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平街上的哀思——《大公报》的时代任务

胡政之先生逝世了!在他缠绵病榻的一年中,《大公报》也正在多事之秋,王芸生先生有如太师挚之奔齐,到香港去争取思想自由;吴鼎昌先生绝望于政治生活,也就辞去了《大公报》的董事长职务;平津易手以后,《大公报》的天津版这一发祥地,已经给挖去了根底,插下了《进步日报》的新苗;胡先生的死讯,仿佛给《大公报》划分了时代的签标;长江后浪推前浪,《大公报》这一群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时代任务了!
《大公报》的诞生,原是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先生的精神结合;他们决议之初,约定五事: “(一)资金由吴先生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二)我等三人专心办报,在三年之内,大家都不得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三) (略)。(四)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五)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文字虽分任撰述,而张先生则负整理修正之责,意见有不同时,以多数决定。”(见胡氏《回首壹拾柒年》 )。这是中国新闻史的新页,有了民国十五年以后的天津《大公报》,这才有以新闻事业为终身事业的报人,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都死在自己的岗位上,并不以办报为从政的踏脚石,这已不可及的了!
他们在创刊之初,标出 “不私不盲”的方针: “论人论事,力求深刻切实,决不随俗唯否,纵因此干冒风险,受人攻击,亦所不辞。”过去20年间,《大公报》不能说是没有政治关系,甚至如一般人所说的,它是政学系的门帘,张季鸾先生为蒋委员长的入幕之僚,吴鼎昌先生也成为蒋氏的股肱,也是事实,但他们仍把报纸当作营业做,并没有和实际政治发生分外的联系。他们 “最高目的是要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营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吃,就算了事。这样努力一二十年以后,使报纸真能代表国民说话”。别人比之为东方的《泰晤士报》,他们却以《孟彻斯特卫报》自期。在抗战期间,他们在大筋大脉处绝不含糊,他们的报纸和国家的命运几乎连成一块,沪、汉、港、桂四次播迁,依旧兀然不动,他们的报格表现得最为忠贞。前年和去年,当国民党制宪行宪及召集国民大会之日,《大公报》这一群,胡政之、王芸生两先生都不曾参加立法委员会国民代表的竞选,出处非常光明磊落,并未违背自己的本愿。
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大公报》沪版创刊; 从望平街的记录上说,这也是一道里程碑。我们知道望平街上也曾产生过风行一时的报纸,却不曾产生一种足以代表舆论的报纸,这其中,也曾有过无数种宣传性的报纸,却没有见过一种足以影响舆论的报纸; 《大公报》昂然独步,无视望平街的传统尊严 (至少在知识分子群的心头占了最重要的地位,本市的销数且不说,在南京的销数,一直保持着第一位),这么闯入了,这么站稳了,只有他们敢于批评政府,以诤友姿态出现,可说是了不得的了!
胡政之先生一生最醉心 “民主”与 “法治”。他从英伦回来,发表《心影记》,称颂英国的政治,谓: “其政治之良风善教,培养涵育,由来已久;最难得者为常识丰富,人人守法,而公私之分明,是非之判别,尤为彻底而合理。” “其一般新闻及论著文章则完全自由,但亦很少越轨的事件,所以然者,记者的常识,足以指导他的文字; 社会的公论,也可以监督报馆的言行,大家心心相印,都不敢逞志妄为。”他写完了 《十万里天外归来》以后,特著《宪政风度》一文,标举 (一)服从法律; (二)尊重自由; (三)公道竞争;(四)容纳异己四要点。而于 “诉诸民众公意,以法律形式交代政权,在野党随时有取得政权的希望,在朝党随时有放弃政权的雅量。上下交替之间,各自整理内部,培养新人; 政治以竞争而进步”一端,反复言之,这是胡先生和张吴二先生心目中的极则,也是《大公报》那一群人所努力的趋向。所谓: “新闻事业应该不断求进步,至少要跟得上时代,最好能走在时代前面,领导社会,如果跟不上时代,那就难免落伍。” (胡先生语)就是他们的共同看法。
然而,时代暴风雨终于一阵紧过一阵地,吹送过来了,望平街上的枝叶,免不了这场最严厉的考验!走在时代前面,领导过中国社会的《大公报》,过去十年间,脚步那么坚定,到而今,也眼见有些跟不上时代,有难免于落伍之讥了。从竹帘那边传来的声音,那么的响亮:此或彼,没有中间的路线,一切都为着革命,报纸只是宣传的工具之一,不容有 “只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这么一条文化人苟延残喘的缝隙保留着!望平街要换上新旗了,“申”“新”的时代固已过去,《大公报》的时代眼见也快过去了!我们知道马敦和帽庄的老板,在他的手中换过了多少样式的帽子,他们的抽屉中准备着多少样式的帽子来适应种种主顾,想不到不戴帽子的时代也会到来,这可把马家的老板吓住了!难道望平街的时代就这么过去了吗?代表望平街的三宝:“新、申二报”“马敦和帽庄”“外国人坟山”就这么的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