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文学社与《支那通史》、《东洋史要》

东文学社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专业日文学堂(1898),是由蒋黼(伯斧)、狄葆贤、汪康年、邱宪、罗振玉等人合作创办的。其创设宗旨是:“日本同处一洲,而研习其语言文字者顾寥寥焉。彼都认识莅止中国,中国士大夫往往不能与通姓字,彼国书籍流传中国,中国士夫往往不能通数行。不便孰甚。蒙等不揣固陋,创立学社以为之倡,但见闻浅陋,资力未充,尚冀同仁襄成此举。”^[1]
如果进一步追溯东文学社的由来,就不得不提及东文学社两位创始人蒋黼(伯斧)与罗振玉在1896年于上海创办的“学农社”与“农报馆”。农报馆由蒋伯斧任总庶务,罗振玉任文字编辑,农报馆在开办之初,就附属在上海农学会(后改名为江南总农会)旗下,主要从事西方农业图书的翻译,并编辑出版《农学报》和《农学丛书》。而江南总农会在1896—1906年间,共翻译各类农业书刊100余种,对介绍西方农业技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就在《农学报》和《农学丛书》的翻译出版过程中,蒋、罗两人逐渐地将重点放到了日本农书的翻译出版上。既然决定以翻译日本农书为出发点,自然就涉及了翻译人才延揽与培养。在此背景下,蒋、罗等人下决心着手创建东文学社,以培养日语翻译人才。
东文学社成立后,蒋、罗等专门聘请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生藤田丰八在翻译日本农书的同时,担任东文学社教务工作。不过,与农报馆专事农业书刊翻译不同,因为藤田丰八的出现,东文学社的走向发生了变化。虽然,藤田丰八出于职责“为《农学报》和《农学丛书》翻译了大量西方农学著述,其译稿内容具有明显的广泛性、时代性和实用性。他是将西方农学引进和推广到中国的先行者,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日语翻译和近代农业学术人才”^[2]。不过,原本系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又进修过“支那哲学史”研究生课程的藤田丰八,从他日后所出版的《支那文学史》、《先秦文学史》、《东西交涉史研究》等著作来看,本质上是个文学青年。因此,在其出任东文学社的教员之后,不甘寂寞地向东文学社的学员推荐了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以及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
因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本身是用汉语写就,所以,1899年东文学社便直接予以刻印出版。为了扩大该书的影响,东文学社刻意在《申报》刊登广告,声称《支那通史》“体例精善,于历代政令风俗、建制沿革,考证详核,洵为至美至善之作”^[3]。在由东文学社学员王国维代罗振玉所写的重刻序言中,对《支那通史》也多加褒扬,其中就有“《支那通史》者,日本那珂通世之作也,都若干卷,取精于诸史,而复纵横上下于二千年之书,以究吾国政治风俗学术之流迁,简而赅、质而雅,而后吾族之盛衰与其强弱、智愚、贫富之所由然可知也。此非所谓良史者欸?所谓持今之识以读古书欸?以校诸吾土之作者,吾未见其比也” ^[4]一说。
与此同时,在藤田丰八的指导下,樊炳清(东文学社最初的六名学员之一)也开始着手将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译成中文,而王国维在为《东洋史要》所作的序言中,留下有:“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桑原君之为此书,与中国及塞外之事,多据中国正史。其印度及中央亚细亚之事,多采自西书,虽间有一二歧误,然简而赅、博而要,以视集合而无系统之事实者,其高下得失,识者自能辨之。余尤愿读是书者,就历史上诸般之关系,以解释东方诸国现时之社会状态,使毋失为科学之研究,乃可贵耳。”^[5]
东文学社版的《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一经刊出,立刻引发国内知识界、学界的追捧。据传《支那通史》在当时就有“脍炙士林,岁不下脱销万余部”^[6]的畅销。《京师大学堂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不仅将其列入学堂应用书目,同时还评价此书:“简要有法,若再删冗词三之一,补元明本朝,即成完书。”^[7]在此背景下,各地新学堂纷纷采用此书为初等历史教材。由此导致各地书商大肆盗版印刻,以至于在1899年,时任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的李为专门通告说:“东文学社司事张叔衡禀称:窃中东绅士于去年春间在新马路开设东文学社,已有年余,拟译印各书为各学堂教材之用,兹先印行《支那通史》一部以外,已译未印急未印成之书,尚有数十种,并拟陆续付梓。唯坊间书贾习气见书销路畅销,往往冒名翻印射利,校雠不精,贻误学者。且于学社权利未免有碍,禀请示禁。……为此示仰书贾坊铺人等一体知悉:尔等不得将该学社前项译印书籍及续印各书私行翻印,希图渔利,如敢故违,一经告发,定即提案究罚不贷。”^[8]
《东洋史要》也有同样的遭遇,在其刊出后,曾风靡一时,从1899—1913年,前后再版6次。梁启超在《东籍月旦》的论文中,称《东洋史要》“条理整顿,繁简得宜,论断有识”,为“现行东洋史之最良者”^[9]。其结果也引致了国人的竞相翻刻。如1903年宝庆劝学书舍出版的《东洋史要》,不仅封面书名完全相同,内容也与东文学社译本相同,只不过在扉页上加有“京师大学堂审定史学教科书”的字样。无独有偶,1904年成都官报书局推出的《新刻中国历史》,这次是封面书名都有了不同,不过在扉页上刻有《东洋史要》,内容也与东文学社译本完全相同。还有1904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中等东洋史教科书》,这次是封面、扉页乃至译者都出现不同,不过,其译本内容还是大同小异。与此同时,《东洋史要》也成了20世纪初新版中国史教科书的编写蓝本。如上海普通学书室所推出的周鹏枚校勘版《普通新历史》(1901年)的序中就有明言:“是书以日本中等学科教授法研究会所著《东洋历史》为蓝本,取其序次。”^[10]而在1909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陈庆年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也有言:“桑原骘藏之书尤号佳构,所谓文不繁,事不散,义不隘者,盖皆得之。今据以为本,更令事义少近周赡……俾分布得所,弥缝无缺。”凡此种种,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支那通史》、《东洋史要》的受国内读者的欢迎程度。
综上所述,《支那通史》、《东洋史要》在当时的译成出版,意义非凡,可以说是在向国人传播新的历史观,普及新的历史表述方式的同时,也重新塑造了国人对历史的基本认识。而东文学社在培养诸如王国维、樊炳清这样的日语翻译人才以及在包括农学、史学等领域日文图书的翻译引进方面,其贡献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