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幸发现清书法家陶濬宣手迹稿本一册，名《稷山读书楼日记》。一旁又题《楼居随笔》，文体在“日记”与“随笔”之间，两题都无不可，著者似举棋不定，犹豫之色至今乃留在纸上。
这一本陶氏手稿，以毛笔行草书写，共58页，乌栏宣，纸捻装订。日记自辛未八月一日始，至十二月三十日止，共五个月，无一日遗漏。辛未年，即同治十年（1871年），时陶氏年方二十四岁。稿本上有印章两方。阳文：文冲著作；阴文：濬宣私印。
陶濬宣（1847—1912年），清末名流，东晋陶渊明第四十五代孙。原名祖望，字文冲，号心云，晚号东湖居士。会稽人，同治丁卯乡试，考取副榜。再应丙子乡试，中二十四名举人。丁丑考取觉罗汉教习，以知县叙用。丙戌会试，挑取誊录馆方略，议叙升用知府，递升道员，加三品衔出任广东文雅书院山长。
陶濬宣手稿一、二
陶氏原配无出，继配李氏淑人，生二子二女。二子惜不永年，长女嫁越城朱阆仙（鲁迅故居周家台门买主），次女适萧山汪圭（汪氏曾与陈其美、王金发在沪密室中制造炸弹失事以殉）。
陶濬宣手稿三
陶濬宣手稿四
陶濬宣手稿五
陶氏书法名重一时。当年求心云公挥毫者络绎不绝。清帝师翁同龢深服其书法，曾手书相邀，并在信中申明，免去官礼，彼此轻衣小帽相见。梁启超对陶氏书法亦甚为尊重，常书信往来，推崇备至。陶濬宣所书苏州寒山寺“寒山寺”及“寒山拾得”碑刻，至今犹在；沈阳故宫内所悬字画亦有陶氏之作；连大清“光绪通宝”银圆的字模也出自心云公手笔。但时至今日，民间所藏陶氏墨宝几已湮没殆尽。其惊闻秋瑾女侠被杀，疾书十二条款驳斥浙江巡抚的手稿倒还尚存浙江图书馆内。而这份新近发现的《稷山读书楼日记》手稿，未曾刊印行世，其珍贵则更不待言了。
其一日又一日地写来，随手信笔，散漫而不经意地拾事记趣，或长或短，寥寥数语每成佳构，虽疏淡而有清气隽永的意味，深得文学审美的韵致，不妨且摘几段：
四日，热甚，秋暑未解。日破午，坐大槐树下□□，见东北有墨云生，喜得雨，顷被片风收之，还甚闷，然爽籁披襟，□燠亦得小解，时佃人持新稻一枝过，色□杂清翠，把弄……，得百余粒，秋获天丰可望也。
十九日，晴起，闻雀声穿树，喜得开□，久雨晴更佳也，紫阳一曝，阶前木樨竟满树著花，香可闻一庭，予镇日坐金粟世界中，□□袭人，遂令口鼻间得利，此时心花竟放，作无量欢喜，不敢收用，但有惭愧。
八日，晴，购得何子贞太史楹帖□椟数祯，□可宝也。太史书有逸趣，如太华高峰，不可返步，又如方春著花，别具种种生气……一字百金，端非虚语。予观太史书，重得力于平原，复出于苏，而能出于新意……太史性高倨，不谐于世……
十三日，阴，庭前柿树坐结朱实，□□下垂，真如火伞，不下数十颗，小儿女争攀撷，可爱可爱……
十四日，晴，周勉公出所藏沈石田梅花卷，老干粲花，大有奇趣，□尾有郑穆口跋，墨林山人及赵□夫皆用鉴藏章。
……
这册手稿，除文辞简约与情趣妙生的文学审美成就之外，更为可贵的则是书法的价值。
这是一册信手拈来的随笔，一册有得即记立马便成的急就章，不是处心积虑结构出的一件书法作品，笔墨不受乌丝井栏的束缚，不于点划之间刻意经营，粗头乱服，或如散石铺街，或如秋叶落地，纯任自然，直率中有真诚，风动苇摇一片天趣。即连无数的圈点与增删，以及天地旁添，涂涂改改，也成为一种别有洞天的书道章法，删迹划痕，似乎就是谋篇布局的一种必要，甚至有几页涂抹过多，残剩的数十字零零星星地坚守在一团团死墨之间，竟显得神采奕奕，让人感觉到那是坑坑洼洼中没有颓顿的精灵，徒生出搜索的兴趣。诚如戈壁滩的沙石中散落着星星点点的金豆，那一粒又一粒不同寻常的出众令人双眼发光，如果将金豆都堆在桌上，自然也就无所谓生动了。
