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霖(1889—1949),字政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我国著名的老报人和新闻机构的组织者。《大公报》自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发表《新生宣言》,共有47年的历史。胡政之曾两度担任该报经理或总经理兼总编辑或副总编辑(1916—1919和1926—1949),共历时27年。1926年以后,和他共同领导报社的还有吴鼎昌和张季鸾。前者1935年底到南京政府做了官,后者1941年9月在重庆去世。始终董其事,总揽全局的是胡政之。
我最初认识胡政之是在1928年9月,当时我考进《大公报》当练习生,报社行政由他负责,因而接触较多。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48年5月,当时旧中国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举行,我临时被调去编体育版。胡政之因患肝硬化病于4月底由香港回上海疗养,我曾到他家去探望。这中间有20年,前8年在天津经常碰头,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后12年是在抗战期间,他奔走于沪、港、桂、渝各馆之间,我也时常因公外出,因而相当隔阂。
过去有关胡政之的纪事,是在极 “左”路线的影响之下写的,难免失之偏颇。粉碎 “四人帮”之后,尤其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批判极 “左”思潮,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因此我想对他也应该有个实事求是的评价,分为: 既要肯定他的成绩,也不掩盖他的错误。在天津时期,我有一些第一手的材料;在抗战时期,报社分散,有关报社的重大问题,或者在发生的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或者只有零碎的了解,因而不得不借助于报社同事所写的材料。还有一些问题,找不到答案,只能作合乎逻辑的推论,但我尽力保持客观,避免渗入个人感情。个人所见难免有偏差,错误和缺点一定不少,希望读者,尤其是过去在《大公报》的老同事,批评指正。
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
清朝末年有一股到国外留学的热潮,去日本留学的人最多。1906年胡政之只有17岁就自费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他学的是法律,对外国语也很有兴趣。20世纪30年代初我看到一本用英文写的《中国名人录》说他 “懂得半打外国语” 。这种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他至少懂得三四种。他于1911年回国,当过翻译、律师、法官、编辑、教员等,时间都不长。1915年王揖唐任吉林巡按使(即省长),胡任王的秘书。次年王任段祺瑞内阁的内务总长 (即部长),胡在该部任参事。
胡政之和王揖唐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看来不是泛泛之交。王是后来安福系的骨干,所谓安福系是院系军阀控制的政客集团。胡政之的父亲胡登崧,曾在安徽代理天长县知县,这或许是他同皖系人物有关系的原因,似他并不是安福系的成员。
《大公报》原为满族人英敛之所创办。英敛之反对慈禧,拥护光绪,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他办报就是为了制造舆论以达到这个目的。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成立,他便无意继续经营,早已委托别人代管。1916年9月,他把《大公报》盘售给安福系的王郅隆接办。经徐树铮推荐,聘请胡政之任经理兼总编辑。胡从此不再做官,以办报为业。在易手之前,《大公报》是清王朝帝党的机关报在盘售之后,就成为安福系的机关报了。
胡政之在王郅隆接办后的《大公报》工作了三年,由于安福系亲日卖国,声名狼藉,他也没有做出成绩。后来他不想再办这种机关报了。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由于参加了对德宣战,中国也算“战胜国”。从1919年1月18日到6月28日,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胡政之受王揖唐的委托,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前往欧洲,采访了这次会议。他不仅是到会的唯一中国记者,也是中国记者第一次采访这样重大的国际事件。在他之前到欧洲去采访的大概只有瞿秋白和戈公振。在中国报业史中,可以说他是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这种以总编辑的身份亲自外出采访的作风,他在此后30年中也没有改变。巴黎和会之后,他又游历了英、德、意和瑞士等国,这当然得力于他的 “半打外国语”。对于这次采访,他经常津津乐道。在一次闲谈中他说,当时在罗马可以买票乘飞机在天空转圈。早期的飞机还不十分安全,有些老太太劝他不要去冒险,可是机会难得,他还是取得了一次驭风而行的经验。但是,他从未谈到北洋军阀在外交上的失败,也从未批评过王揖唐。
他在1920年回国,时逢直皖战争。安福系的主力被打垮,段祺瑞逃往天津日租界,徐树铮也在日本人的庇护之下逃往上海。胡政之没有回到《大公报》 (那张报在王郅隆手中越办越糟),他在北京林白水主办的《新社会日报》担任了总编辑,经常住在北京,从事新闻活动。但胡政之和林白水的合作没有持续很久。
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
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这三位完全不同的人物,在当时确实有一个反直系的联盟关系,因而由三方面出资经营国闻通讯社。
据邓汉祥回忆说: “孙、段、张每月各拔一千元在上海办国闻通讯社,我任社长,周培艺做总编辑。有一天,徐树铮自动向卢永祥(安福系的军阀)说,他手中还存有公款,可以拿十万元来作国闻通讯社的基金,不必由三方面担任经费,但要求以胡政之做总编辑。胡原系王揖唐的秘书。卢转询我的意见,我认为有钱更好办事,表示同意。但胡政之到社后,徐树铮始终没有拨款。这种欺骗行为,尤引起卢对他们的不满。”
①通讯社的组织要建立一个通讯网,需要相当多的人力和财力。美国的美联社最初是由9家报纸联合组织的,经费由大家均摊;合众社是以斯克里普斯一个报系之力创办的。国闻社每月只有3000元,也不是很富裕的。1924年4月和11月,胡政之又分别在汉口和北京成立了分社。
胡政之不以能向各报供应新闻稿为满足,他还想搞一个发表言论的刊物,于1924年8月创刊了《国闻周报》。不料只过了一个多月,卢永祥在江浙战争中被齐燮元战败,这两个新闻机构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胡政之一方面在国闻社增设广告部,以广告回佣补贴经费;另一方面他找到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吴鼎昌,请他帮忙。当时吴是盐业银行的总经理,正在建立四行储蓄会,方才离开政治舞台,也想找一个发表言论的地方,因而同意每月支援四百元,作为四行储蓄会付给《国闻周报》的广告费。此后国闻社又建立了沈阳、哈尔滨分社,一个华东、华中、华北和东北的通讯网已经建成。这在旧中国,除国民党的中央社之外,规模是最大的。胡与吴的联系导致了后来的新记公司《大公报》的续刊。
