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际会接办《大公报》
《大公报》于20世纪初叶创刊于天津。辛亥革命后,创办人英敛之无意经营,1916年将《大公报》盘给皖系政客王郅隆。《大公报》作为安福系的报纸,办得没有起色,于1925年12月停刊一段时期。1926年9月1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织新记公司接办,在天津原址续刊,《大公报》从此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显示出新的新闻舆论的生命力。吴、胡、张也因此闻名于世,特别是胡政之持久地为这份报纸贡献了毕生心血,成绩卓著,人所共知。
新记《大公报》续刊之日,正值北伐军与吴佩孚军大战于汀泗桥,武汉风云骤变,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吴鼎昌是北方拥有资财的金融巨头,面对着陌生的汹涌而起的南方革命势力,心旌悬悬,不知如何对待。他出资办报,作为日后向革命势力投靠的资本,是一种老谋深算。他与胡、张有留学日本这层关系; 胡、张回国后又同在上海报界工作,志趣相投,几经踬蹼,已日趋成熟,积累了办报经验。这时张季鸾失业在天津闲居。他们相会于津门,都有一番事业的抱负,眼见旧《大公报》馆双门紧闭,便动了接办的念头。吴鼎昌拿出了五万元作为投资,用一万元盘下房子、设备,其余三四万元准备赔上三年。三人相约准备使出浑身解数从事经营,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吴任社长,不支月薪,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月薪各三百元。有人说,《大公报》的成功,得力于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组织经营和张季鸾的一支笔,这话是有根据的。
《大公报》续刊之日,发表张季鸾的《本报同人之志趣》,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社训,是针对当时某些报纸的弊端,确立的一个新的办报的方针。那时确有若干报纸依附于某些党派势力,靠拿津贴过日子,因此要 “不党、不卖” ; 也确有若干报纸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择手段地造谣生事,因此要 “不私、不盲” 。这 “四不”是包括政治立场、新闻言论、经营方针和办报风格的概括语言。
胡政之在后来写的《回首十七年》一文中说: “先是我等三人决议之初,约定五事: (一)资金由吴先生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 (二)我等三人专心办报,在三年之内都不得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 (三)我和张先生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须由报馆赠予相当数额的股票; (四) (系谈职务分配,略。) (五)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文字须分任撰述,而张先生则负整理修正之责,意见有不同时,以多数决之,三人各不同时从张先生。这也差不多是我们创业时的宪法。”
这种以事业为重,专心办报的精神,在《大公报》历数十年不断发扬光大,大批新闻人才的涌现与此密切相关。
从清末到北洋军阀时期,新闻舆论的中心一直在上海。上海《申报》 《新闻报》,加上《时事新报》和《时报》,号称全国四大报纸,行销各地。其他各地的报纸哪怕是在政治中心北京的《晨报》《京报》等,办得也很出色,但行销也只限于华北地区。1926年天津新记《大公报》续刊,才如异军突起,两三年内发行南北各地,远及穗港,且在1936年又创刊上海版,有向 《申报》 《新闻报》问鼎之势; 至于《大公报》在国际上的影响,更超过了其他各报。
