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名刊——《时务报》与《昌言报》

粗通历史的读者,对“公车上书”、“百日维新”、“戊戌变法”等名词都不会陌生,因为那是中国近代史上知识分子依仗自身激情、通过上书形式、引起朝廷重视并获得实践机会的一场政治运动。尽管结果以失败告终,但它对当时社会发展还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这次运动能够深入人心。康有为、梁启超是这次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们将这次运动从发动到推向高潮所实施的手段,对上采用上书和奏折,对下则主要利用的是报刊进行广泛的宣传,让世人认识变法和维新的意义。《时务报》就是维新时期最有影响的社会读物。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创刊于上海,馆址设在英租界四马路石路。该报最早是由黄遵宪、汪康年等倡导出版的,费用由上海强学会解散后所余之款及黄遵宪等个人捐助。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为主编,孟麦华、章炳麟、王国维、徐勤、欧榘甲等先后任编辑并撰文,每10天出一册,每册30余页,3万多字,线装。内容辟有“论说”、“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西文报译”、“西电照译”及“附录”等栏目。该刊文字编审工作主要由梁启超完成。
《时务报》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宗旨,以论说及翻译西方报刊为主要内容。由于办刊宗旨明确,内容符合当时具有维新意识的官僚及多数知识分子的心理需求,因而该刊刚一面世,就受到读者欢迎,数月间发行量便由创刊时的2000份骤增到17000份,创下了中国有史以来报刊销售的最高记录,成为一时影响最大的读物。
《时务报》刊登的大多为政论性文章,而且大多是梁启超本人所撰,主要倡导变法图强,鼓吹设立议院,伸张民权;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要求政府扶植民族工商业发展。其中以梁启超所写的《变法通议》影响最大。这篇文章长达6万余言,全文分13章,从创刊起连载了43期,内容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方面的问题,系统地阐述了维新派变法的理论依据和思想,从而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纲领性文件。文章强调:中国已经到了濒临覆没的边缘,当前情况是“变亦变,不变亦变”,“与其被别人强迫变,不如自己主动变”。怎么变呢?梁启超认为:“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梁启超不愧是个大才子,当年才24岁,能发出这样的见解新颖、切中时弊的精辟议论,不仅使朝野为之震惊,而且被西方许多报刊摘要介绍。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

随着《时务报》对变法维新宣传的不断深入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揭露,守旧派、顽固派担心自己的地位和财产因封建制度的改变而被取消,因而极力反对,他们组织力量,向慈禧太后上书,指责维新派“以笔墨倾动人主(指动摇皇帝)”,应予查禁。早期对《时务报》支持最大的洋务派首领张之洞,此时也认为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言论太荒谬,有悖朝纲,遂屡加干涉,最后还指使该报经理汪康年(曾任张的幕僚)对梁启超进行排挤,使年轻气盛的梁启超负气出走,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时务报》改由汪康年主持后,立即改弦易辙,出版方针趋于保守。
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保守派对康有为特别嫉恨,为将其排斥出京,御使宋伯鲁假意奏请光绪帝,说报纸对革新宣传非常重要,应该让康有为到上海专办报刊,并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并设立时务报局,由梁启超负责。1898年7月26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八),光绪帝下谕批复所奏。汪康年不知就里,得知消息后,立即与总后台张之洞研究对策,以《时务报》为私营股份制所有,不应收为官办为由,遂将《时务报》更名为《昌言报》迁英租界大马路泥城桥边出版。出版时还声明,《昌言报》是《时务报》的继续,《昌言报》第一期即继《时务报》第69期,并在《昌言报》第一期声明:“启者,康年于丙申秋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至今两年。现既奉旨改为官报,则《时务报》之名自非草野所敢擅用,刻即从七月初一日起,谨遵六月初八日据实昌言之谕,改为昌言报,另延请番禺梁节庵(鼎芬)为总董,一切体例均与从前《时务报》一律,翻译诸人亦仍其旧,祈代派暨阅报诸君共鉴之。”梁启超对汪康年自称创办者,非常不满,立即在《国闻报》申明,《时务报》乃五人共办,汪无权私转。为此,双方一度发生笔战。《昌言报》编辑内容与《时务报》相类,论说部分主要由章太炎、汪与龄撰述,外文译编占主导地位,着重介绍东西方科学技术、实业等。出版六期之后,汪康年“因诸事冗集,照料难周,故拖托日本安藤虎雄君代办,此后馆事,即不与闻”(第七期封面启事)。出版至第十期后,随“戊戌变法”失败而终刊。现上海图书馆藏有全套,1991年中华书局曾据兹影印了600册,笔者所藏为前9期原件,憾缺最后一期。

《昌言报》是《时务报》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