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少游才情绝世,称其为才子当之无愧。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才子被冠以“风流”二字,“风流”可能是他一生得到的最多的评语。纵观少游一生,似乎总有绯闻追随左右,他的婚姻与感情生活始终包裹着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秦少游与徐文美婚后夫妻情感如何?这一直是后世争议较多的话题,也是秦少游生平研究中一个扑朔迷离、难以解开的谜。我们且慢留意结论,先来读一首少游的小词《品令》其一:
幸自得,一分索强,教人难吃。好好地、恶了十来日,恰而今、较些不?
须管啜持教笑,又也何须肐织!衠倚赖、脸儿得人惜,放软玩、道不得。
这首词作于早年乡居期间,多用高邮乡村俚语,比如“索强”“难吃”“肐织”等,格调轻松诙谐,情感自然朴实。有词评家认为,这首词是“以高邮方言写艳情”,写的是风月场中的事。或认为《品令》是“以旁观者的视角描写生活小插曲”,是以第三者的角度,描写他人夫妻间的情事。笔者不同意这样的分析。首先,这首词语言质朴,情感也质朴,缺少风月场中的那种“艳”味儿。其次,如果是写他人夫妻情事,作者怎得亲眼见之?如果是向壁虚构,又怎会有这般如临其境的真切和生动?窃以为《品令》描写的就是少游的亲身感受,是新婚不久小两口一段怄气并重归于好的经历。词的叙事角度是一个年轻的丈夫,他小心翼翼地赔着不是,口气是三分责怪三分疼爱:你本来就是那么要强,耍起小性子来叫人受不了。平白无故跟我怄了十来天的闲气,到现在也该消消气了吧?我费尽心思变着法子逗你一笑,你又何须再这样疙疙瘩瘩,尽赖着个脸,一个劲儿地跟我撒娇呢?词中那位倔而任性、娇而天真,性格鲜明、惹人疼爱的女主人公就是方为人妻的徐文美,而叙事者即男主人公就是少游本人。这样的分析似更贴近词的原意,因此,这首词描写的应该就是少游小夫妻之间的一些疙疙瘩瘩。而恰恰是这些疙疙瘩瘩的存在,才足以说明少游与徐文美曾有过和谐幸福的新婚,有过真情实感的交流和激荡。
像《品令·幸自得》一类格调轻松活泼、情感婉转激荡的作品,在少游词中微乎其微。如同许多普通人家的夫妻们一样,新婚蜜月激情期过去以后,生活总要归于平静。研读少游的诗文我们发现,就像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千千万万个平常人家夫妻一样,少游与徐文美的婚后生后,也完全可以用“生儿育女、男耕女织、从一而终”等词来概括。
少游新婚后不久就有了自己的子女。《秋日三首》作于早年乡居期间,其二云:
月团新碾瀹花瓷,饮罢呼儿课楚辞。
风定小轩无落叶,青虫相对吐秋丝。
前两句写初秋时节,诗人碾茶、烹茶、品茶之后,将儿子叫到跟前,辅导其学习诗文。后两句是一个特写镜头:从小窗望去,风定树静,只有青虫在静静地吐丝,真好一幅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图啊!这一首诗为宋诗名篇,从中不仅可以体会少游乡居期间雅致、安闲的读书生活,其家庭生活的幸福指数亦可见一斑。民国《锡山秦氏宗谱》载,少游子秦湛,“字处度,号济川,行名祖七。政和中任常州通判,因卜居武进新塘乡,遂名秦村。是为常州始迁祖”。两个女儿,一嫁范祖禹子范温,一嫁葛书举子葛张仲。这一子二女皆为徐文美所出,生卒年虽不详,但可以从史籍中得到某些启示。《淮海先生年谱》元祐五年(1090)载:“先生子处度公湛,在都下应秋试未出,先生独坐兴国浴室院,有诗。”诗云:
满城车马没深泥,院里安闲总不知。
儿辈未来钩箔坐,长春花上雨如丝。
这一年少游初为京官,兴国浴室院是他的临时居所。儿子应试未归,做父亲的独坐等待,看着院内雨丝淅淅沥沥地打在长春花上,其焦急不宁之状力透纸背。这一年少游42岁,秦湛已然来“都下应秋试”,其年龄应不会小于20岁,那么他与父亲的年龄差距也就是20岁左右吧,如此可证少游与徐文美婚后不久便有了爱子。
高邮秦氏为耕读世家,读书之余,少游偶尔也介入家庭和田间的劳动,而且劳动的过程中似乎始终都伴有徐文美的影子。《田居四首》表现其闲居在家、参与农事的生活,其一开头云:
鸡号四邻起,结束赴中原。