从1926年续刊,到1936年把经营重心移到上海,可看作是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大公报》是生气勃勃的。吴、胡、张恪尽职守,专心致志。吴鼎昌白天在盐业银行办公,晚上到社和胡、张议论时局,交换意见。在业务上吴主要掌握经营方针和购买外币等事项,因为购纸是报社的大宗支出,印报用的洋纸,价格要随外币汇率涨落而涨落,吴筹划得当,从未有失误。胡政之每天上午处理经理业务,下午参加编辑会议,评比各报内容,晚上与张研究社务,出题目分写社论,昼夜不得安息。至于张季鸾,主要忙于编辑言论工作,每天由他主持编辑会议,研究当天的新闻评论,审阅稿件,安排版面; 除自写评论外,要为吴、胡润色评论。凡重要新闻他都亲自处理,标题字句斟酌,反复推敲,往往有惊人传神之笔。张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工作认真负责。不论白天黑夜,来访客人不断,谈及时局等各种问题,从中了解到许多情况,形成评论观点。他写的评论分析透辟,笔锋犀利,带有感情,极富文采。在旧中国,张可以说是报界第一支大笔杆子,首先对社内文风的建立有重大影响。
在胡、张的积极带动下,报社全体同人共同努力,把《大公报》办得很有生气。20年代的中国报纸,谈不上编辑技巧,整版都是一栏到底,随后虽然作了标题,但大都不注意突出重点。显得支离凌乱,至于评论就更加贫弱了。而《大公报》却有许多创新。从内容说,每天都有犀利的言论发表,有独家新闻充实版面; 从形式看,标题醒目,版面活泼,铅字字体多种多样,经常配有图片,后来又摒弃新闻用语的陈词滥调,一律改用白话文写作。这是《大公报》的首创,博得广大读者的好评,也是对新闻事业发展的一大贡献。胡、张都是这方面的有力倡导者。胡政之曾说: “在今天还写文言文,用成语,用典故,那是年轻婆娘学扎脚,又臭又难看。”这段话,至今还被旅美专栏作家梁厚甫恭楷写好,挂在书房中作为座右铭。
1926年《大公报》续刊时发行数不到2000份,广告收入仅为200余元; 一年以后,就涨到6000份,广告收入增至1000余元,取得收支平衡,站稳了脚跟。此后业务不断发展,盈利逐年增加,各方英才会集,工厂设备更新。到抗战时期,沪、津、渝、港四个版共发行20万份。
总管全局的胡政之里里外外奔忙。在续刊初期,每天一早必到闹市、公园,了解报纸的零售情况,还装成读者听取市民对报纸的意见。他一字不漏地检查报纸的差错和不足之处,比较本市外埠报纸,发现新闻线索,及时发电指挥驻外记者采访。他精通日文,也懂英、法文,每天对日、英、法文报纸都要看过。他规定中版编辑每天下午4时至6时都要到编辑部细细看报。他精力充沛,作风严谨,事无巨细都要过问,真是无时不在、无地不在。如果把报纸比作一部机器,胡政之不愧是一个出色的机匠,时刻注意机器的运转情况,及时加油和拧紧每一个螺丝钉,并竭力改进机器性能,使之更有效地运转。
胡政之是办报的多面手,样样拿得起来。人们都认为张季鸾文章采写得好,其实胡政之文章也写得好。1941年张去世后,报社编辑出版《季鸾文存》,在收集材料时,由于社评是不署名的,时间久了往往难以分清哪些是张写的,哪些是胡写的。最后几年,胡已极少亲自动笔。抗战胜利后复员到上海,他写过一篇社评,题为 “和与活” ,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颇能表明他的心态,留给人们较深的印象。
受胡政之一手提拔重用的著名报人徐铸成深有感触地说: “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江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挡。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见徐著《报海旧闻》 )。
胡政之精心网罗人才,知人善任,为《大公报》组织了一支精干队伍。他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这是他办《大公报》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他从不录用那些已经成名的人,认为这种人很可能耍一阵就走,于事业无补。他看中的是可以培养造就的新秀,给予充分的机会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因此报社的基本队伍没有 “圣(剩)人” “贤(闲)人” ,像棋盘上的几个棋子,一个要顶几个用。每个人都把报社工作和自己的事业结合在一起,全力以赴,蔚然成风。
