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1972年2月26日,正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教育的黄展岳正式接到军宣队通知:调回北京。此时,黄展岳已来到干校近两年,妻子佳玲也在距息县不远的文委“五七”干校参加劳动。
此次调回北京,源自“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就已停刊的《考古学报》即将复刊。考古所的王仲殊特地来干校调黄展岳担任复刊后的《考古学报》编辑工作。
《考古学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是面向国内外的中国考古学权威性学术刊物,“文革”前一直按季刊出版发行。《考古学报》的前身为《田野考古报告》,创刊于1936年。主要刊发田野考古的调查发掘报告、考古研究专题论文,以及与考古学关系密切的其他重要论著等。1947 年后,《田野考古报告》改名《中国考古学报》,至1953 年改为《考古学报》。
想到终于可以回到“告别”多年的考古事业,接到回京调令的黄展岳不由百感交集,来到干校的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刚刚过去,接到调令这一天的日子,也永远留在了他的记忆中……
从“五七”干校到《考古学报》,黄展岳终于结束了“告别”考古的日子,也让他从一名曾经常年在外从事田野发掘的考古工作者成为一名中国考古学权威性学术刊物的编辑。这一年,黄展岳46岁。
对于那一段走进和告别“五七”干校的日子,黄展岳回忆说:
“1970年春节过后,学部工宣队安排各所下干校,地区选在河南息县和罗山县。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民族所、世界经济所、语言所在3月第一批去了干校。我们考古所当时因为挖防空洞,一直到5月份工宣队才宣布了下干校的名单。我们所留在所里40人,还有因年老病重免下干校4个人,其余108人去干校,我自然位列其中。
“这时佳玲已经去了明港‘五七’干校,她特地从干校请假回京帮我收拾行李、办理退房,将我的户口转入考古所集体户口(当时两个孩子一直在南京,户口也在南京)。我们把自行车、大木盆寄存在别人家,部分行李装箱存放在考古所仓库,能搬动的行李装箱发送车站交专人托运。
“几天后,佳玲乘火车返回明港干校,我和一个同事搭乘世界经济所货车,前后走了四天,到了息县东岳公社干校所在地。当时我们都按部队编制,考古所和近代史所合编在一起,就叫‘学部干校十连’。
“当时的干校还是一片荒地,连我们住的房子都没有,只能临时安排我们到农民家住宿。我和段鹏琦住在樊庄村一户贫农家的磨坊里。因为是磨坊,每天天不亮毛驴就开始拉磨,所以每天从凌晨开始,拉磨声、吆喝声和飞扬的玉米粉末就伴随着我们睡觉一直到起床……
“我们的十连下边有四个排,近代史所是一排、二排,他们主要管建房。我们考古所是三排、四排,我们的工作是打砖坯、建窑烧砖。大家先扒光一大片旱地表土层(因为表土层的土才能打土坯),然后用长方形木框模打出砖坯,晒干后,再进行烧窑。
“我被安排建窑烧砖。我们在砖窑边搭上帐篷,我和段鹏琦也从樊庄搬到了砖窑旁的帐篷。烧窑分三班,大家日夜轮流烧火。到年底,我们终于烧出了十窑砖。可是由于土质不行,砖窑又漏洞透气,砖的质量越来越差,表皮一刮就掉,像‘酥饼’一样……
黄展岳在考古编辑室
“1971 年8月,我正在南京休探亲假时,安志敏和刘观民等九个人从干校调回了北京。这件事对一起来干校的所有人都是一大刺激,虽然大家表面都没什么‘动静’,但人人心里都有想法。我也一样,觉得他们是‘走运’的。因为我自己还在去(打回原籍劳动)留(回考古所或调外单位)之间徘徊。
“1972年初,上面决定《考古》《考古学报》及《文物》三大杂志复刊,所以要从干校抽人来复刊。至于要抽谁,抽多少人,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2月26日。干校军宣队的军官突然找到我,告诉我说‘你准备调回北京’,我说‘好呀’,他还问我:‘你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告诉他‘什么困难都没有,现在走都行’。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在北京访问,他说‘尼克松正在北京,等尼克松走了,你就回去’。我当时就说‘太好了’。尼克松走后的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北京。
“加上近代史所的几名同志,和我一同离开息县干校的一共是九个人。回到考古所上班后,王仲殊让我在编辑室工作,负责《考古学报》的复刊,并告诉我说,复刊的《考古学报》暂定一年出两期,因为刚刚复刊,今年只出一期。这时我才知道,先期回到北京的几个人已经开始工作,其中有编辑筹划《考古》复刊、参加‘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展览及恢复‘碳14’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