畸轻畸重之嫌。它主要表现在如下三点上:
一是因袭《七略》成例,附史籍于《经典志》而无视当时史学发达、史书繁兴的现实。汉时史书量少,不能独成部类,据《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著录史籍三十二种,《诸子略》著录史籍二种,共三十四种,一千三百八十四篇,所以附于《六艺略》春秋类后是一种合理编排。汉晋以后,史籍数量陡增,如后汉史籍二百余种,超出先秦史籍六倍以上,约占当世著作总量四分之一^[7]。三国史籍见于著录者仍有一百八十余种^[8]。两晋写史风盛,先后一百五十年之间,史著达七八百种,一万余卷,约占当时总著述量的三分之一^[9]。刘宋立国五十余年,史作也有百余种^[10]。反之,经籍增加缓慢,仅以两晋百余年计,经籍止有三百余种,为史籍之半。加以荀勖、李充已顺应学术发展形势独立史部。宋文帝更建史学科与儒、玄、文三科并立于学校^[11],可见史学分立趋势已十分明显,而王俭悖于现实,一意泥古,纳多于少,实为不解。
二是王俭未能善处学术合流问题。兵书、术数、方技三类图书在汉时本各为专学,自可独立一类,但魏晋以后,图书旧籍散佚颇多,新著又撰作较少,特别是兵书,三国时有二十六种,晋宋均不足十种,而数术(含天文、历算、五行)、方技(含医方、杂艺术)二类虽较兵书略多,也很有限,如晋有数术百余种、方技六七十种,宋则各一二十种。三类之外,诸子书发展也不大,如晋时共一百六七十种,尚不及同时经史著作的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这种消长情况已为荀勖等所发现,因而合兵书、数术与诸子为一部。甚至主张七分法的阮孝绪也认为“兵书既少,不足别录”而附诸子之末;“房中、神仙,既入仙道、医经之方,不足别创”,而合数术、方技为一录。王俭则仍坚持军事、阴阳、术数分立为三,失去部类编制的平衡。
三是《七志》依《七略》实仅六类,不足七数,于是增立《图谱志》,将原来散附各类中的图谱集为一志。稍后的阮孝绪即对此提出批评说:
王氏图谱一志,刘略所无。刘数术中虽有历谱而与今谱有异。窃以图书之篇,宜从所图为部。故随其名题,各附本录;谱既注纪之类,宜与史体相参,故载于纪传之末。^[12]
但是,宋代目录学家郑樵却对王俭之创立《图谱志》,大加赞赏说:
《七略》只收书不收图。……惟任宏校兵书一类……,有图四十三卷,载在《七略》,……(王俭)作《七志》……,六志收书,一志专收图谱,谓之《图谱志》。不意末学而有此作也。^[13]
郑氏纯为个人立论寻求历史依据,实则王俭仅为凑成七志之数而已,正如余嘉锡先生所指出:
王俭图谱一志,最为郑樵所称,实则各书之图,本可随类附入,俭第欲足成七篇之数,故立此志耳,未必如樵所云云也。^[14]
实际上,《七志》也并不仅仅为七分,其后尚有附录二,成为九部。《隋志序》以为“其道、佛附见,合为九条”,即以道经录、佛经录为二附录,其他一些目录书也多同此说。但是,我认为《七录序》中有一段话一直被忽略,就是:“其外又条《七略》及两汉《艺文志》、《中经簿》^[15]所阙之书,并方外之佛经、道经,各为一录。虽继《七志》之后,而不在其数。”这段话意义很明显:一个附录是晋《中经》以前各目录书的阙书目,其中有漏列的,也有是后出的,这正是《今书七志》之名的由来。所谓“今书”乃指今存之书而非当代著述。这种著录方法不仅扩大了著录范围,而且也为后世提供了检核典籍存佚的方便,作访书目之用。另一个附录则是道佛经录。这是一项有积极意义的创举,所谓“附入老、释书,则俭自立新意也”^[16]。如道家,汉晋以来有关黄老、服饵、房中、垆火、符录等的撰作,纷然蜂起,《汉书·艺文志》著录仙道类书仅十八种,而三国时即增至二百九十多种。佛籍自汉代传入中土,传播迅速,佛经翻译日渐兴盛,仅后汉一代二百九十多种。三国、两晋、刘宋也各有译经二百种左右。道佛书籍数量虽增而一直没有一部综合性目录加以著录,所以王俭撰《七志》能为佛道图书自立一录。虽屈居附录,但却引导后人的重视,使佛道图书不致泯没无闻。
《七志》又为仿效《七略》而在卷首写列九篇条例作为七志和所附二录的小序。《隋书序》评论这九篇条例“文义浅近,未为典则”。由于本书已佚,难定是非。尽管如此,王俭改变魏晋以来目录无小序状态,恢复向、歆父子辨章学术传统的贡献是应予肯定的。但是,他却没有很好地继承书录的良规,所谓“不述作者之意”正是其不足之处。不过,他尚能“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17],即为作者立一小传,间有简略题解,发展了荀勖《中经新簿》仅有详注。增立作者小传,成为书目解题体制中传录体的正式模式。
《七志》在唐代马怀素编撰《群书四部录》时尚存,但在日后漫长岁月中亡佚了,使今人难得其详。但从严可均《全上古文》及《文选》等书中尚能见其片断。
总之,《七志》虽有类例不明,论辨不足等等缺点,但是,它的私人编目,著录今书、创立传录都是前人所无。而收录前此缺书及佛、道书,扩大了收录范围,成为一部收录较全的私家目录,因而唐代编撰《群书四部录》时,即申明续此而作,以《七志》的下限为上限。同时还恢复了刘向父子创立小序的优良传统,这些都是王俭在目录学研究上的成就,也是刘宋时期目录事业上的重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