胡政之既爱才,又善于用才。30年代,《大公报》除了以青年知识分子为对象的 “文艺”副刊外,还有以市民阶层为对象的《小公园》,以及11种由社外专家学者主编的学术副刊,如《艺术》 《哲学》 《史地》等。必须物色一位编辑《小公园》又监管各种副刊发稿等杂务的人,于是找到了萧乾。1935年春,萧乾到报社与胡第一次谈话,萧说: “由我来编这样的刊物恐怕不大对头。”胡说: “你觉得不对头,这就对头了。我就是嫌这副刊编得太老气横秋,把你请来就是要你放手按你的理想去改造这一页。你怎么改都成,我都支持你。”萧乾当年不过22岁,就是从编《小公园》入手,得到培养和锻炼的。
又如著名记者范长江,早年是北大学生,课余之暇给报社写稿,胡政之见他文笔不错,又很勤奋,就让人通知他,每月固定给以15元酬金,要他专为《大公报》写稿。1930年暑假,范长江到报社与胡见面,胡欣赏他的文笔精进,嘱他多写较长的通讯,题材不必限于北大一隅。1935年暑假,范长江给报社来信,说打算回四川故乡,到川西一带旅行采访,胡政之慨然出钱资助,力赞其行。这年下半年,范长江的长篇通讯在《大公报》连续发表,轰动一时。后来结集《中国的西北角》出版,至今仍为人们称道。范长江的成长和成名,也是同胡政之的慧眼识珠和提供条件分不开的。
胡政之发掘人才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接受推荐,有的是从来稿者和通讯员中发掘,有的是从同行中挑选,只要认为合适,就写信约谈,不惜重金礼聘,千方百计延揽入社,杨刚、徐盈、子冈都是这样参加报社工作的。
胡政之在用人上极具眼光和韬略。1939年8月,在香港《大公报》的萧乾接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任教的通知,因待遇不丰,又要自筹路费,去与不去正犹豫不决。胡政之获悉后,答应由报馆负担路费,极力促成其行。当时法西斯德国正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胡政之凭着新闻敏感,看准了形势,要先摆一着棋在那里,以便随时报道战局。萧乾领到报社的路费,当晚不幸被人窃去,遭此意外十分懊恼。胡及时如数再给一份,并安慰萧乾说: “好事总是多磨的。人生哪能没有挫折!今后你多写点通讯就都有了。”萧乾远赴英伦,不久大战果然爆发,萧乾在伦敦为《大公报》设立了办事处,并赴欧陆前线采访,成为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精彩的战地通讯源源而来,成为《大公报》的独家特色。
1945年春,太平洋战争已逼近日本本土。当时在重庆版任编辑的朱启平给胡政之写信,自荐到美国太平洋舰队去采访。朱通晓英语,身体又好,足以胜任这个工作,胡政之慨然允诺。后来,朱启平跟随美军到了日本,也写了许多出色的通讯。日本投降之日,朱参加了密苏里舰上的签字受降仪式,以 “落日”为题的通讯一时为人们所称颂。
由于延揽人才并作了通盘部署,《大公报》的国内外通讯网络是最健全最强大的。一批有名望的特派记者遍及各地,他们的通讯报道成为《大公报》的一大特色。沉稳、和蔼的徐盈曾担任重庆版采访部主任和统一北平办事处主任,他广泛联系科技界、工商界,采写了许多人物特写和有关报道,材料翔实,见解精辟,是报道这两方面的权威;热情、奔放的子冈以她敏锐的眼光和富于文采的笔调,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精彩通讯;她同时又是写散文的级手。男子气十足的杨刚一度坐镇美国,她的美国通讯深入浅出,议论风生,也是很叫座的。抗战接近胜利那段时期,在美、英、印度,在太平洋美国船队、在欧洲盟军部队,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都有《大公报》记者的足迹,他们采写的战地通讯、独家消息为各界争相阅读。这是任何别家报纸不能相比的,《大公报》一时声誉倍增。
胡政之在用人唯贤,知人善任的同时,对于才力不胜,认为不堪造就的人,就毅然辞退。对于品行不端,有亏新闻记者操守,如某人领取了国民党官方的津贴,一经发现,就毫不留情地开除。
从以上两个方面着手,使《大公报》这支队伍既能胜任和努力工作,又特别讲究操守和职业道德。其影响及于整个新闻界,使社会观感为之一新。
知识贝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