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近六十年来,天津城市史的研究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转折。本世纪三十年代,《天津县新志》(包括《天津政俗沿革记》)的刻成是天津旧日方志的总结,而《天津卫考初稿》的出版则是天津史研究方法变革的开端。这是第一次转折。1956年天津东郊崔家码头战国墓的发现,打破了沿袭多年的旧说,展现了天津古史的新貌,则是第二次转折。
《天津县新志》由严修鉴定,高凌雯初任采访,后与王守恂分任总纂。此志之修,创议于1915年,翌年开局,1931年刊成高先生所纂十二卷。王先生所纂十六卷因志稿未定,殁后其家于1938年自以存稿付刻别行,题曰“天津政俗沿革记”,实为新志所阙之卷一至十六。高、王两先生所纂,其刻印之事,均委之于刻书家金钺。金先生与两先生交谊素笃,其刻《天津政俗沿革记》,故留黑口。他认为再无人能另续纂新志之所阙,将来即就黑口处补刻“天津县新志”五字而合行之。惜值倭难日深,未能偿其夙愿。金先生每一言及,辄引以为憾。高先生又别撰《志余随笔》六卷,刻于1936年,书中叙述新志编纂缘起,个人宗尚,并提供许多征文考献的具体经验。
高、王两先生,学有精诣,又有所局限,虽识解不尽相同,所纂亦不免各有不足之处,然而始终郑重其事,反复研摩修定,惬心贵当,则为两先生之所同。《天津县新志》(包括《天津政俗沿革记》)实为天津旧志的总结。如能虚心阅读,舍短取长,仍可从中获益。原书具在,近复有翻印本,兹不罗举。略述所知,以存故实。
于鹤年《天津卫考初稿》发表于1934年《河北月刊》中。于先生早岁参加五四运动,编辑《南开日刊》。后研究《仪礼》及唐末五代史,颇有心得。曾参与《河北省通志》的编纂工作,并校刊《天津卫志》,于天津史素所究心。犹忆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偶尔谈到《天津卫考》外间已很难得,如有机会,似可重印。于先生说:“此系旧作,现在看来,不免疏误。”今日重读,仍觉此文能不为旧志所囿,另辟蹊径,合于当时史学风气,实为天津史新旧研究方法的转折点。今日初治天津史,此稿虽未尽善,仍可用作入门之参考。特录为篇首。
1956年10月,天津市东郊张贵庄南修筑马路,在掘土工程中,于津塘公路与崔家码头之间,发现了一批战国时代的陶器。经过1956年冬及1957年春的发掘,证实是战国墓葬群。这一发现引起全国重视。广泛的调查研究亦随之展开。古海岸勘察深入实地,市郊古文化遗址不断发现。天津海陆变迁的研究,还吸引了地理、地质、海洋工作者的兴趣并且做了许多工作和贡献。新技术的采用方兴未艾,将为天津史地研究提供更多的科学数据和研究手段。不仅天津古史面貌从此改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也得到更多、更科学的依据。崔家码头战国墓的发现,遂成为天津城市发展史研究的重大转折点。1953年安志敏等同志在宁河县调查,可说是这一转折的先声。
近年来,文献整理,也有进展。如多年盼望整理的天津商会档案,即将陆续编选出版,就是很值得庆幸的。
现在天津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天津通志和专志、专史的编修,地名工作的开展,已全面铺开。广大群众对建设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对天津史地的兴趣也日益浓厚。为适应形势的需要,编辑了这部论文选辑。由于条件所限,有些名篇,未得采录。所收文章,涉及门类尚不完备,写作时间有先有后,有的还带有报导性和探索性,未能即视为定论。但大都是精心之作。有的文章,还由原作者改写,或补充新的资料,都值得一读。鉴于这些文章一时不易搜集,有的未曾发表过,特编为一辑,以便天津各方面的实际工作者,以及天津史地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了解近六十年来天津城市史、天津地貌史研究的大致历程,有所借鉴,以利于继续前进。羼入拙作数篇,未能自信,附些借求教益。
为了进一步提高现有研究水平和今后工作效果,有几点似乎仍宜注意:
(一)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任何工作都难达到预期目标;没有联系实际的精神,任何理论都难发挥指导作用。只有把正确的理论,真正贯彻到实际工作的每一环节中去,才能以正确的认识充实自己,以优异的成果献给人民。因此,工作的研究、商讨、决定,资料的收集、分析、处理,著作的撰写、修改、出版等等,都不能脱离正确理论的指导。当前除立场、观点不可忽视外,还要注意方法。必须方法正确,才能使正确的理论不致成为套话,良好的愿望不致终难实现。在实际工作中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在“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上认真下工夫,严格遵照客观规律办事,仍是我们的长期而又紧迫的任务。
(二)系统整理资料。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工作就是研究工作。对资料的敏感性体现了个人研究水平的高低。在开始时轻视资料工作,就会造成以后全部工作的先天不足,又常常为低水平的重复埋下祸根。过去天津史研究,往往缺乏全面的、系统的、长远的规划,以致进展不快。当前资料工作,应该首先将基本资料有计划、有组织地加以系统的收集整理。不能东一鳞、西一爪地拼凑,要一部一部地、逐字逐句地认真分析消化。然后汇集起来,作为天津史资料库的基础。有条件的可编辑出版。这样,既可节省大量人力,又可避免个人临时东翻西阅,匆忙摘记,容易遗漏或舛误,主要的、资料比较集中的、卷帙多的书刊案卷,应专项整理。至于分散材料,则当群策群力,随时随地留心搜集整理,加入到基本资料库中去,使之逐渐充实完善。汇集和整理的资料,一定要管理好,便于长期使用。要充分利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工具。至于知情人的访问,各处的实地考察等,也要抓紧时机,分别轻重、缓急、难易,有准备、有计划地积极进行。
