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国药——用药指南》的缘起

一直以来,我们想用一个完整的视角审视和评价我们所钟爱的佛慈制药,从她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立志改良国药的企业,她不但在1931年就开始把中药现代剂型推介到海外,还在建厂初期就采用了股份制这样的科学企业制度。同时,在佛慈的文化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儒、释、道”的理解,佛慈的文化,是推己及人的儒家文化的体现,是众生即佛、普救众生的慈悲胸怀,是道法自然、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
就在我们自以为已经看到一个佛慈历史的素描版本的时候,有一本书,用一种彻底的姿态进入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在佛慈的历史脉动中,感受到佛慈建厂时期那个有血有肉,在凋敝中展现生机,在空谈中立志实业救国,在颠覆中开创崭新历史的壮丽画卷。
那是一个多么偶然的机会,在网络的旧书拍卖中,找到了中国中药制药工业的珍贵史料,我们如获至宝,找到了可遇而不可求的佛慈先辈对我们今人的教诲和鞭策,那一刻,我们觉得醍醐灌顶,在佛慈80年的历史脚步——走到今天的时候,《科学国药》仿佛是割不断的命脉,让我们传承先辈的意愿,重拾佛慈制药伟大复兴的信 心。
细细翻阅这些发黄的故纸,我们看到了佛慈先辈对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使命感和独到见解。
佛慈的先辈,首先在理论范畴大胆质疑了金元以来的有些不合理中医理论,认为东汉张仲景时代“颇重实际,医药之灿烂庄严,较诸其时西医,有过之而无不及”。时至今日,中药制药非常发达的日本,依然把中药称之为“汉方药”,就是保留了对那个时代中国中医药学的必要尊重。而历史“降及两宋,理学蔚兴,继有金元诸家……敷衍阴阳五行之说,粉饰医术,而医药学遂大遭厄运”。他们还认为在医药学的发展中,“立言愈玄,去实愈远”。而这些理论,也恰恰是对中医药学的扬弃,为佛慈制药“科学提炼,改良国药”打下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就在佛慈建厂的时代,中医药学也正遭受着空前的质疑,包括胡适、鲁迅等文人学者也曾对中医理论中的“医巫不分”颇多诟病。佛慈的鲜明立场,为当时国内中医药行业的发展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暖流。彻底解除了佛慈创始人之一玉慧观先生的担忧——“中药遭天演之淘汰”,佛慈立志高远,实在是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体现。
佛慈在鲜明地高举“科学化生产中药”的大旗后,不但在理论创新中有颇多建树,同时,开创了崭新的中药制药和研发的新起点和新标准。佛慈当时建有颇具规模的研究所,研究方法采用了“拿来主义”,西为中用。佛慈先辈通过对药用植物学的研究,发展了中药“道地药材”的理论,其中对于“贝母”等药材,更是提出了异地栽培的想法,产业化思想可见一斑;用药理学研究的思路,用动物实验等科学手段,进行药效学和毒理试验;采用化学方法,“分析国产药物之主要成分,且确定化学原子式……”确定了中药活性成分的思想。如此反复,不一而足。佛慈在科学理念的指引下,终于研发出了近代中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现代剂型“浓缩丸”,产品“发行以来,用者称便;风行遐迩,供不应求”。
就在这样辉煌的开端中,诸多政要、社会名流纷纷为佛慈大药厂题词勉励,其中蒋中正先生的题词是“百沴辟易”,语出文天祥《正气歌》:“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可以说是对佛慈大药厂一个很高的评价,就在这样的“同声称颂”中,佛慈并未忘记自己的使命,在1936年出版的《科学国药》第三集序中,著名医学家朱南山先生就当时的佛慈《科学国药》一书,对“汇列所出各种成药,逐一说明其成分、性味功效等”,认为佛慈“公开其秘,尤为难得”。著名医学家包识生先生也认为《科学国药》“以便病家之检查,医生之采用”。我们可以认为《科学国药》就是当时中药用药的科普读物,老百姓科学、安全的用药指南。
《科学国药》第一次用西医的分类方法为中药分类,在林林总总的药品目录中,我们不难发现佛慈六味地黄丸、佛慈肾气丸、佛慈逍遥丸等经典汤头的现代传世剂型;也能找到佛慈当归素、佛慈桔梗素等单味提纯的浓缩丸剂,这也许就是现代“颗粒饮片”的启蒙剂型;还有大活络丹、人参再造丸、万氏牛黄清心丸等中成药品种的常青树。品类之全,超乎想象。
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佛慈创建时的景象,今天的《科学国药——用药指南》一书,可以说是我们探寻和追随着佛慈创始者的足迹做出的一次尝试: 我们尝试着能否解读佛慈沉甸甸的历史,尝试着能否体会创始者的良苦用心,尝试着能否再为佛慈书写一部壮丽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