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

作为继《史记》之后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和第一部断代的纪传体皇朝史, 《汉书》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显要的地位,并因此而对后代史学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 为反映以帝王为中心的封建国家的历史找到了一个适当的表述形式。纪传 体的最大优点是,包容量大,能够反映丰富的社会内容,复杂的历史现象。 故刘知几在《史通·二体》篇中说:“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 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 纤靡失。”但纪传体也有它不可克服的缺陷,即时间、条理不够清晰: “若 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 (同上) 这种弊病,在纪 传体通史中表现的更为突出。班彪批评《史记》“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 多不齐一”,但他又颇能体谅司马迁著述纪传体通史的不易:“一人之精,文 思烦重”(《后汉书·班彪传》)。班固《汉书》断代为史,可谓是对纪传体 的扬长避短之举。断代史较之于通史,虽不易写出历史的古今发展,却能 写清一代之始末,也易于详写近代史和当代史。也是“学者寻讨,易为其 功”(《史通·六家》)的撰史捷径。故《汉书》一出,“自尔迄今,无改斯 道” (同上),成为断代纪传体史书的鼻祖。
《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以封建正统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史书。两 汉之际,是封建正统思想在意识形态中逐步成为支配思想的时期,同时也 是正统史学的逐步形成时期。扬雄称《史记》为“实录”(《法言·重黎》), 但讥其“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汉书·扬雄传》)。班彪肯定《史 记》“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但却 批评它“论议浅而不笃。”(《后汉书·班彪传》)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 子奉诏进行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为史料的考订、书籍的分类和系统地论述 学术源流提供了范例,是我国历史文献学的创始人。但他们却都表现出神 秘主义的历史观。他们父子各著书论《洪范五行传》,“集合上古以来历春 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汉书·楚元王传》 附传),以“天人感应”的神学解说历史。从两汉之际学者对《史记》的褒 贬抑扬中,从作为历史学家的刘氏父子的 《洪范五行传》和班彪所著的 《王命论》中,可以看出以“天人感应”、“皇权神授”为核心的儒家正统思 想已逐渐在史学领域中占据了支配地位。班固的《汉书》,明确提出要在叙 说历史演变的过程中,“旁贯《五经》,上下洽通”,这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 推说《春秋》之义,大有异曲同工之妙。班固以先验的正闰史观说明历史 的发展变化,以正统思想评论、总结历史的存亡得失,这一方面是为维护 和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提供了历史依据,另一方面则正好说明正统思想已在 史学领域中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梁朝刘勰评说《汉书》是“宗经矩圣之 典,端绪宏赡之功”(《文心雕龙·史传篇》),可谓是对《汉书》编撰和思 想特点所作的比较公允的评定。
《汉书》在编撰上的成就和浓厚的封建正统史观,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廿四史中,除《南史》《北史》为纪传体通史之外,其余都是纪 传体断代史; 各史的纪、表、志、传的编制,也多沿用 《汉书》体例而有 所损益。从这一点上讲,《汉书》的影响大大超过了纪传体的开创之作《史 记》的影响,诚如章学诚所说:“迁 《史》不可为定法,固 《书》因迁之体 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文史通义·书教下》)遗憾的 是,隋唐之后,许多史家不察班固 “整齐其文”、“方以藏智”之外,更有 别识心裁贯穿其中,而是一味模仿《汉书》体例严谨的特点,“失班史之意, 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 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 (同上)
自班固开始将封建正统思想作为编撰史书的指导思想,在以后近二千 年的封建史学发展史上,正统思想一直成为史学领域中的主导思想。自西 晋末年起,各个政权修史,都宣称自己是正统,指斥敌对政权为僭伪。因 北齐取代的是东魏,所以魏收在奉北齐之命撰述《魏书》时,便以东魏为 正统,为东魏孝静帝立纪,而将西魏文帝附入他人传中。因隋取代的是北 周,北周取代的是西魏,所以当魏澹奉隋文帝命更撰《魏书》时,便以西 魏为正统,而以东魏为伪,为西魏文帝、恭帝立纪,而将东魏孝静帝入传。 从两部《魏书》的正、伪之争,可见正统思想是如何强烈地左右着史学的 方向。东汉末年,荀悦以《汉书》为本,改纪传体断代史为编年体断代史, 著《汉纪》以总结西汉一代得失成败,他继承了班固以正统思想为指导的 传统,着意宣扬神意史观,鼓吹天人感应,宣扬汉家永得“天统”,并自觉 地把《汉纪》撰述成供统治者“有鉴乎此”(《汉纪·目录》) 的历史教科 书。《汉纪》的出现,标志着封建正统史观的进一步发展。
《汉书》多载阴阳灾异之说,并特创《五行志》以记载。汉隋之际的纪 传体史书,凡有志者,都必有《五行志》,有的更名为 《瑞应志》、《符瑞 志》。其他篇章中,也充斥了鬼神怪异、道本佛法的记述。这种有意识的神 学目的论的宣扬,增加了史学著作不应有的鬼神气氛,却在无意中保存了 较多的科技史、思想史、宗教史的材料,这也是必须看到的。
《汉书》应享有高于除《史记》之外的其它正史之上的崇高地位。它以 其编纂上的巨大成就和浓厚的正统思想,领袖了正统史学;在从它问世之 后的整个古代社会,都处于“与五经相亚”的位置。今天我们从史学发展 的基本联系中来肯定《汉书》的成就和检讨他的思想,目的是努力正确说 明它在我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为建设新史学提供借鉴。这二者出发点的 原则性区别,是要特别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