《国闻周报》是一份综合性的时事周刊,内容有一周简评、时事论文、外论介绍、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一周大事日记、文艺、书评、新闻图片、国际讽刺画、时人汇志等栏。1937年出到第14卷,每卷50期,发行数字最高时曾到15000多份,在当时是出版时间最久,发行数量最多的周刊。1926年夏天,因胡政之到天津续办《大公报》,该刊也随同迁津出版。1936年因《大公报》出上海版,又迁到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改出《战时增刊》,直到1937年底上海沦陷。
这两个新闻机构给后来的 《大公报》准备了一大批采访、编辑人员。
《国闻周报》还保存了这个时期的史料:记得瞿秋白同志在长江就义前所写的《多余的话》,大约在1936年刊登在《国闻周报》中。范长江同志在《我的青年时代》一文中曾说: “……天津的《国闻周报》连续刊载了几期 ‘赤区土地问题’专刊,说明苏区有整套社会制度,绝不是国民党所宣传的 ‘土匪’ ‘流寇’ 。”
在20世纪30年代,每一次大规模的运动会之后,如华北运动会、全国运动会等,我都要为《国闻周报》编一个特辑,都做了比较系统的记录。
新记公司的《大公报》
胡政之出国去采访巴黎和会,《大公报》仍由王郅隆经营。王本来是个粮商,在冶游时与安福系军阀拉上关系,成为安福俱乐部的会计主任。他没有办报的经验,聘请的编辑又不得力,言论亲日,不得人心,使这张报每况愈下。直皖战争之后,王郅隆去日本,1913年9月因地震死于大阪。报社由他儿子王景杭接管。随着安福系的没落,这张报苟延残喘,无人问津,最后每天只印几十份,在街上贴贴报牌了。1925年11月27日终于停刊。
这时,吴鼎昌已经成为北方财阀,很久没有做官,想办一张报纸作为政治资本,重登仕途。胡政之为国闻社办事常到天津,看到作为安福系机关报的《大公报》关门了,便想,能不能办一张没有背景的报纸呢?他没有阶级观点,但是他把 “官”和 “民”分开来看。张季鸾也是老报人,办报多次都失败了,这时正在天津赋闲,也想卷土重来。这三个人过去都相识,因而商量组织新记公司盘接《大公报》。
新报社是吴鼎昌的资本、胡政之的组织和张季鸾的文章相结合的产物。按照各自具备的条件,由吴担任社长,胡担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担任总编辑兼副经理。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于是新记公司的《大公报》便出版了。
吴鼎昌的资本: 开办的资本是五万元。曹谷冰说这不是吴个人的钱,而是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会的公款。1957年我在北京《大公报》看到一张用红格纸写的股东名单,前边几名是周作民、王孟钟、王毅灵等,都是四行的首脑。究竟是他们自己认股,还是吴鼎昌使用了公款又把股票分给他们?现在很难查考。这些人都是大资本家,形式上他们并不过问《大公报》的言论,实际上《大公报》的言论当然也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尽管过去他们和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非现任官吏,因而新记《大公报》便自称为 “民间报纸”。
胡政之的组织: 安福系时期的《大公报》营业部和工厂的职工,都是胡政之的旧部。停刊才几个月,很容易再召集起来。得力的助手是后来的副经理王佩之。国闻社有派驻各地的记者,《国闻周刊》有一整套编写班子,马上都可以转到新记《大公报》来,这确实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张季鸾的文章: 张季鸾幼从名师,曾为于右任办过报纸。他十几岁即能为文,颇有才气。在他们三人中,张的文章是最好的。因此吴、胡同意 “文字虽分任撰述,而张先生则负整理修改之责,意见有不同时,以多数决之,三人各各不同时,从张先生。”
①三人的文章各有差异,观点也未必一致,因为他们都是在野的知识分子,因而以“文人论政” 自诩。
新记《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续刊,内容丰富多彩,版面新颖别致,独树一帜,使人耳目一新。国闻社已有北京、上海、汉口、沈阳、哈尔滨五个分社,新闻来源比较全面。当时国民党的中央还没有成立,要闻版全部都是专电。编排的形式也有突破。当时报纸是竖排的,要闻版头条由一般三栏高扩大到六栏,相当于横排通栏。字号由老五号到一号,后来又增加了五号和中号,大号之外再加超号。标题醒目。国际版、地方版、本市版都有专题报道的 “特别栏”和 “花边新闻”。把当时的几份报纸放在一起,《大公报》的版面是十分引人注目的。除综合性的副刊《铜锣》 (后来改名《小公园》)外,还有艺术、戏剧、医学、法律、体育、妇女、儿童等周刊,约请社外的专家编辑,以满足各类读者的要求。这样,《大公报》在原来的废墟上又垒起了新的建筑。
张季鸾的社评也是该报的一大特色,但在1934年以前都是用文言文写的,读者只限于知识分子,一般人看不懂。1930年暑假后,我到南开高中工读,发现青年学生主要是看专栏特写、各种副刊,尤其是体育新闻,很少有看社评的。“九一八”之后,青年们对张的论点尤其不满。
在续刊之初,每天的发行额只有两千份,广告也不多,入不敷出,每月赔钱。一年之后销数增加到六千多份,收支也可相抵。此后几年的发展,日新月异,由平版机而轮转机,由每天一大张增加到四大张。1936年4月1日发行上海版,由地方性的报纸变成了全国性的报纸,我记得出版到一万号时,有些贺词是从欧洲寄来的。在20世纪30年代之初,《大公报》的声望已经越出国界。到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分别在重庆、桂林、香港三地同时发行,抗战胜利后又有发展。1948年分别在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处同时出版,销路合计每天共达20万份,超过上海《申报》 (15万份)和《新闻报》 (18万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国内是最高的。这个成绩与胡政之的眼光、气魄和信心是分不开的。
1941年5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以荣誉奖章赠 《大公报》。在亚洲,只有《朝日新闻》和《大公报》获得了这个荣誉。
工作和生活
我在1928年9月1日,新记公司成立的两周年,考进《大公报》当练习生。报社在天津日租界旭街(现在的和平路)四面钟对过一所两层的楼房里。经理部和工厂在楼下,编辑部在楼上。练习生的桌子放在楼上走廊里,走廊的东头便是胡政之个人的办公室,他出入都要从我们的身边经过。
这时《大公报》的发行额已经达到万份,平版印报机直到下午还“哐——当——当,哐——当——当”地印个不停。而编辑部的全班人马,包括校对和刚刚招考进来的五六个练习生不过二十多人。编辑部是一间大屋子,中间两排书桌。每一张桌子代表一版块: 国际版、地方版、本市版、经济版和副刊,每一版只有一位编辑。还有外勤记者的座位。西头一张大桌子是要闻版,对面坐两个人,张季鸾写社论,还有一位编辑发稿。张是总编缉,而照顾全面的却是胡政之。他跑进跑出,什么都管。练习生的工作最初是翻译数码电报,他也时常来看看电报的内容。每逢星期六他都要到北平去采访。张季鸾也有时外出,那就由胡政之代替他的工作了。
胡经理是个矮胖子,五短身材,大近视眼,声音洪亮,时常发出爽朗的笑声。表情严肃,但不难接近。他是一位不尚空谈的实干家。任何问题都可以当机立断,绝不模棱两可,拖泥带水。
尽管夜间下班经常都在午夜以后,他还是每天早晨就到报社来。他先到经理部坐一坐,然后就上楼到编辑部。报架子上有几十种报纸; 天津的《益世报》 《庸报》 《商报》;上海的《申报》 《新闻报》 《时事新报》;津、京、沪的英文报、法文报; 日本的《每日新闻》 《朝日新闻》 《读卖新闻》以及国内的地方报纸,他都要翻看一遍。当时报社没有星期日,也没有轮休,只要他在天津,一年到头都是如此。外出也要写通讯。由于经理如此,人也很积极。每天编辑工作结束时,要写几张大字的新闻提要,贴在临街的窗子上,原由副刊编辑何心冷负责,后来由我执笔,写完时总在凌晨两三点钟。
