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国内的中国戏剧对外译介呈现数量少、范围窄和译者面不广等特点,其中中国当代戏剧的外译和研究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国外的刊物和翻译出版机构出版的中国戏剧译本主要是中国传统戏曲的外译剧目。从几部重...[继续阅读]

    中国这一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大大促进了中国戏剧在英美等国的译介与传播。中国戏剧在英国的译介,经历了18世纪的乌托邦时期、19世纪的异托邦时期,到20世纪逐渐走向了理性回归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对中国戏剧的译介...[继续阅读]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的古典戏剧陆续被译成俄文,在苏联传播,但这些译介大多是零散的,片段式的。苏联对中国戏剧的真正有系统的翻译研究,应当说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大量地翻译和研究中国戏剧则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如...[继续阅读]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我国的文学翻译在20世纪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一大批外国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国内也随之涌现了一些优秀的外国文学翻译家,如严复、林纾、鲁迅、瞿秋白、郑振铎等,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刊物也相继问...[继续阅读]

    回顾20世纪中国戏剧在世界的传播,我们不应忘记中国国内译者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文学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们长期从事中国文学的汉英翻译工作,用自己毕生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一部又一部的翻译...[继续阅读]

    在中国翻译史上,1966年至1976年这一特殊时期的戏剧对外翻译,被称为“非常时期的非常翻译”,①其特殊性在世界翻译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从翻译剧本的选定、翻译人员的安排、翻译过程的操作、翻译文本的定稿,到译者的署名,乃至...[继续阅读]

    作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样板戏”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主要产品。另外,偶尔也译介一些在“文革”意识形态操控下新创作的作品,或部分有利于当时政治思潮、经过改编的历代作品。其译作几乎都...[继续阅读]

    “文革”十年,国内的中国戏剧对外翻译几近停滞,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的中国戏剧译介和研究却呈现出了强劲的势头。这一时期西方对中国戏剧文化的译介,不仅出现了大量高质量的剧本翻译,而且其研究进入到了深层次的学...[继续阅读]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苏联已经成为一个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拥有一定实力的世界大国,这为其学术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和思想基础。苏联汉学家对中国戏剧的译介和研究在很长的时间内表现出了独树一帜的大国风范。特别是...[继续阅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戏剧界出现了两次“戏剧复兴”的潮流。在第一波的潮流中,有两种形式的戏剧风靡全国。第一类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部分优秀戏剧作品重新加工上演,如《江姐》《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第二类是70年...[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