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为天津考古事业做出了成绩。现在再也没有人还坚持“天津无古可考”了。天津聚落的起源,再也不是三岔河口了。不过天津史还有许多悬案有待解决。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广阔的地下,埋藏着丰富多彩的文物,是一座座无尽藏的史料宝库。许多书本难于解决的问题,靠它来回答;许多无法预知的史迹,由它来提供。现在城乡基本建设工程蓬勃开展。在施工过程中,为考古工作提供许多稍纵即逝的宝贵机会,也是当前天津考古工作者得天独厚又千载难逢的际遇。不仅需要专业人员的努力,还有赖于各级领导、有关部门、当地群众的有力支持和热情关怀,使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取得应有的成果。
早在1950年,鲍觉民同志即曾撰文呼吁进行有计划的调查研究(原文见本书“附录”)。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又积累了不少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新的科学手段已有很大进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现在应该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三)深入研究,作出新贡献。今天研究天津史,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新贡献。要发扬优良传统,还要跟上时代步伐。要开展多学科协作,从不同的角度,用多样的方法,着力研究重要的,特别是那些长期没有解决的关键问题。
从事科学研究,就靠长期努力,不能临渴掘井。高凌雯先生尝说:“大凡事不关怀,虽熟视亦若无睹;一为有心者遇之,遂若鬼神来告,端绪纷呈。故前墨未干,续稿复积。”夏鼐同志曾说过:“致力于科学研究,就是要用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不要为这种研究会得出什么结果而烦恼,重要的是为自己的专业奠定科学基础,为科学发展砌出台阶。”这些话都是很有道理的。
研究工作是创造性的劳动,同时也有继承性。评价研究成果的起码条件,应该是:这一成果比前人究竟提出了什么新的、更确切的论点或论据。再进而评价其意义和作用。这样的评价,应该先由作者自己进行,或再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写文章不要怕反复修改。自己满意了,再拿出来。研究工作既要避免陈陈相因,踵误增讹;也要防止立异鸣高,哗众取宠。要努力做到善于学习,敢于前进,慎于立论,勇于改错,明于存疑。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促进所从事的专业尽快健康发展。
研究历史本来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前人积累的丰富经验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如果背离了这些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就难免走弯路,甚至造成很大的、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今天,端正学风,提高研究水平,和避免重蹈覆辙,实为当务之急。兹摘录近年谭其骧教授及已故夏鼐同志发表的有关言论于后,以资随时省览。编写和出版通俗普及读物,和专门著作一样,都要认真负责。凡是自己不太清楚的问题,怀疑的问题,要再仔细研究,多同人商量。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存疑,可以暂且不写,而不可信笔一挥,不顾后果。编者也要多和作者商量,不可一觉不妥,便贸然动笔,径行付印。要知道,仅仅作些“文字加工”也可能造成不应有的失误。这就降低了出版物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平,贻害群众,腾笑学林。
不论作者或编者,都不能用“想当然”代替“实事求是”。也不论专门著作或普及读物,对其全部和细节,都要认真分析、推敲,不可含糊了事。不能“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
(四)发挥业务爱好者的潜力。天津史地知识日益吸引着更多的爱好者。爱好者如果能联系中国史地的一般情况来了解天津史地,并对天津史地一些基本概念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当看到或听到有关天津史地的论述,就有了分辨的能力,就不致为绘声绘色的臆说所迷惑。渐渐就能对天津史地的一些研究成果,作出比较正确的评价,或提出更高的要求。业务爱好者也可由了解、消遣阶段进入研究阶段。用自己的研究新成果,繁荣天津史地研究的园地。特别是各方面有丰富生活经历的和深湛专业智能的爱好者,发挥其特具的优势,提高研究水平,开拓研究领域,使天津史地研究能够较快地进入更高的境界。
如果天津史地研究的组织者、工作者、爱好者和出版者,能够对以上几点给予适当的关注,我想天津史地研究的灿烂前景,就在目前。研究的成果就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文化生活服务。如果本书的出版能起到一点促进作用,那将是最欣幸的了。
编辑这样一部书,是我多年的愿望。由于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领导的不断鼓励,诸位作者及其亲属亲友的热情支持,和天津市地名办公室同志的多方帮助,本辑才得以编成出版。对此,谨致衷心的感谢。对近年逝世的于鹤年(1900—1975)、夏鼐(1910—1985)、范恩锟(1919—1971)三位作者,谨致深切的悼念。限于水平和见闻,编选的失误,渴望读者不吝指教。
1985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