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得寸进尺,华北形势日非。天津事变之后,形势愈益险恶。天津《大公报》筹划出上海版,我是 “先遣部队”之一,1935年初调来上海。1936年夏,我在上海《大公报》做经济记者,患病返北平医治,未等手术后痊愈提前出院,带伤采访,数度往返平津(中国及日本所设立经营棉花的机关、社团,分布在天津、北平),连夜赶写报道,邮寄上海报馆;并向胡政之总经理汇报。嗣后,连接沪馆同事高元礼函电催促,说胡政之盼我早日返沪。这次胡政之找我(及吴子修)谈话,再次阔谈其大公报 “研究部”计划。另次,在我写《占输出首位之我国桐油业概况》见报后(见1936年5月24日至29日上海《大公报》),曾有几家日文报纸翻译转载,以及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范旭东先生提请邀借我到 “中国工业服务社”时,胡政之也曾以不同词句透露计划成立研究部的信息。
“研究部”提出和规划
1936年9月,上海《大公报》第一版以大字标题连续大篇登载我写的经济报道《华北棉业概况》,报馆内外议论纷纷。或说《大公报》历来是政治、文化报纸,为什么把一篇《华北棉业概况》放在第一版连载?编辑部议论,要不要把这则报道的续篇移到经济版或地方(通讯)版?当时,对放在一版提出意见的有王芸生(副总编辑)、李子宽(沪馆经理)、范长江(特派员)等人; 主张放在一版的有张季鸾(总编辑)、胡政之(总经理)、张琴南(沪版编辑主任、副总编辑)、孔昭恺(要闻编辑)等人。
胡政之在编辑部说: “这个问题提得好! 这也涉及我们报纸的基本观点和长远方向。我(胡)和张(季鸾)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社会活动中心是经济活动。一旦政治安定、社会正常,哪还会有这么多政治、军事要闻?报纸第一版也好,其他版也好,绝大多数将是有关经济、产业的报道。这是从长远看。从当前说,现在中国最重要的大问题是日本侵略。日帝侵华历来有两派主张、两种意见: 一派主张鲸吞,以少壮军人为代表。这样做太明目张胆,颇招反感,损耗大而易遭抵抗; 另一派主张蚕食,以经济产业界为代表。这么做安步徐图,稳妥牢靠,易招徕合作。像‘开发华北棉业’ ,正是这派的一种具体行动。对报纸说,这是以经济形式出现的政治要闻,不次于出兵占领的报道,也是日本占据华北领土之后的继续报道。我们没有淡忘华北;何况受损害的区域不仅限于华北,被掠夺的权益不只是棉花。至于我们办报的旨趣,不仅是在政治上要办成有远见、有主张,能代表舆论的报纸,尤其是在产业经济方面,要有见地,是权威、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指出构结所在和前途方向。”胡政之说: “这是我(胡)和张(季鸾)先生、吴(鼎昌)先生一致的主张。”
嗣而胡政之和我及吴子修谈话(当时我受地下党领导,从事革命工作),再次发表《大公报》的远景规划。胡政之滔滔地说:“一旦时局安定,《大公报》即将设立 ‘研究部’,和编辑部是平行的。研究部的人手,将要比编辑部多;资料室要充实,或许划归研究部。和吴先生、张先生初步讨论过,研究部设经济、政治两小组,打算邀请陈豹隐(著名经济学家,早年留日,为张季鸾所敬佩)、陈博生(代表一派观点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曾任北平《晨报》总编辑多年,胡政之甚欣赏)分别主其事。政治组主要是研究国际关系,重点是研究中日关系和日本政治情况;人事安排除了陈博生、王芸生,还考虑于立忱回国后是放在政治组还是放在经济组,另请陈博生推荐一二人(后来李纯表参加《大公报》,也和筹设研究部是紧密关联的)。在经济组下分设工业、农业、社会、国际(世界)、贸易 (市场)等经济小组。工业经济以杜文思为主,一旦时局平定,将派你们到日本学习,要抓紧学日语。农业经济以徐盈为主,不是学习农业技艺。中国和日本国情不同,社会结构不同,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只能深入本国农村社会探索总结,寻求答案。届时再具体考虑吧。”胡继续说:“社会经济打算叫吴砚农管,叫蒋逸霄或另物色位女记者帮他。国际经济以吴子修为主,找位英文好的同事或蒋荫恩协助。考虑是否请人来。你们主要是提课题和联系专家、学者。和专家、学者谈论课题,要使人家感到我们《大公报》也不乏通家里手;提意见也要提到点子上;自己写东西就更要有内容、有分量、有见地,希望我们研究部出去的人,至少都能写专论或作专题报告,这就要你们随时关心、注意、研究国内外本部门业务的重大事件。你们不是一般的普通记者,惯写浮光掠影的动态新闻,要擅作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述,应该是博闻多识的权威专家。”胡政之着重地说,吴先生和张先生,对经济问题都很重视,也都素有研究。