戒妇预为黍,呼儿随掩门。
全诗描写的是一幅家乡春耕的图景。鸡鸣时分,诗人起身,草草穿戴完毕,随乡邻们一起走往田间,一边还叮嘱妻子准备好午饭,关照儿子随手关好家门。读者从中看到的不仅是劳动、生活的场面,还能强烈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温馨和爱情的和谐。少游和徐文美之间尽管没有才子佳人般的卿卿我我,却有着耕读世家男耕女织的相依相伴。很显然,少游与徐文美婚后生活,并不都是缠绵悱恻,更多的是平平淡淡,平淡是他们婚姻生活的主旋律。
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秦少游在中国农桑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部著作——《蚕书》。
秦少游博学多才,平常人们对他的尊崇一般仅囿于文学的层面,而缺乏经济层面的解读。其实,对生产、生活等实用性的知识他也多有涉猎、研究。元丰六年(1083),他第二次落第后闲居在家。他的闲居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他有过落第之后的牢骚和怨气,有过与诗友们的交往和漫游,也有过反思以后的发愤和用功。不仅如此,作为一种调节,他也常常介入一些家庭和田间的劳动,过着那种与普通人家相似的男耕女织般的寻常生活。作于这一时期的《蚕书》,在少游整个作品中风格独特,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文章从育种、喂食到缫丝,从育蚕、缫丝的器具到祭蚕神的仪式,语言虽简约,却力求准确精当,很有现代科普读物的风格,《淮海后集》将其归类于“杂文”。夸张一点说,即使完全没有接触过蚕桑之人,照本宣科,依样画葫芦,大约也能对付着养蚕了,可见作《蚕书》之时少游是十分用心的。品读《蚕书》可以推断,少游不仅亲身参加了养蚕实践,而且是一个有心人,做过大量的观察、积累和较为系统的研究。《田居四首》其二有诗句云:
入夏桑柘稠,阴阴翳墟落。
新麦已登场,余蚕犹占箔。
盛夏之时,秦家垛浓荫蔽日,而占绝对优势的则是“桑柘”。桑树、柘树的叶子皆为蚕之饲料,大面积种植表明秦氏养蚕规模十分可观。对于《蚕书》的内涵和价值,后人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极高评价。有人侧重于对蚕桑专业技术层面的解读,称之为中国第一部蚕桑专著。笔者以为,作者在平实记述蚕桑生产过程的背后,还有着更深的政治层面的寄喻。“戎治”一节引用了《唐史》所载于阗人的养蚕之法,“蛾飞尽,乃得治茧”,要等到茧中的蚕蛹变成蛾子,钻孔飞出去之后方才缫丝。而少游家乡缫丝是在蛾子飞出之前,一旦蛾子飞出,“而其中空,不复可治”。行文至此,少游感慨说:
世有知于阗治丝法者,肯以教人,则贷蚕之可胜计哉!
于阗人的“治丝”之法,保护了蛾子的生命。按照于阗人的理念,蚕为人提供了制作衣物的原料——丝,是人类的有功之臣。人类应该知道感恩,保护它的生命,故而“约无杀蚕”,并且“刻石”,使它具有了永恒的约束力量。而我们这儿的人,虽然从养蚕得到了大量实惠,却又让蚕死于非命。少游感慨说,若是有人懂得于阗人的治丝之法,教会我们这儿的人,不是可以免去蚕的死亡命运了吗?读书至此,可以窥见少游作《蚕书》的真意,并不完全在于记录养蚕的过程,教会后人如何养蚕;也不在于要求当地人一定要学于阗人“蛾飞尽,乃得治茧”,而改变自己传统的饲蚕方式。他显然还有更深一层的寄喻:
予作《蚕书》,哀蚕有功而不免,故录《唐史》所载,以俟博物者。
作《蚕书》之时,少游尚未进入官场。此前,他的恩师苏东坡因“乌台诗案”的莫须有罪名下狱,还差一点丢了性命,此时尚被贬在黄州。少游“哀蚕有功而不免”,显然暗含为东坡鸣不平之意。可见少游虽然闲居在家,却仍挂念着恩师,仍关心着时局动向。再扩大一点说,“有功而不免”的何止东坡一人,何尝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作者“哀蚕”不过是一个由头,希望以此引起“博物者”的警醒才是真意。然而以少游白衣秀才的身份,其微弱的声音又有谁能听得到呢?即使听到了,又能引起多大的反响呢?