此公看报,但是不看书,不看杂志。看报是他的业务,他要了解国内、国际的形势,以便撰写评论。他要比报纸的内容,看看《大公报》是否漏了消息,有什么事要及早准备,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等等。他不看书,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政治经济学、哲学、文艺理论的书,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真是琳琅满目,他什么都不看。他也不看杂志,那时有《东方杂志》 《萌芽》 《奔流》 《拓荒者》 《文学月报》 《译文》 《一般》 《太白》以及《西风》等。《大公报》有一间资料室,上述书刊都没有。记得只有一些参考书、辞典、年鉴和一些英文的文艺作品。不吸收新思想,不接触新潮流,是他故步自封,跟不上时代的主要原因。
他自己不看进步书刊,资料室也没有这一类的出版物,但他并不禁止别人看这一类的书。他不是一见红布就顶过去的公牛。这是什么道理呢?下面有关各节还会提到。
夜间十二时,编辑部有一次夜宵,吃个烧饼,喝点稀饭。这时往往是高谈阔论的时候。采访巴黎和会的逸闻趣事便是在这时讲的。“九一八”之后,报社搬到法租界。他最怕工部局传他去问话。他不止一次讲过: “在英国人眼里有高等华人,在法国人眼里没有。”言外之意是法国人对中国人一律按 “苦力”对待。
在天津时期,胡经理的生活很俭朴。夏天他经常穿一件夏布大褂,冬天穿棉袍缠一条围巾,从来没有穿过皮大衣。他没有包月,每天上下班临时叫一辆 “胶皮” (人力车的天津名称)。编辑部有些人一天不打麻将十个手指就发痒,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胡政之坐下来打牌。我也没有在剧场影院遇到过他。他不吸烟,但是喝酒。有时他自己也讲些喝醉之后的笑话。
胡政之中年丧偶,1938年春天在上海续娶顾维钧的侄女顾俊琦。这一年的秋天,我在重庆《国民公报》上,看到了他们新婚夫妇的相片。这位顾家的快婿,面团团俨然是富家翁,和过去大不相同了。
此后不久,我又回到香港《大公报》,他已很少到编辑部来。他脱去了天津的夏布大褂,穿上了淡青色的软罗长衫。家住半山的坚道,房子摆上了电器冰箱。香港沦陷后,他搬到桂林,报社给他盖了一所竹木结构的小房子。他住在报社,却不去上班。桂林撤守,他跑到重庆,住进红岩村由中国银行建筑科设计的洋房,除开会外更少到报社。生活上的逐步升级,反映了他在思想上的日益落后。
胡政之在生活上的变化,新夫人起了杠杆作用,更重要的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1)在天津创业时,筚路蓝缕,报社的成败关系到个人的前途,因而不能不把全部精力放在事业上。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大公报》已家喻户晓,销路扶摇直上,他以为不必再为生活操心了。(2)他一向和张季鸾有矛盾,抗战开始即分道扬镳。张由上海经汉口到重庆,胡由上海经香港到桂林。到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矛盾自然消失。(3)张死后他补缺成为 “国民参政员” ,走出报社,成为出头露面的社会新闻人,不再过问琐碎的事务,不必再为写文章而伤脑筋。他沉迷于安逸的生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后来犯了错误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办报的 “新路径”
胡政之在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工作了三四年,以失败而告终。从欧洲回国后进了《新社会日报》,看到了报社的内幕也不以为然。因此在1926年续办《大公报》时,他开始酝酿办报的 “新路径”。要了解他的办报思想,首先要了解旧中国新闻界的情况以及报纸和政治的关系。
在辛亥革命前后,办报的政治势力是很多的。拿出钱来办报的有帝国主义教会、封建文人、革命政党、军阀政客等。报纸和通讯社的性质,是由谁拿出钱来和替谁说话来决定的。专为某一政治势力做宣传的就是他们的 “机关报”。这种报纸,靠山一垮,也就倒闭了。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和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都是这种报纸,胡政之当然很清楚。
还有一种报纸专以盈利为目的,用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吸引读者,诲淫诲盗,即所谓低格调的报纸。胡政之不屑于干这种事情。
报纸和通讯社既然需要资本和经费,因而就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政治势力为了自身的利益,自愿拿出钱来津贴一张或几张报纸,以求得舆论的支持。另一种是有些报纸利用这个特点向某种政治势力勒索,作为维持出版的经费,甚至也有同时向几个方面伸手的。这两种虽然都可以说是有背景的,但也有高低的差别。完全免于这种经济关系的报纸可以说绝无仅有,甚至有些名记者也不例外。
广告收入也是报纸经费的来源之一,但旧中国的工商业都不发达,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完全靠广告收入维持不了,在报纸的初创时期更不可能。
旧中国没有新闻自由。专为统治阶级或某一政治势力效劳的报纸,不为读者所欢迎,没有很大销路; 而敢于批评当局、代表人民说话的报纸,却又为当局所不容。如,北京《京报》社长邵飘萍因谴责张作霖亲日卖国,被捕后,不经审讯,即以 “宣传赤化”的借口于1926年4月26日被杀害。北京《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因反抗军阀政客,于1926年8月6日被张宗昌杀害。同时有好几家报纸被查封。上海《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因支持抗日运动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4年11月13日被蒋介石派遣特务刺杀。
上述情况,胡政之当然很了解。他想办这样一张报纸: 对当局既不要过于接近,也不要批评他们,同时又不能丢掉读者。他殚精竭虑,要想闯出一条 “新路径”。早在20世纪30年代之初他就对我说过: “新闻记者要站在超然地位。”联系当时的实际,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不要介入政治。当时我既是记者,又是南开高中的学生,参加了学生运动,被选为学生会的执委,负责宣传工作。我写的新闻当然站在的学生的立场上。他认为这样做不妥当,可能会招致麻烦。但是他并不反对发表学生运动的新闻,如不刊登这种新闻,学生们就不看报了。
十年之后,1943年10月21日他在重庆《大公报》编辑会议上发表讲话,提法不同,谈的还是老问题。他说: “中国素来做报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商业性的,与政治没有联系,且以不问政治为标榜,专从生意经上打算; 另一种是政治性的,自然与政治有联系,为某党某派做宣传工作,但是办报的人并不将报纸本身当作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的目的达到了以后,报纸也就跟着衰歇了……”他说的第一种指低格调的报纸,第二种指机关报。然后他接着说: “但自从我们接办了《大公报》以后,为中国报界辟了一条新路径。我们的报纸与政治有联系,尤其是抗战一起,我们的报纸和国家的命运几乎连在一块,报纸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可谓达到了极点。但同时我们仍把报纸当作营业做,并没有和实际政治发生分外的联系。我们的最高目的是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营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吃就算了事。这样努力一二十年之后,使报纸真能代表国民说话。现在我们还没有充分做到这种代表国民说话的资格,但只要同人努力,这个目的总会达到的。”