胡政之说: “日本的几家大报,都设有研究机构,和许多大学院校、研究所,实业界、金融界以及政府部门的专家、学者经常联系,互通信息。专家、学者的研究心得,或是对某问题的建议、意见,可撰文交报馆出版,报馆也可提出课题请专家撰述。我们《大公报》在北方,和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及一些学术研究团体的专家、学者早有联系; 现在南方再开展联系一些单位。”他说: “在日本,不论是国内或国际上每发生重大事件,报馆的研究部门在一二个星期内,甚至在一两天就出版了专题报道的小册子,把事件的背景、起因、经过、现状以及展望预测,介绍得原原本本,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时事读物时间性很强,这就全靠平时和专家学者多联系,常来往,交朋友。报馆比学院更了解社会,接触实际,超然公正,洞察全局。这样,绝对能把报纸办成社会向导、舆论权威。”胡政之还津津乐道地说: “《大公报》在这方面是有一定基础的,我们的《星期论坛》,都是专家执笔,言之有物,颇具权威。”胡政之说: “报人切忌庭院研究,深居庭堂,与世隔绝,默诵书本定律,不通晓社会实际,或者食古不化,或者隔靴搔痒,这不符合报业要求; 未触及问题症结,当然也就无补于实际。”按当时(1936年)胡政之所说的 “时事教育” “指导舆论”的专题小册子,是模仿日本民间报纸的一种经营方式,其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提高社会、时事教育,还不如说是为了提高《大公报》馆的声望与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华社编辑出版的《时事手册》 《半月谈》 《瞭望》等,集全国全党的专家,著文撰述,以宣传政策、指导舆论、辅导学习、传授知识,这绝非一间私营报纸所能办到的。但在那当时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下,《大公报》当事人能有这种设想,却也是难能可贵了。
嗣而我向张季鸾请教关于研究部的底蕴。张说: “还是先从经济报道谈起吧,我们接办《大公报》之后,就一直重视经济报道。诚实的、科学态度的报纸,无论新闻还是言论,都是记载社会史实、报道社会事物、指导社会前进,而经济活动确是社会繁荣的真正动力。《华北棉业概况》不正是其中一只 ‘麻雀’ 吗! 除了报道日寇的具体掠夺,也显示我们在始终注视着祖国的领土和人民! 从这个角度看,难道说这不是要闻吗?”张季鸾说: “就报人观点来说,对于自卫守土、浴血抗战的英雄业迹,固亟须也很必要宣传报道,例如马占山率部英勇杀敌,我们《大公报》就着重宣传报道。对于祖国东北、华北的锦绣河山、广土厚藏、物产资源、经济设施,也需不断报道介绍以激发卫国守疆,收复失土,抗敌杀侮的豪情壮志和必胜信念! ”张还说: “我们认为这类的研究、介绍,就是实际、正确、有用的科学知识,亟须提倡。所以,我们才主张把《华北棉业概况》放在一版。”还说: “报馆知道你人品正直,工作努力,所以视为中坚骨干之一,你要安心工作。在天津时,报馆派你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去学习; 一旦时局平定,报馆还将送你到日本去进修。吴砚农及于立忧到日本留学,也是报馆资助的,这说明我们不但重视经济研究,也乐于培育努力工作的青年同事。” (按:所谓“将派杜文思去日本进修” ,这是安抚人心的空头支票。事实是不但迄未派送我到日本进修,并且因我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曾先后被胡政之开除三次。)
关于研究部的稳步前进、配套成龙