有一等书法，其字如众人入隘巷，鱼贯徐行；或字如算子、如死鱼白眼，迟钝呆滞；或一味做作，有捧心颦眉之态；或局促如辕下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而《稷山读书楼日记》，意不在书，却骇然精绝。观其点曳走势，舒展飞动，触目皆有生趣。字迹有大小相径庭者，则如老翁携幼孙行走，长短虽参差不齐，而情意真诚，痛痒相关。写到慷慨昂扬时，则笔墨走迹如烈士壮行，全然奋不顾身。意态松懈处，则字字欹侧如老兵荷戈，跋涉于泥淖。有时情入闲散之境，那意象恍然就是荒山老人脱巾独步，策杖而来，多野逸荒寒之气。通览52页手稿，几乎字字精到，幅幅风神绰约。
陶濬宣手稿六
书坛都道陶氏擅魏碑，走北派一路，笔力雄劲，结体庄严。的确我曾见过陶氏后人所藏的“心云公书张曜神道碑”，用笔森严整饬。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曾说过：“把森严方朴的北碑，用婉转流畅的笔致行无所事地写下来，这要算赵之谦的第一副本领了。所以他的作品偏于优美一方面，拙的气味少，巧的成分多。”而“赵之谦有个同乡叫做陶濬宣，他专写北碑——专写《龙门造像》的，写得太板滞了”。“当时写北碑的，不入于赵（之谦），则入于陶（濬宣）。”陶濬宣与赵之谦是齐名的。陶将北碑的个性用到了极致，走向板滞。赵则用变法的眼光将南帖的灵动带进了北碑。
那么陶氏是否只擅北碑？
《稷山楼读书日记》手稿出示的论断，是陶氏既擅北碑，更精南帖。他是一位操守极严行事极方正的书家。走碑则碑，一路行走，几至于尽头终不掺一点帖意；学帖则帖，穷帖之神韵，而不挪用碑的风采。我们有理由惋惜陶氏未将碑与帖打通相融，我们更有理由佩服陶氏走碑则碑、学帖则帖，碑与帖界限分明，两不相混，而且北碑与南帖均入化境，皆达巅峰，这似乎比碑帖混融更添难度。
如果说张曜神道碑代表陶氏碑学的最高成就，那么《稷山读书楼日记》手稿或许就是陶氏帖学书苑中的一件精品。其书法笔势遒举，结体洒脱，饶有书卷清气，蝇头行草虽小，却真力弥满，字字吐气如虹。
北碑南帖，可谓书舟双楫。
何为碑？学者们认为碑最初是庙里陈放牺牲的石头，或墓里安置棺材的石头。后来将刻字的石头称碑，包括庙碑、墓碑、铭志、造像、经幢……
何为帖？帖本指帛书，后来泛指一般笔札、尺牍……
所谓“北碑南帖”之说，始创自清体仁阁大学士阮元。他认为书法可分南北两派：南派由钟繇、卫瓘传给王羲之、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传索靖、崔悦、欧阳询、褚遂良。北派书法家长于碑榜，南派书法家长于尺牍。“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明以前，书家以帖为模范。清中期以后，碑学兴起，崇碑成为一时的风气。
陶氏受时尚的影响，写碑卓然成家，而从南帖中变化出来的书法行草成就，绝不在碑书之下。一手有碑，一手有帖，对南北两派兼收并蓄，分而据之，握执两端，以一人之力能掌书舟双楫，这是陶氏书学地位的非凡出众之处。
据说代表陶氏碑学成就的张曜神道碑始拓本行将影印出版，而《稷山楼读书日记》手稿可以让人们一窥陶氏帖学神韵，也有望在最近能够装裱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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