①胡政之所说的这条 “新路径” ,在1926年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未始不能做到。当时报社还在租界里,北方军阀混战,南方还在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刚刚开始,即使对当局有所批评,也不致立即遭到打击,再加上《大公报》内容丰富和版面新颖的特点,销路日增,这 “新路径”似乎暂时还可以走得通。但是政治形势不断变化,吴鼎昌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实际当然没有脱离报社。在日本人的压迫下《大公报》南迁,出了上海版,事实上是向蒋介石靠拢。“七七”事变后天津版停刊,“八一三”抗战爆发,南京政府迁都,《大公报》也跟着到了重庆,此后就处在蒋介石的鼻子底下。报纸和政治的关系又回到1926年以前在军阀统治下的那种状态。这时再说 “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 ,也只能理解为既不要过于接近,也不要批评当局了。胡政之并没有忘记问题的另一方面:“代表国民说话” ,也只能小试其技,“小骂大帮忙”。至于 “只要同人努力,这个目的总会达到” ,则纯属画饼充饥。问题兜了个大圈子,到头来还是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
“小骂大帮忙”
“小骂大帮忙”是人们对《大公报》的指责,最初见于南洋华侨的报纸上,时间大约在 “九一八”之后的一二年。华侨爱国心切,而《大公报》的政治态度使他们很失望,经过相当时间的观察,恰如其分地指出它对蒋介石是 “小骂大帮忙”。由于这句话概括得很准确,因而广为流传。
新记公司1926年续办《大公报》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前一半还在国共合作时期,革命的对象首先是北洋军阀。吴、胡、张过去和北洋军阀都有联系,自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而且,吴鼎昌是盐业银行总经理,北方的财阀,对于行将来临的 “赤化”当然不能容忍,曾有反蒋的言论。到1927年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资产阶级对他的看法自然也就跟着改变。按道理讲,《大公报》就不会再骂蒋介石了,可是事实又不尽然。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目的是想借这条裙带关系,提高他的声望,更重要的是向美国靠近一步。当时他曾说过结婚之后更有利于革命的话。转天《大公报》的社评题为 “蒋介石之人生观” ,文中有这样的话: “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 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呜呼!革命者,悲剧也。革命者之人生意义,即应在悲剧中求之。乃蒋介石者,以曾为南军领袖之人,乃大发共欢乐神圣之教。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为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已耳,又何必哓哓于革命?……”这种骂蒋的文章,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篇文章是张季鸾写的,胡政之对蒋更有反感。1928年9月,我到《大公报》工作之后,张季鸾已经开始和蒋介石拉关系了,胡政之对蒋的藐视依然如故。我记得当时的《上海漫画》上刊登了一张蒋宋婚后在杭州西湖靠在一起的相片,胡政之就骂过他,并且想把这张相片翻照刊印在报上,以示讽刺。
旧《大公报》给蒋介石 “大帮忙”的事太多了,下面也举一例。据徐铸成的回忆: “ ‘九一八’后的第三天,张季鸾、胡政之召开全体编辑会议,讨论今后编辑计划。这样的 ‘民主’ ,是从来没有过的。张宣布他和吴、胡商定的编辑方针,是 ‘明耻教战’ 四个字。他阐述说,中日问题,非一朝一夕所致,而双方力量悬殊,不应仓促开动战端……”
①他们三个人都是日本留学,了解日本的实力,认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不能马上应战。我记得张季鸾还说过: “利害决定政策,实力决定行动。”这可以说是《大公报》的 “缓抗论”。
但是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用来镇压人民,以维持他的反动统治,制定了不抵抗政策,借口需要准备,压制立即抗战的主张,即所谓 “先安内后攘外” 。这可以说是蒋介石的 “缓抗论”。他为了宣传这一反动谬论,通过于右任打电报给张季鸾,要求《大公报》支援,当然一拍即合。
这两种 “缓抗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但表现在报纸上却并无二致。当时群众抗敌的情绪高昂,对于这种言论极为愤慨,认为这是对蒋介石的 “大帮忙”。1931年底,天津有人向《大公报》社后门的效康里投了一枚炸弹;外埠的读者也寄给张季鸾一个装有炸弹的邮包。南洋华侨指摘《大公报》 “小骂大帮忙”,也就在此后不久。
1945年11月21日重庆《新华报》发表题为 “与大公报论国事”的社论,对 “小骂大帮忙”作了如下的解释: “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这的确说中了问题的本质。
大力培养新闻人才
旧《大公报》不仅是一家报馆,也是一所 “新闻学校”。从采访和编辑的实践中,培养出一批新闻记者,可谓群星灿烂。如王文彬、方蒙、朱启平、陆诒、张高峰、杨刚、李纯青、李侠文、范长江、孟秋江、徐盈、徐铸成、高集、萧乾、彭子冈、蒋荫恩等,没有哪一家报社培养出这么多的名记者。这所 “学校”的 “校长”就是胡政之。这些人并不是在成名之后才到《大公报》的,而是到了《大公报》之后才出的名。当然不能低估他们个人的才华和努力,但也不能否认胡政之给他们创造的条件。如果说这些人都是 “千里马” ,胡政之便是新闻界不常有的 “伯乐”。
胡政之不但善于发现人才,还十分重视培养干部。任何人到了《大公报》的编辑部,在胡政之的安排之下,只要积极肯干,都能发出声光,绝不会默默无闻。有些人是出于向《大公报》投稿,被胡政之发现约来报社工作的。1943年前后,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制革系有一位学生,经常给《市附刊》写稿,署名 “力工” ,后来就到报社来了。他就是杜文思。
有些同事大学读书时期,就以写稿、试用等方式得到胡政之的接济。属于这一类的有范长江、徐铸成、马季廉等。范、徐都名震一时,无须介绍。马季廉清华大学毕业。到报社之后当过国际版的编辑,翻译并由 《大公报》出版《远东之危机》一书,原著者是史汀生,1929—1939年曾任美国国务卿。
还有一些同事学历较浅,先到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去上学,胡政之也大力支持。属于这一类的有吴砚农、郝伯珍,他们都是1928年9月考进《大公报》的练习生,担任过外勤记者。约在1931年一起到河北法商学院上学。砚农回社之后曾参加《国闻周报》的编辑工作,伯珍没有回社。还有体育编辑杨君如,原在南中毕业,大约是1932年又去上南大。
