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作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副处长,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全过程。因此,每逢国庆佳节,我的心情都特别兴奋。众星灿烂,群贤毕聚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经过民主讨论,通过了...[继续阅读]

    刘少奇为什么会在天津刚刚解放、共和国尚未建立、工作异常繁重的情况下,到天津逗留前后近一个月时间呢?“文化大革命”中,被大肆批判的“剥削有功论”是在什么背景下讲出来的呢?我当时是天津工会干部,曾亲耳聆听刘少奇作报...[继续阅读]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外档案文献的解密和许多当事人回忆录的发表,毛泽东首次访苏的幕后情况逐渐为世人所知,其中有些涉及毛泽东首次访苏的铁路安全保卫工作。但是,这些文章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有多种不同描述,彼此冲突,还...[继续阅读]

    一1951年春,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重庆,受到贺龙、刘文辉等人的热烈欢迎。刘文辉是西藏比较熟悉的人物,金中悄悄对我说:“共产党对这样一个大地主、大军阀,不仅没怎么着他,相反还给这样高的地位,让他讲话,致欢迎辞,共产党的...[继续阅读]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们本不愿意打却又不能不打的一场战争。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密切关联。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支持朝鲜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也是出于自身安危考虑,不得不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直接武装较量。通过...[继续阅读]

    父亲周世钊和毛泽东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他们情意拳拳,过从甚密,书信来往不断,诗词切磋频频,相知相交63年。毛泽东称周世钊是“真能爱我,又能于我有益的人”,并称赞他是“贤者与能者”;周世钊则称毛泽东是“素抱宏...[继续阅读]

    建国初期,我国工会工作经历了历史性的转折,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其中许多细节,至今仍难以释怀,现记录如下,以供后人研究时参考。1949年3月,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了...[继续阅读]

    我从1957年到1964年担任李维汉同志的秘书。在此之前,我于1948年到西柏坡进入中央统战部工作。1950年我到西安调查工商联问题,回京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提出利用工商联对私营工商业发挥列宁所说的统计和监督作用,受到李维汉同志的...[继续阅读]

    195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上午9时许,我突然接到上级要我和地委书记李吉平同志马上前去火车站等候的电话通知。我们到达火车站不久,见一列浅绿色专车由北往南,徐徐进站。车刚停稳,车厢内走下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和省委副书记...[继续阅读]

    我是1952年由中南大区调到中共中央政研室农村组的,1953年政研室全班人马并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地点也由西城区的孟端胡同迁往当时万寿路原来的伪“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那是一座两层大楼,非常陈旧。我被分配...[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