《蚕书》问世之时,并未像少游词一样广为传唱。让少游始料未及的是,在一百三十年后的南宋嘉定年间,他的《蚕书》却一度风行。孙镛《蚕书跋》云:
高沙之俗,耕而不蚕。虽当有年,谷贱而帛贵,民甚病之。访诸父老,云:土薄水浅,不可以蓺桑,予窃以为然。一日,郡太守汪公,取秦淮海《蚕书》示予曰:“子谓高沙不可以蚕,此书何为而作乎?岂昔可为而今不可为耶?岂秦氏之妇独能之,而他人不能耶?”乃命锓木,俾与《农书》并传焉。
高沙为高邮之别称。从跋文可知,高邮有过从事农桑的历史,但在少游之后若干年曾经中断过。而且由于中断时间不算太短,以至于当地父老认为高邮“土薄水浅”,不可以从事蚕桑生产。即使到了“谷贱而帛贵”之年,仍然不知道调整种植业结构,改种粮为植桑,而跋文的作者起初也“窃以为然”。跋文还告诉我们,南宋嘉定年间,高邮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关注民生、教民蚕桑的太守汪纲。汪太守知识渊博,尽管少游的《蚕书》远不及词的名声大,当年也不一定流行,而汪太守读过,并且留下了深刻印象。汪太守善于独立思考,高邮父老们认为高邮“土薄水浅”,不可以植桑,他不从俗见,连续三问:“你们说高邮不可以养蚕,那秦少游的《蚕书》是怎么写出来的?为什么高邮过去可以养蚕现在就不可以?为什么独独秦少游的妻子能养蚕其他人就不能?”三问表现了汪太守的真知灼见,让高邮的父老们为之折服。汪太守有拳拳为民之心,他亲自下令重新刻印《蚕书》,使之广为流传。于是,高邮的蚕桑业再度走向了兴盛。
这样的一个结果也许并非少游作《蚕书》之本意,恰如俗语所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少游自幼怀有远大抱负,希望能够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却饱经劫难,希望终成泡影。著《蚕书》之时,少游也许只是因为“闲居”无所事事,借以打发漫长时光,或许对某些社会现象不满,借以排遣胸中郁闷而已,却不料歪打正着,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奇效,泽被后世,造福桑梓。饮水思源,如今高邮蚕桑业十分发达,成为经济的特色和亮点之一,高邮人应该感谢那位拳拳为民的汪太守,更应该感谢秦少游。因为,汪太守的三问,立论的基础是《蚕书》。从这一意义说,高邮人以秦少游为骄傲的理由就不应该仅仅是他对宋词、对中国文学的杰出贡献,他对高邮蚕桑业的延续和发展、对高邮经济的贡献也是应当名彪青史的。
《蚕书》向世人传达的信息远不止这些,它还揭示出少游与徐文美的婚后情感虽然可能是平平淡淡的,却也是十分默契和谐的。《蚕书·序》云:
予闲居,妇善蚕,从妇论蚕,作《蚕书》。
这个时候,与少游有夫妻名分的女性唯有徐文美,故这个“善蚕”并与少游“论蚕”的妇人必是徐文美无疑。“妇善蚕”,一个“善”字,表明她已经不只是一般农妇会养蚕的层次,而是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具备了蚕桑方面的专业特长和理论知识。这是她长期实践和善于总结的必然结果,也是她与丈夫“论蚕”的必要基础。少游“从妇论蚕,作《蚕书》”,表明他闲居在家之时,并非只是一门心思埋头攻读,夫妻间也能就一些实用性的内容,即蚕桑生产技术共同探讨交流。一个已经颇有名气的才子,与自己的妻子谈论这一类世俗的话题,并且写成如此一篇“杂文”,俗乎?雅乎?其实大俗大雅,这至少表明了少游不是那种“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秀才,对于事关民生一类的农桑之事,他也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换一个角度说,《蚕书》虽为少游执笔,然而徐文美的养蚕实践及参与“论蚕”也是功不可没的。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徐文美是《蚕书》当之无愧的第二作者;而徐文美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必定又是理所当然的第一读者和最有资格的评论者。著成《蚕书》非一日之功,论蚕、著书、成书是一个不算太短的过程,相信也一定是夫妻间情感交流、碰撞且不断深化的过程。