我个人得到胡的帮助更多,他曾两次送我去上学。第一次: 我到《大公报》时只有初中程度,面临知识不足的困难。1930年暑假后我考上了南开高中。我对胡政之说,我想白天去上学,晚上来上班。他说这是一种理想,事实上做不到。“这么办吧! ”他说,“每月给你十块钱,你去上学,不必来上班。”每月十块钱只够我个人吃饭,没有钱交学杂费。我家里经济也很难,因而我放弃了这个计划。过了几天,他在编辑部看见我,他问: “你为什么不去上学?”我说明了困难,他说: “你去学,我们另想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在我的原工资里减去十元,每月还有三十几元,我便去报到上课了。我有时写一点学校新闻,不能每天去上班,他并不计较。我对他十分感激。“九一八”之后,我参加了学生的爱国运动,1933年1月我被学校开除。我害怕失学之后可能失业,至少也要挨一顿骂。硬着头皮报告了胡政之。他不但没有骂我,反而说学校这样做不是办教育的态度。他说: “张伯苓还不是最早剪掉辫子的?”我原想高中毕业去考燕大新闻系,这一来也就吹了。在南开高中,尽管没有毕业,但有不少进步的教员和同学(作家端木蕻良也是学生会执委之一),使我初步懂得了什么是革命。这是了不起的收获,应该感谢胡政之。
第二次是1941年我在香港版当编辑。他送我到国民党的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去学军事。在 “七七”事变之前,《大公报》有半版《每日画刊》,有一次刊登了一张 “装甲车”的相片,说明却写成了“坦克车” 。日本人的报纸嘲笑《大公报》没有常识,胡政之深以为耻。1940年他去筹备桂林版,遇见了国民党军校桂林分校的主任黄杰,谈起往事,同意送一个学生去受训,讲好毕业之后仍回报社。胡以照支原薪水为条件,送我上学。穿了两年草鞋,长了一身虱子,到1943年毕业了。恰好黄杰调往云南任第六军军长,他的部下想利用我替他搞宣传,把我也拉了去。当时第六军正在整训,我无事可做。等到胡政之访英游美归来,我写信给他,请他调我去重庆《大公报》。报社内部有派系,壁垒森严,他已不管具体事务,我没有机会再去战场,成了挂名的战地记者。事前没有料到会有这些变化,这不能怪胡政之。他重视记者的培养是不能否认的。听说后来蒋荫恩在燕大讲课,就以我作为 “记者专业化”的事例。
胡政之对驻外记者的培养也是不遗余力的。《大公报》的 “驻国外特派员”说是有十多位,据我所知只两三人可以说是 “特派”的。其余那些人有的原来就在国外,如吕碧城(女)、陈学昭(女),从来没有到报社来过,她们寄来的稿子也有发表的机会。更多的人是曾在《大公报》工作过,后来弄到助学金到国外去留学 (大部分是美国),愿意给报社写稿,胡政之便给他们 “记者”的名义,每月给若干津贴,使他们有活动的可能,也减少生活上的困难。有些人写得较多较好,也有些人写得很少很差,报社也没有同他们计较。具体的情况我不了解,可以说是胡政之对青年人的培养,至少也是互利。其中最突出的是记者兼作家萧乾。
1939年夏天萧乾在香港,收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系的来信,经该系于道泉的推荐,约他担任讲师。待遇是年薪二百五十镑,旅费自备,先订合同一年。这样的待遇,缴了所得税只够吃饭。如果借了旅费前去,也很难偿还,他决定复信辞谢,被胡政之知道了。胡看到在希特勒吞并奥地利、肢解了捷克之后,欧洲一定会打起来,要先下一着棋子在那里,因而劝告萧乾接受聘书,旅费由报社支付,将来写点通讯相抵。这已足能表明胡政之既为报社着想,也给萧乾以大力支援。不料萧乾领到这笔旅费,当晚就被窃贼偷去。萧乾大伤脑筋,胡政之却毫不动摇。他反而安慰萧乾说: “好事总是多磨的,人生哪能没点挫折?丢的钱再给你补一份就是了,反正你勤写点通讯就都有啦。”新闻记者不能守株待兔,要有科学的预见,未雨而绸缪,在重大事变之前就能看到未来的发展,胡政之在这方面确有过人之处。
胡政之用什么方法来培养记者和编辑呢?简单地说就是信任和放手。他知人善任,对于每一个记者和编辑的兴趣和能力都很了解,因此他分配的工作,每一个人都能愉快地胜任。在分配了工作或交给了一项具体的任务之后,他就给予完全的信任,除必要的指导之外,从来不啰嗦。既没有要这样、要那样的框框套套,也没有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清规戒律,完全让你自己在实践中发挥所长,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自行创造。我曾担任过本市版编辑,有一次胡政之把我桌上的稿子都看了一遍,一声不响就走开了。有一篇稿子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他并没有向我指出来,到第二天这条新闻已经刊登出来,我已经把错误消灭了,他才问我: “那篇稿子是谁写的?”这件小事很说明他的领导艺术。他相信我能发现这个错误,而我也真的把它消灭了,这既表明他信我,也增强我的自信。一个气量很小的人,一见错误就会 “爆炸”,使工作的人谨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工作是搞不好的。
用人和选稿
尽管胡政之说 “不参加实际政治” ,但是他又很重视 “代表国民说话”。这个思想不仅限于社评,反映客观形势的新闻、通讯以及文艺等也都有所表现。这些是读者要看的材料。
那么由谁去采访新闻、撰写通讯?采访什么新闻和撰写什么通讯?这就涉及 “用人”和 “选稿”。这样的问题是由胡政之决定的。自1926年新记公司成立,报社用人行政之权就掌握在胡政之的手里,编辑部各版的工作也是由他全面照顾。
他曾对我说: “不怕你有九十九分短处,只要有一分长处我就能用你。”这就是胡政之的用人标准。所谓 “一分长处”就是对《大公报》有一分用处。换句话说,只要能供给《大公报》所需要的材料,什么人他都能用。他从来不嘀咕人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因为各有各的用处。就像由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一样,既有留辫子的辜鸿铭。也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胡政之也实行兼容并蓄。从政治上来说,他既不排斥坏人,也能容纳好人。同样,在选稿方面也是如此。《大公报》上刊登的反动的稿子是很多的,但是政之考虑到读者的胃口,进步的稿子也一样刊登。
1928年我到报社时,有一位 “记者”张逊之。说他是 “大记者” ,因为他担任重要新闻的采访,但又没有 “采访部”主任这样的名义。我不了解他的出身经历,但一望而知是个大流氓。后来才知道他不仅是个帮会头子、国民党特务,而且在抗战前就当了汉奸。像这样一个反动的家伙,“七七”事变前在《大公报》混了八九年。胡政之一定更了解他,但对这条 “地头蛇”也无可奈何。市府、省府都支持他去采访,在电话里和崔廷献、于学忠谈话。抗战胜利后他没有回报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被镇压。
和我同时考进《大公报》的吴砚农,在20世纪30年代之初便参加革命活动。1934年秋天组织被破坏,这件事被张逊之听到,以市党部要找砚农 “谈话”为借口,企图诱捕。他们已经走到河北公园,后边便是市党部,恰好那一天是10月10日,市党部的人都去开会,砚农才得以逃脱。砚农回报社之后,向胡政之报告,想到日本去躲避,胡当即表示同意。砚农10月24日去日本,在东京住了一年多,报社每月汇给他60元。直到1935年冬天砚农才回国。
《大公报》各馆都有思想进步的人,他们的身份当然不会公开,胡政之也不会全不知道。他容许这些同志可能有他的考虑,但客观上是起了掩护的作用。
以上是胡政之 “用人”的情况,下面再谈 “选稿”。
1932年我在南开高中工读时,接编了《小公园》。这是个刊登杂文、诗歌、短篇小说的副刊,没有时间性,我可以利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发稿。1932年初,我参加了天津左翼作家联盟,盟员都是青年,没有力量出版独立的刊物,因而把稿子交给我在《小公园》上发表。写稿的有张香山等同志。这件事我当然不会向胡政之说明,但这些稿子的倾向性他会看到的。
