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1719—2011》的出版

2015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作者主编的《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1719—2011》(简称总书目),全书共4卷,共收录汉译日文图书书目25749种。其中,第1卷时间跨度为1719—1949年,收录书目5922种;第2卷为1949—1999年,收录书目10245种;第3卷为2000—2006年,收录书目 4813 种;第4卷为2007—2011年,收录书目4769种。
与谭版目录最大的不同是,《总书目》以国内翻译出版及各图书馆所馆藏的汉译日文图书书目为主体,港台地区出版的汉译日文图书书目没有予以收录。
其次,就《总书目》所收录汉译日文图书书目数量而言,《总书目》第1卷是在谭版目录、田版目录、张版目录及总署版目录的基础上甄别、补充而成。与谭版书目相比,仅1949年前部分,新增补的图书书目就超过2400余种,其比例几近100%,而与田版目录、张版目录及总署版目录相比,增补的图书书目甚至超过3000余种。《总书目》第2、3、4卷是对每年出版的《全国总书目》(1949—2011)以及《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1949—1986)加以筛选,从中录入汉译日文图书书目19827种。
第三,从时间跨度上讲,《总书目》横跨前后两个世纪,并且填补了谭版书目之后1978—2011年这34年间汉译日文图书书目统计的空白。而这一时间段也正是汉译日文图书出版发展最快的阶段,就在这34年间,所收集的国内汉译日文图书书目甚至超过了12000种。由此而言,《总书目》应该是一部横跨了近、现、当代历史时期,收集书目较为全面的一部汉译日文图书总目。
事实上,在《总书目》编撰过程中的最大难点就是如何确保所收集、整合书目的全面性与权威性。为了保证《总书目》的全面性与权威性,关于1949年前,我们收集、比对并且整合了此前所出版的含有汉译日文图书书目的谭版目录、田版目录、张版目录及总署版目录等;关于1949年后,则援引了《全国总书目》(1949—2011)以及《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1949—1986》等。也正因如此,与谭版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全部5765种图书书目相比,《总书目》所收集的书目,在1719—1949年间即达5922种,加上1949—2011年间国内所翻译出版的19827种书目,总数多达25749种。
这无疑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因为在1949年之前,在谭版目录外,田版目录、张版目录及总署版目录都是综合性图书目录,这就需要我们从书目中大海捞针般地寻找出汉译日文图书的每一部书目。以田版目录《民国时期总书目》为例,就得需要从前后39年,分列20册,总计124044种书目中逐一查询挑选。在这之上,还需要对所收集的汉译日文图书书目进行汇总,从作者、译者、出版社、出版时间等各方面加以比对整合,进而剔除重复,并对同书名同译者的不同版本进行解读。
至于1949年之后,工作就更为艰辛。要从历年各卷的《全国总书目》中逐一进行书目的筛选,特别是自2002年起,国内出版社每年所出版的新书数量都超过10万种,在2010—2011年间甚至超过了20万种。也就是说从2002年起,我们所耗费的年度书目搜寻工作量都超过了对《民国时期总书目》的总体搜寻。
毫无疑问,《总书目》的出版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首先,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曾经说过:“目录学就是历史书籍介绍,它使我们大概知道有什么书,也就是使我们知道究竟都有什么文化遗产,看看祖遗的历史著作仓库里有什么存货要调查研究一下……目录学就好像一个账本,打开账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到深入钻研时,才能有门径。”^[1]而《总书目》就可以让此后的研究者通过这些书目所构成的学术版图,寻找各自的研究门径。
其次,《总书目》的出版是为我们的先辈在过去为解读日本所做的努力正名。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曾写道:“‘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2]长期以来,国人深受戴季陶的影响,从而认为国人对日本的了解,远不如日本对中国的了解。其实不然,就本课题组目前所收集到的中日两国间翻译图书的数量比较而言,1949—2011年间,日本国会图书馆所收集的日译中图书书目有2337种;而在同期,本课题组通过《全国总书目》(1949—2011)所收集的汉译日文图书书目就已经超过20000种。也就是说,至少在图书翻译领域,国人所做的工作已远远超过日本。
第三,《总书目》的出版也是为今后汉译日文图书的引进提供方向性指南。既然我们所翻译的汉译日文图书,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远超过日本,那么,为什么国人还会有中国对日本的了解不如日本对中国的了解的观念呢?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对汉译日文图书书目的整理,寻找出过去曾经从日本引进了哪些图书,现在又正在从日本引进哪些图书,进而为今后对日本图书的翻译引进指明方向。
正因如此,清华大学王中忱教授评说《总书目》:“为梳理近三百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及中日文化关系史,提供了坚实的数据依据,将会推动此课题的学术史研究改变以往仅凭印象或局部统计立论的现象,同时也会对今后中国日文书籍翻译出版的选题决策,提供目录学的参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