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军在与金、宋的长期战争中,逐渐学会了使用火器,当时他们还缴获了先进兵甲、器械和制造这些兵甲、器械的工匠、作坊,于是,蒙古军开始有了自己的能够生产制作火药、火器的工匠与作坊。《黑鞑事略》记载说:“灭回回后,始...[继续阅读]

    1974年8月,人们在西安东关景龙池巷南口外的建筑工地进行基建施工时,在一个用石板残砖砌筑的长方形的池内,出土了一件铜手铳。考古工作者在清除铳内的堵塞物时,在该手铳的药室里发现了黑褐色粉末的致密结块。经分析化验,这就...[继续阅读]

    尽管有关元代火药的直接记载极少,但我们还是可以根据有关的一些间接史料,进一步探讨元代火药的发展情况。其一,关于“炮祸”。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扬州炮库因库房管理人员碾制硫磺不慎引起炮库爆炸,周密《癸辛杂识·炮...[继续阅读]

    目前,见于报道的元代出土或传世的金属管形火器实物,主要有以下8尊:图6阿城半拉城子出土铜铳(采自《文物》1973年第11期)其一,1970年7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黑龙江省阿城县阿什河畔的半拉城子出土了一尊火铳。铜制,铳身上刻有“×”...[继续阅读]

    上述八尊③金属管形火器实物,是元代各个不同时期的制品。透过这些金属管形火器实物,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元代完成了由竹制(或木制、纸制)管形火器到金属管形火器的过渡,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这之前的宋金时...[继续阅读]

    从目前可以见到的元代的管形火器实物可知,此时管形火器已有大、中、小之分,但是,其名称却一律都称为“筒”或“火筒”。例如,元人徐勉之撰写的《保越录》记载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所部胡大海与张士诚所部吕珍在越州...[继续阅读]

    早在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年),成吉思汗率军攻打挦思干城,大军驻扎于暗木河畔。当时敌人已有设防,“筑十余垒,陈船河中”。针对这种情况,成吉思汗的部将郭宝玉命令军队“发火箭射其船”,敌船立刻着火燃烧。郭宝玉所部趁势乘胜...[继续阅读]

    在元代,无论是官军还是农民起义军都已装备了火器,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元代是否有专门火器部队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如下相关信息很值得悉心研读和探讨:其一,现存的至顺三年铜炮上的铭文有:“至顺三年二月吉日绥边讨寇军第三...[继续阅读]

    宋代《武经总要》记载了火炮火药法火药、毒药烟球火药法火药、蒺藜火球火药法火药等三个火药品种及其配方。元代火药品种已无可考稽。到了明代,军用火药迅速发展起来,其品种繁多,配方各异,我国史籍对此多有记载。其中比较...[继续阅读]

    从上述明代军用火药的品种我们可以发现,在近百种不同的火药品种中,每个品种的成分含量,即其组配比率各不相同。成书于明代初期的《火龙神器阵法》记载有15个由硝石、硫磺、木炭等成分组成的火药配方。但是,这些配方中,还没...[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