1934年初,我又接编了《本市附刊》,这是为招徕广告而添的一版,只限平津两市发行。当时砚农是文化总同盟的负责人,我和他商量,利用这一版。《本市附刊》的内容更为庞杂,但有些材料的进步意义也更为明显。记得有金肇野等人的木刻、苏联文艺界的情况等。胡政之对这些材料的发表并不过问,因为适合青年读者的兴趣。他是从销路上来考虑的。了解这些情况就可以知道范长江的通讯为什么能在《大公报》上发表。
范长江在北平读书时,同时向北平《晨报》 《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和《大公报》投稿。胡政之首先发现了长江是个人才,由驻平办事处的杨士焯通知他,以后专给《大公报》写稿,每月给固定稿费15元。1935年下半年,长江得到胡政之的支持,开始了西北的旅行。由于《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这些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发表,长江便蜚声于新闻界。这是长江的远见卓识,也不能否认胡政之的作用。
长江到达延安后的情况,据他自己说: “我当时曾经考虑长期留在陕北,一面学习,一面大量收集材料,准备写几本大书,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和事迹。毛主席却指示我,根据当时全国迫切的政治需要,应尽快地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宣传,广泛动员群众,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抗战。因此,他希望我能立即回上海,设法利用《大公报》当时在舆论上的比较重要的地位,宣传党在当时最重要的政策。
“于是我立即离延安,经两安回上海,于1937年2月4日到上海。次月,即2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这次会主要讨论西安事变所引起的重大问题。我以为时机重要,全力争取《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敢于发表我从延安归来的报道,并且要能顶着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能基本上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反映出来。胡政之从《大公报》独占特号大新闻的 ‘生意经’ 出发,经过反复动摇,终于下了决心,要我立即写稿。同时顶着上海国民党市党部新闻检查所的反对,把我写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在2月15日的报上发表了。……”
毛主席希望于长江的,他都做到了;长江希望于胡政之的,他也都做到了。写稿的是长江,而承担责任的是胡政之,如果他不肯承担触怒蒋介石的风险,如果他不肯承担 “抗检”的风险,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就不能及时地向全国宣传。即使这是从 “生意经”出发,在这紧要关头也是很可取的。
长江又接着说: “当时轰动了上海。报纸销路大增。15日下午,报纸到南京,和蒋介石上午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的报告根本不同。蒋介石大怒,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骂了一顿,说不应当让我乱发表文章。”
长江的这篇通讯,本来还有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所作的四项保证,在上海版发表时被检扣。但同日 (1937年2月15日) 《大公报》天津版不但发表了这篇通讯,也透露了这四项保证。
《中国的西北角》发表之后又集印成书,在1936—1937年连印七版。这是长江的卓越贡献,而胡政之所起的作用,也不能抹杀。
法律和人情
胡政之是学法律的,他又负责报社的用人、行政,因而喜欢在人事管理上制定一些规则、公约、办法等。把雇佣关系上的问题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在旧社会也是常见的。但是客观实际错综复杂,在执行的时候就难免有顾此失彼的现象,因而这些条文不但没有实施,反而把法律和人情混合起来。这些条文在表面上都是 “冷酷无情”的,除招致谩骂和讥讽之外,别无其他作用。批评他的人是对条文来说话,并没有具体的事实作为例证。这些情况,对于我们认识胡政之的为人,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方面。
我个人认为,在评论一个人的时候,不是听他怎么说,而是看他怎么做。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把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来考虑:事情发生在旧社会,胡政之是一个旧知识分子。
《大公报社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附有考核标准、奖惩办法等。规则的第八条第二项规定: “各级职员之辞退,均得不附理由。”文字确实是这样写的。有人指摘这一条 “极其凶恶”,但实际上有没有哪个职员是 “不附理由”而被胡政之辞退的呢?
旧《大公报》的人事,一般地说是比较稳定的,被辞退的人根本就很少。我从未参与报社的行政,对于任免事项没有发言权。据别人讲,在天津时期被解职的有三四起。
有两位会计挪用公款,辞退他们是有理由的。有一位记者,业务能力很差,有吸鸦片的嗜好。还有向反动当局告密的特务行为,辞退这样一个人是完全应该的。对这样一个人能附什么 “理由”?还有一位日文翻译,在日本住了9年,翻译仍然有错误,当然瞒不过胡政之。他是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还是胡让他走的,还不清楚。有些人离开报社并不是被辞退而是自己辞职。艾秀蜂(大炎)是去参加革命,张佛泉是去投奔胡适之才走的。
《大公报同人公约》第三条规定: “本社职员不得兼任社外有给职务,并不得经营抵触本社利益或影响社誉之业务。”吴鼎昌原为社长,后来去当蒋介石政府的实业部部长,登报辞职,当然是假的。但抗战前和胜利后,天津 “经济新闻”记者张晴荷,经济编辑林墨农,都在外边有兼职。他们是在兼职的业务中取得商业行情的,不兼职就很难取得这种材料。胡政之也没有干涉。
还有抗战后天津版的总编辑张琴南,也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工作,每周要去北平一次。张原在北京《晨报》,后到天津《庸报》,1936年《庸报》卖给了汉奸,张登报辞职。恰好《大公报》出上海版,胡政之便约他去上海。1937年底上海版停刊,张去成都燕大。胜利之前胡又约他主持天津版,因而也同意他兼任新闻系的工作。
不许兼职这一条来自报纸的特殊性质。在旧社会报纸是互相竞争的,“新闻”就是商品,“独占”就是胜利,任何报纸都是不许兼差的。在不影响报社的利益时,尽管《大公报》有明文规定,胡政之仍然大讲人情。他 “还设法帮助驻南京的特派记者,去兼《中央日报》的编辑主任;驻上海的特派记者兼任《民国日报》的编辑。”
①(这当然是《大公报》没有出上海版之前的事情)这样做不仅使他们多得一份工资,而且也为他们开辟了新闻的来源。但是,如果和《大公报》的利益相抵触,胡政之当然不能同意,不过也不是 “法律”解决,而是合乎“人情”地处理。
