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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潭唱和诗》序
唐宋八大家

韩愈


从事有示愈以《荆潭唱和诗》者,愈既受以卒业,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讙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惟九;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豪厘分寸。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钜者也。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而和之,苟在编者,咸可观也。宜乎施之乐章,纪诸册书。”
从事曰:“子之言是也。”告于公,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


韩愈的散文作品中,有一些被归为“杂文”类的实用体短制篇什,多不拘定格,文随事异,以炉火纯青的写作技巧和独特的表现形式为人瞩目。《荆潭唱和诗序》就是有代表性的一篇。在这篇为友人诗集作的序里,作者借题发挥,曲譬巧说,不仅以雄健的论证成功地阐述了重要的文学理论观点,而且以形象生动、辞章斐然的审美特色,给人以强烈的艺术享受。
文章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唱和诗》者”为契机,先点出作序起因。荆 (南),唐时方镇,治所在荆州 (今湖北省江陵)。文中的裴 (公) 均贞元十九年 (803) 五月出任荆南节度使。潭 (州) 辖今湖南省长沙、株州、醴陵、浏阳、益阳等县地。贞元十八年 (802) 九月,杨 (公) 凭出潭州观察使。二人及属僚公余之时,与当地土著酬诗唱和,以文较力,编为一集。时韩愈为江陵法曹参军,隶属裴均,故裴的侍从邀其为之序。
序是一种文体,为赠序的滥觞。其本意是墙,(《说文解字》),假借作“叙” (段注),引申为“叙述”、“说明”; 初见于《毛诗》、《尚书》、《周易》等整部书籍之前,简介该书内容及成因; 书、序一人作或前人书后人序。六朝重赋序,诗序极鲜。唐盛诗序; 后演为序、诗分作,各自成篇。《唐文粹》、《文苑英华》遂增无诗之序体。其演绎略是。
接着,作者虚晃一枪:“即受以卒业”,“仰而言”,却不直言为之作序的诗集,而“王顾左右而言他”,“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 (yaomiao,精微状) 讙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突发奇语,使人如坠五里云中,不知其欲如何。然而,此处正是作者“险语破鬼胆,高辞媲皇坟” (韩愈《醉赠张秘书》) 的苦心经营处。文中以“和平”之音的“淡薄”与“愁思”之声的“要妙”、“讙愉”之辞的“难工”与“穷苦”之言的“易好”两组为众所知的事实,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声音”和“言辞”即诗歌创作和散文创作实践及创作规律的角度,推出浑厚有力的论据,造成一种先声夺人的气势,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和无尽的遐思; 而自己的观点“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则在不容置疑的论述中,水到渠成地显现出来。“是故……”一句,既是本文的中心论点,也是论据。它从“文章之作”的“恒发于羁旅草野”与“王公贵人……”的“不暇以为”的对照中,从文学创作者,即“人们”创作活动实践的角度,进一步加以论证。这一段论述,言语虽简,意蕴极丰。作者巧曲运思,“引物连类”,以俯视宇宙的气概,任笔纵横驰骋,信手拈来,恣意着墨,把太平盛世、流乱离年、天涯孤旅、山湖隐士,以及沧桑世事、人生坎坷等等,尽收笔底,造成气势浩大,一泻千里之势; 三层论述,在内容上层层递进,交相辉映,把论点表达得清清楚楚,又使文章有一种跌宕生姿的艺术效果,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全段句法上工致的对仗和形象生动的语言,抑扬顿挫的节奏,使文气贯通如注,造成文章感情上间不容发,但又有从容不迫的美感。
下面,作者笔锋一转,将视野由远及近,转入“正题”。他赞扬“仆射裴公”,(按:唐宋两代朝中设左右仆射,辅佐天子决议国政,职位相当于宰相。裴均元和年间人为尚书右仆射,乃数年后之事。《昌黎先生集》(《四部备要》)注:“或无仆射裴三字”。当是。)“常侍杨公”在荆、潭的政绩,同时对他们虽“爵禄之报两崇”而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成就“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之诗给予很高的评价。这里的论述也很工巧:以裴、杨二公“开镇蛮荆,统郡维九”;“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之尊与他们“铿锵发金石,幽眇感神”之作的事实,证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以他们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酬唱,接触社会下层现实生活而能作出“铿锵”、“幽眇”之诗的事实,证明“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循环往复,丝丝入扣,令人有曲径通幽之感;形象生动的语言,随物赋形,传神地表现了所论述的对象,使说理变得具体可感,增加了说服力。“搜奇抉怪,雕镂文字”既是评价别人,也是作者本人对文学艺术刻苦追求的写照,在他的作品中,往往能看到这种特征。前人评此处时,多以为溢美之辞。实则不尽然。作者是以《荆潭唱和诗》的成集经过及取得的成绩,作为具体的事例,对自己的观点加以阐说,使其更具说服力。当然,对于裴、杨等人能够写出一些反映社会现实和真情实感的诗作,无疑他是赞赏的。“苟在编者,咸可观也。宜乎施之乐章,纪诸册书”,正表明了他的态度。
这篇序的语言颇见功力。通篇看,骈、散结合,骨干篇章,工致的对偶俯拾即是,特别是修辞上的对比运用,加强了语句的节奏感,增加了表达的准确性;作者还有意结构一些句法上不对仗,但文意上相对的句子,如“是故……”、“至若……”二句、“开镇……”、“领湖……”二句。这些结构,使全篇章法变得参差错落,造成气势雄浑、声调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琅琅上口的效果,表现出一种以不和谐而求和谐的审美情趣,加重了表达的语气和效果。文中语言多饱含着感情,本身对所述事物具有审美判断;形象的比喻,特别是词的比喻义的运用,如“搜奇抉怪、雕镂文字”,非常传神,生动,有力地加强了表达效果;文中多用四字句,如珠连玉缀,丝竹繁奏,工巧而不见刻削之痕;以四字、对偶结构的警策句发人深省,起到了突出主题,统领文意的作用。包世臣评韩愈不善为序,认为他“诸文序为差劣,本供酬酢,情文自无,是以别寻端绪,仿于策士,讽喻之遗,偶著新奇,旋成恶札”(《与杨秀才子论文书》)。张裕钊则说“昌黎诸书短篇,道古而波折,自然简峻,而规模自宏,最有法度,转折处更多。”二说互见,是否有助于悟出这篇序的特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