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不忍》杂志

从晚清到民国之初,中国政坛最忙碌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崇古尚学但一直充当封建卫道士的康有为,一个是博学多才、思维敏捷“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梁启超。他们二人利用兴学办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作用,因而都成为我国近代史上显赫人物。其实,康有为主要精力在于阐述政见,直接创办的报刊没有几种,《不忍》算是其中的一个。
《不忍》杂志很独特,刊物内容完全由他一人所撰,这在整个中国新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由于康有为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饱受儒学熏陶,所以封建传统思想在头脑中根深蒂固,反映在办报时的表现就是反对民主,坚持君主,极力宣扬孔夫子关于君臣礼教方面的学说,以维护封建传统那一套。因而该刊刚一问世,康有为就以封建卫道士自居,提出了“人心之堕落”、“政治之窳败”、“教化之陵夷”、“纲纪之亡绝”、“国粹之丧失”、“国命之分亡”等十不能忍,而且认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中国今日之时,万无立民主之理”,极力与“共和”、“民主”的强烈呼声相抗衡。《不忍》杂志的封面设计可谓匠心独运,左侧印有“不忍”两字,下署“康南海先生撰,第某册”(当时期刊有用册表示刊期的),右边还配有一幅画:水中有一人眼看要被奔来的鳄鱼侵害,惊恐万状,高台一着长袍学人不忍其遭难,从上垂下一条绳索或者是腰带,欲救之脱险。这幅画设计之用心显然是为紧扣刊名,寓意作者不忍看到“离经叛道”的芸芸众生们的危险处境而欲搭救之意。编者在封底著有:主编康思贯、麦鼎华。实际上两位编辑都是康有为的门生,负责康氏稿件的出版及发行。

《不忍》杂志的封面设计可谓匠心独运

《不忍》杂志流传至今已极为稀少,甚至当代出版的新闻史书籍,也疏于对此刊的记载。惟戈公振先生1927年所编辑的《中国报学史》中略着数语:“《不忍》于民国二年(1913年)二月出版于上海,由康南海主撰。志在以孔教为国教。每月一册,分政论、教说、瀛谈、艺林等栏。是年十一月,南海丁母艰,停刊。至民国六年十二月,曾继出,但未几亦废。”通过对这段文字的分析,可知该刊出版时间并不长。笔者有幸,珍藏有三件,计第三、第六和第七册。读阅原件,觉其内容也并不限于介绍孔教一说,而是包括大量的忧国忧民以及守旧复古之作。在第七册还发现一张桔红夹页启事,内容如下:

启者:本报第八期原定八月十五日出版,顷因南海先生痛丁内艰,大忧哀毁未能属文,其他旧稿亦未遐检出,今改期十月十五日出第八期.其年内应出之四册当陆续刊行以副

阅报诸君之望此布
从这则启事中可以得知,康有为之母于1913年7月初去世,也就是说从那年的7月起,康有为先生就因慈母过世而搁笔,并非是11月才停刊,可见戈公振先生在那时就没有搞清,不过这正能从客观角度证实此刊的稀见度。因为当时社会关注点在袁世凯与革命党势力竞争上,无暇顾及正处于流亡状态的保守分子康有为的言行。最近通过网络又查清,康有为在1917年12月又曾出版过一册,为第9、10两期。《不忍》杂志前数期语词充满愤懑,如第三册“政论”栏中《孤愤语》一组喻时短文,最为典型,举第一小文《善忘》:“人有善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可谓心疾者矣,人皆笑以为必无是也。若夫蒙藏三千余万方里之地,广袤于中国三倍,随满洲嫁人于我者,其为至重至富之妻也,莫甚焉。乃吾国人徙政体而忘之其为善忘,不尤剧也腋耶。一人善忘可也,四万万人而患善忘,奈之何不亡。”试图对当时反清排满之势有所回挽。针对共和政体出现的矛盾,康有为也用《内斗》、《行乞》、《儿嬉》等短文加以讥讽。从第三册起,康氏还以长篇连载形式,发表了《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共约五万余言,至第六册才连载完。在《草案》尚未载完之时,又开始连载《选举法案》。不过他所发布的两《案》完全是闭门造车。因为他本人既没有介入政坛,又没有接受政界或政界中任何人的委托,而是自己呆在家里凭借原来曾经研究过的英国《宪法》,套编而成。最终意思,还是希望国会能予以参考。
第七期组稿时,因“丁内艰”(古以母丧为内艰)而没有完成,根据康有为本人意见,将原来所撰写的《救亡论》十篇填充。《救亡论》十篇,宣统二年成稿,但由于观点既不赞成革命,也坚决反对共和而与时代舆论倾向不符,没有一家刊物愿意刊载,所以一直未予发表,为证实他原来论断的正确,于是在自己的刊物上面世。
对康有为,史学界有着不同的评价。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将其称誉为“先进的中国人”,他说:“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确,现在重温康氏之说,仍可以深深地感悟出,他确实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尤其是刊载在《不忍》杂志上的文章,正是他赋闲时期所作,无论从年龄到阅历,都达到最成熟时期,思维宽广,见解深邃,是他一生中思想水平表现的高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