我的老同事徐铸成最近出版了一本《报海旧闻》,提到他曾两度接受邵飘萍夫人汤修慧的报酬,把他采访到的新闻同时供给北平《京报》。平津相距咫尺,这对天津《大公报》是不利的。第二次的经过是这样: 汤给他汇了一笔钱,请他兼任驻津记者。徐做了两个月就被胡知道了 (发自一个地方的同一条新闻,即使变换写法也是看得出来的)。作者说: “他(胡)一天找我个别谈话,很关切似的说: ‘听说你夫人快要分娩了,家里开支要增加了。我已关照会计科,从本月起,你的薪水改为100元。’他绝口不提《京报》的事……”铸成又说: “我明明一再犯了这条 ‘戒律’ ,这位铁面无私的老板,却给我加了薪。……”可见胡政之不仅讲法律,也讲人情。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大公报》报社在法租界又继续维持了一个月。12月中,日军势力侵入租界,要对中国报纸实行新闻检查。胡政之在14日宣布停刊,编、经两部同人,除少数办理结束工作外,每人发给三个月的工资,一律解散。张琴南、徐铸成、萧乾、蒋荫恩……都在内。这些人都在《大公报》工作多年,而在抗战爆发、社会秩序陷于混乱的时候失业,很难找到工作,因而对胡极为反感,一边捆行李,一边骂街,认为他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我和别人还有点不同,我是天津沦陷后胡用电话调到上海的,有家归不得,在上海举目无亲,因而更为愤慨。
但是,当我写这篇材料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和《大公报》本来就是雇佣关系,不可能从胡政之那里得到这种关系以外的东西,这是由那个社会制度决定的。假定不解散,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怎样做才算对呢?出版是不可能的,解决三四十人的工作和生活问题是他做不到的。天津的编、经两部也是解散的,他没有预料到上海也不能维持,否则又何必把我调到上海呢?当然也觉得我对他有用处,我也不能不设身处地想想他的困难。想到这里我也就心平气和了。
而且,半年之后,当他筹备香港版时,所有在上海被解散的人,毫无例外地又都回到了《大公报》。当时我在重庆《国民公报》,他给我买飞机票(相当于我三个月的工资)要我到香港去。
同蒋介石的关系
《大公报》三巨头和蒋介石都有关系。按先后次序是:张、吴、胡;按密切程度是:吴、张、胡。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吴鼎昌。
在旧中国,为了了解形势和采访新闻,记者和政治要人结识,可以说是正常的。但是,《大公报》的三巨头和蒋介石的关系都超越了这个范围。因为蒋介石想利用《大公报》,要拉拢他们;这三个人对蒋介石由批评而靠拢,“九一八”是个转折点,但是他们的具体表现又各不相同。下面着重谈的是胡政之,联系张和吴可以起对比作用,同时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分不开的。
王芸生、曹谷冰写过一篇《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 (以下简称《大公报》)对、胡、张都有所介绍。王芸生是张一手提拔的,曹谷冰和张是世交,因此,他们对张的论述是比较可靠的。
1928年夏天,蒋介石随北伐军北上。7月1日专车到郑州,张季鸾随同冯玉祥在郑州迎候,这是他和蒋第一次会见。“九一八”之后,蒋通过于右任电告张季鸾,支持他的 “缓抗论” ,关系又近了一步。西安事变时,张季鸾大骂张学良、杨虎城。国民党把他的文章在西安上空用飞机散发。“蒋介石因为在西安把腰摔伤,回隋京后到溪口养伤,张季鸾又把一个自称年过200岁的 ‘刘神仙’ 的膏药遣送到溪口给蒋敷用”。
①抗战爆发,上海撤守,南京政府西迁,张季鸾先期率领王芸生、曹谷冰等前往汉口。1938年张将去香港,临行向王交代: “我和蒋先生有交情,你写社评,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
②“从1937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蒋介石同日寇的密谋和活动始终未有停止,张季鸾就部分地参加了这种活动。”
①康心之是张季鸾的同乡,又是最要好的朋友。张去世前就住在重庆南岸汪山康的别墅里。康心之所写《张季鸾回忆录》,所述情况和上述引文者符合: “他平时向我谈话的时候,对蒋介石是有好感的,是在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他提到蒋介石,没有喊过蒋委员长,更没有叫过老蒋,总是一口一个蒋先生。”
②“只有一次他向我谈道: 蒋先生要我到香港去一次,送我5000元美金,并且说,钱不够用,还可以在香港就地去拿,把用钱的地方都指定了。然后他又笑了笑,对我说,你想我怎么能去呢?我怎么能用他的钱呢?究竟是为什么,他又不肯说明,我也不好追问下去……”
③1941年9月张死后,“蒋当日的唁电中有 ‘握手犹温,遽闻殂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 的字句; 公祭时,蒋又亲至嘉陵宾馆行礼。这可见张季鸾和蒋介石的确有交情。”
④吴鼎昌1926年出资续办的《大公报》,原意是以报社作为政治资本达到做官的目的。经张季鸾介绍他认识了蒋介石。1932年夏天,蒋约吴在庐山晤谈一周。到1935年底蒋介石组织 “人才内阁”时,吴便出任实业部部长。1937年抗战爆发,吴转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副主任。1945年调重庆任国民政府文官长。1948年4月伪 “国大”选蒋介石为 “总统” ,吴又被任为伪 “总统府”秘书长。《大公报》的财东,钻进蒋介石的幕府,对报社实行“遥控”,《大公报》的前途也就不问可知了。
胡政之和蒋介石发生关系最晚。据《旧大公报》一文说,张季鸾已经同蒋介石发生密切关系,吴鼎昌已经钻进蒋介石政府,“胡政之同蒋介石只是在1935年11月曾经一度晤谈,还没有深入的接触”。1938年8月胡自上海南下,去创刊香港版。为准备退路,1941年3月又创刊桂林版。有五六年的时间,他没有和蒋介石接触。“胡政之同蒋介石发生关系,是在张季鸾死了以后。”
①胡政之对蒋介石的态度,和张、吴迥然不同。据《旧大公报》一文说: “胡政之和蒋介石的关系,远不如张季鸾之密切,私下谈话,胡对蒋常有尖刻的评语。”这也是胡、张之间的矛盾之一。据徐铸成说,“胡生前,曾屡次对张的政治态度表示不满。认为张太靠拢蒋,说: ‘办报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句话和胡政之的 “新路径”是一致的。
不幸的是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因病去世,胡政之到了重庆,他不能不 “萧规曹随” ,按照张季鸾的先例来办事,1942年补缺为 “国民参政员” ,开始落入蒋介石的网罗之中。
“蒋介石掌握《大公报》的手段: 首先是用 ‘优礼有加’ 的方法,牢拢住张季鸾,然后给吴鼎昌做高官; 好名者给名,喜势者给官,使之各得其所,于是俱为所用。”
①现在轮到胡政之作为蒋介石笼络的对象了。
1943年9月6日,即张季鸾去世的两周年,胡政之宣布了 《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第一条是 “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这件事来得很蹊跷。1926年9月1日新纪公司续刊之日,宣布的社训是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这本来是一种标榜,就和1902年英敛之将报名定为 “大公”一样。《纽约时报》的社训是 “(本报刊登)所有适于登载的新闻” ,但是适与不适,完全由他们来决定; 《大公报》的“四不”也没有什么意义,也不过是 “言不二价” “童叟无欺”一类的东西。宣布时没有意义,而取消 “二不”却是意义重大的事,这等于承认从此又党又卖! 《大公报》的这个 “四不”从来没有挂过一块牌子,后来到报社工作的人根本不知道还有个社训。现在要取消 “二不” ,悄悄地涂去就算了,何必当众自打耳光呢?