徐文美与少游婚后“聚少离多”是一种客观存在。从19岁结婚到37岁出仕之前,理论上少游与她在一起的时间长达18年之久,占据其整个生命的三分之一还多。且这18年是人的一生,特别是婚姻、情感生活的黄金阶段。但是人们注意到:少游乡居期间主要活动是读书、劳动和漫游,而他兴趣最大,花费时间、消耗精力较多的还是漫游。年少之时,他常来常往于扬州、泰州、镇江以及楚州一带。出仕之前有两次较长时间的漫游,第一次是熙宁九年(1076)八月至岁暮,与恩师孙觉和僧友参寥子同游历阳(今安徽和县)汤泉,拜访分别已久的漳南道人,历时约百日之久。初行目的地是汤泉,而又未止于汤泉。受高邮同乡、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县令阎求仁邀请,一同游览了东南八里之外的龙洞山,“谒项羽祠,饮系马松下,凭大江以望三山,憩于虚乐亭”。他在《游汤泉记》篇末小结说:“盖自高邮距乌江三百二十五里,凡经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胜者二,得诗三十首,赋一篇。”第二次漫游是在元丰二年(1079),少游赴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省亲,历时长达八个月之久。此外,还有几近二十年的科场打拼,行程往返加上羁留省城、京城的时间,累积起来必定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元丰八年(1085),他金榜题名赴任蔡州教授之后,曾经专程回高邮老家将母亲戚氏迎奉在身边。绍圣初年(1094)他被贬出京,一开始陪同他踏上南迁之途的是他的侍妾边朝华,而妻子徐文美则一直留守高邮老家之中。这些《淮海先生年谱》中都有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徐文美作为一个明媒正娶、具有法定名分的发妻,客观上许多时候难免“独守空房”。
尽管“聚少离多”,但是徐文美与少游在一起的时长肯定是其他任何一个女性难以比拟的;所生一子二女是爱情结晶也好,婚姻结果也罢,那也是其他女性望尘莫及的。在经历了人世间、官场上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之后,在经历了漫长的实际分居的日子后,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少游对徐文美那份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临江仙》词云:
髻子偎人娇不整,眼儿失睡微重。寻思模样早心忪。断肠携手,何事太匆匆。
不忍残红犹在臂,翻疑梦里相逢。遥怜南埭上孤篷。夕阳流水,红满泪痕中。
这首词创作时间上有分歧,但是较为倾向性的意见是作于少游被贬南迁途中。徐培均先生说:“此词似为忆内而作。……绍圣元年甲戌(1094),少游出为杭州通判,途经邗沟,是时盖与家人告别,事后忆及此情此景,感而赋此。”(《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忆内”者忆妻子徐文美也。词中南埭指邵伯埭(今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少游贬谪处州途经高邮,临分手徐文美及家人一直送行至邵伯埭。“髻子”两句写徐文美妆容不整、泪眼迷蒙、伤心欲绝的情态。“断肠携手,何事太匆匆”,夫妻匆匆而见,又匆匆而别,怎不令人肝肠欲断!而词句“夕阳流水”,则营造出一种“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凄清氛围。“不忍残红犹在臂”,这臂上的“残红”是徐文美留给丈夫的最后一个清晰的记忆。过了邵伯埭,少游的脚步从此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壤。因而虽是生离,却无异于死别,而《临江仙》则成了少游为妻子、为家乡留下的一首缠绵悱恻的诀别之词。他们夫妻的再次相逢已经是大约二十年后,无锡惠山林泉之下的墓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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