《大公报》于1936年创刊上海版后,曾设立大公报代办部(地址在上海福州路436号,谢家崧、伊任先等人当时在代办部工作),零售、订阅《大公报》及《国闻周报》,并代售(包括函购)各书局的图书。当然,其目的绝非仅限于以书局的经销店为满足。照胡政之的话说: “堂堂《大公报》岂肯垂青于经销图书的区区回扣! ”张季鸾的说法: “现代报业除刊行报纸外,应为社会实际服务,凡社会应倡行之事,报纸宜为其先锋或助手。研究部、代办部是为了传授知识,服务读者。”其内部业务计划系列贯穿着研究部、出版部(印刷)、营业部 (门市、发行),循序渐进,配套成龙。大公报的姊妹报刊《国闻周报》及已经出版的曹谷冰写的《苏俄视察记》、王芸生写的 (署名)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范长江写的 《中国的西北角》 《塞上行》及赵望云作品 《农村写生画集》等,这时就由代办部供应。
1936年上海《大公报》曾举办 “科学奖金”。说者谓《大公报》是 “赶时髦”或称其为 “沽名钓誉” ;其实这是他们计划筹设 “研究部”的一种步骤。胡政之说,由于《星期论坛》的瓜葛辗转,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有相当的关系熟人; 在自然科学方面,渊源则没有这么深厚。我们要多结识些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大公报》研究部要列入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联系,是张季鸾的坚决主张。张屡次提道:“欧美各国以至日本,富强之基,概在科学。中国今日教育设施、社会建设,仍缺乏切实的科学基础,普通人士无正确科学头脑,要须大规模普遍地提倡科学,从社会日常生活加以启迪,使人人能格物穷理,以进于利用原生富民强国之途,务使重视科学、信仰科学之风,短期内普遍全国。”后来张、胡决定: (一)研究部列入科技组;(二)设科学奖金; (三)参加范旭东倡议创办的中国工业服务社。
七七事变后,当然这些计划都搁浅了。1938年胡政之主持《大公报》香港馆,果然出现了 “研究部”之名,但与1936年上海《大公报》所设议的研究部大相径庭。这个 “研究部”是属于编辑部的一部分(当时港版编辑主任金诚夫,要闻编辑许君远),也只是做了资料室的部分工作。“此时此地”的具体情况,既没有和专家联系 (也顾不得这些),更没有出版专题小册子。当时,研究部成员只有李纯青和张篷舟(杨纪)。李是从日文杂志报纸上搜集、整理日本资料,配合报道。例如,当时日本内阁改组,配合新闻,《大公报》介绍了大部分阁员的简历并附以肖像,丰富版面,充实报道,生色不少。张只是做了部分中文剪报资料,但张的此番资料工作,却奠定了他后来编辑大公报《人民手册》的基础。此外萧乾的办公桌也设在研究部房间,其工作则是专发文艺稿。这一时期,胡政之在香港虽然没有联系学者专家,但他对香港工商界,如罗文翰、王宽诚等人,时相过从。
老板们亲自定稿的《大公报》广告,也写出: “言论公正充实,消息迅速准确,注意农村经济,促进人化事业。”他们十分强调 “普通调查民生疾苦而宣扬之,此固为报纸之职” ; 或谓: “宣扬民生疾苦,亦即揭露政治腐败,倡导社会改革,促进经济建设。”在 “注重国民经济” “报道民生疾苦” “利用厚生” “格物穷理” “准确翔实”的要求下,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提倡社会调查。诸如,天津《大公报》为了产地调查翔实报道农村情况,曾派出旅行通讯记者(报道冀南农村情况);上海《大公报》曾陆续发表徐盈写的 (江西)农村调查; 不断刊登杜文思的工业调查(此篇《华北棉业概况》亦是经济调查);蒋逸霄写的《上海的纱厂包身工》; 朱金康写的《水上篷户区》; 赵望云画的《农村写生》;尤其是脍炙人口不胫而走的范长江写的《中国的西北角》,等等,曾陆续出现在《大公报》的版面上。张季鸾、胡政之在一段时期,尤其是当胡政之、王佩之等到日本考察新闻副业返回之后,曾梦寐以求把《大公报》办成 “指导舆论” “标示方向” “时事教育” “传播知识” “学术研究”的联合机构,具体说,亦即是要把《大公报》这个系统或这个集团,扩展成办报纸、印刷出版、学术研究、社会信息等的联合(经济)实体;这也是胡政之任丁君叮为上海馆副经理并肯予培育的原因。但自 “八一三” (实自七七事变)后,时移势转,特别是自香港版创刊后,他们的主要精力不再放在“报纸事业”上了。
以上谨就张季鸾、胡政之对《大公报》研究部的筹划和措施所写的片段追记。
1985年6月
知识贝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