胡政之显然是被动的。听说报社有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都要请示吴鼎昌,这样大的事情他是不能自作主张的。可能是吴鼎昌的决定,也可能是蒋介石的要挟,因为此后不久,“国民参政会”便宣布胡为访英团的团员。胡政之访问了英国之后,又游历了美国和加拿大,于1944年3月下旬回国,发表了《十万里天外归来,访英游美心影记》长篇报道。
还在香港时期,胡政之就已经考虑到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的布局,他想分在上海、天津、重庆和香港四处出版。1941年香港沦陷,1944年桂林撤退,他都没有把职员解散,最后集中在重庆,人浮于事,轮流上班,正是为了给四馆储备干部。
1945年初,抗日战争已经接近胜利,胡政之要进一步实现他的计划,为四馆添置新机器。据《旧大公报》文说: “胡政之起了向蒋介石敲竹杠的念头。在一次蒋介石约他的时候,胡交蒋介石一封信,请准《大公报》申请购买二十万美元的官价外汇,准备抗战胜利后购买新机器,以装备复员后的《大公报》。”
①为什么不赞成滥要津贴、不愿意办机关报、“对蒋常有尖刻的评语”的胡政之现在要向蒋介石申请购买官价外汇呢?我认为这件事也不能没有吴鼎昌的意见在内。这时,抗战还没有胜利,他拿到这笔外汇也没有地方可用。大概他已经知道,不久又将有次出国的机会。由中、美、英、苏四国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于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开幕,胡政之是中国代表团的团引员之一。会议于6月26日闭幕,他在美国又待了一个时期,用这笔外汇买了一套印刷机。
胡政之购买官价外汇是犯了一次严重的错误,因为购买官价外汇是一种不等价交换。抗战爆发后,沿海都被封锁,对外贸易陷于停顿,不能得到外汇,因而黑市暴涨。国民党政府用空运出口钨砂,因而持有少量外汇。美元官价外汇每元牌价为“法币” 20元,黑市时时波动,要一二十倍不等。这样大的数字《大公报》是担负不了的。
胡政之申请购买官价外汇还有一个原因:香港营业亏累,沦陷时仅以身免;桂林焦土撤退,财产损失不赀。重庆版出版时间最久,很有积蓄,但不是胡政之赚来的,他有自卑感,因而想出一个 “便宜”的办法,但因此使他陷于被动,付出了政治代价。
胡本人似乎并不觉得这样干是错误的。据金诚夫说:胡从美国“一次来信说20万美元不足,还要重庆馆再向蒋介石要20万美元,我们几个人考虑后没有同意办理。”
①可见胡政之当时一心要发展《大公报》,其他一切都置之不顾了。
去伪国大报到前后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伪装和平,1945年假意邀请毛主席等到重庆谈判。事后发表了会谈纪要,蒋介石表面上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这次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开幕。除国共两方之外,还有所谓“第三方面” ,包括民盟、青年党、民社党以及 “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胡政之也是其中之一。公议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签订了《停战协定》。
以上这些,都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到了7月,他经美帝国主义协助,在军事上做好准备,便公开破坏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向解放军发动了全面的进攻。10月,国民党车队侵占了张家口,蒋介石冲昏了头脑,下令召开伪国大,以便选举 “总统”和制定 “宪法”。青年党和民社党要参加,民盟宣布不参加。“社会贤达”则很动摇。这个时期的情况,周恩来同志在《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一文中有所说明:
关于“国大” ,有些无党派的人被蒋套住。11月11日,有些 “社会贤达”本来是去请求蒋允许 “国大”延期的,蒋吓唬说: “明天不开就要亡国了。” “贤达”又请再延几天。蒋说: “好,为了尊重你们意见,延长三天,那你们一定要参加了,问题在请你们劝青年党、民社党也参加 ‘国大’ 。”消息传出,结果 “社会贤达”四字加了引号,从此开会躲在角落里,生怕记者照相。胡政之说: “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没有销路。”青年党说:“左右为难,内外夹攻。”黄炎培又替他们加上句: “天人交战。”所以第三方面都知道参加不光荣,但不参加又怕。到了 “国大”开幕后,谈判全部破裂,无事可做。蒋及青年党、民社党、一部分 “贤达”破坏了政协,被人唾弃。
①胡政之面对着老问题:一方面要保住《大公报》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要不影响销路。他所受到的压力比其他 “贤达”要大;拿了官价外汇不能不买他的账。这时,蒋介石又对他进行了直接的威胁。
《旧大公报》文记载: “掂胡政之对人说,在伪国大开幕的前夕,蒋介石在南京召见他,到时有傅斯年一人先在。入座后,蒋介石满脸怒气,一语不发。傅斯年却发话了: ‘政之先生!你究竟跟着国家走,还是跟着共产党走,今天应该决定了。’”
①蒋介石在发怒时是阴森可怖的。在他 “满脸怒气”迫使胡政之签名时,也就可想而知了。胡本来就七上八下,在这杀气腾腾的气氛中,加上傅斯年的挑拨,胡政之被吓倒,便跑到所谓 “国大”去签名报到了。
签了 “胡霖”两字,铸成了大错。他也怕人给他照相,在出席11月15日 “国大”的开幕式后,便由南京回了上海,再也没有去开会。他之所以去报到,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看不到蒋政权的腐朽和人民的力量,以为国民党的天下还可以维持下去,因而他发展《大公报》的计划照常进行。
早在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之后,胡政之征得吴鼎昌的同意,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对重庆、桂林、香港馆实行 “集体领导”。抗战胜利后,上海、天津两版先后复刊,胡政之撤销了办事处,成立总管理处,自任总经理。除在上海购买地皮,准备兴建新址外,并一度准备在广州出版,取代计划中的香港版,这都表明他没有正确地估计形势。
召开了所谓 “国大”之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人民解放军则由防御转入进攻,以平均每个月消灭七八个旅的速度,把蒋介石推向覆灭的道路。从1947年初开始,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工人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运动,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了野蛮镇压的办法,在南京、天津等地演变成了 “五二〇血案”。5月25日上海《文汇报》 《联合晚报》和《新民报》 (沪版),被国民党政府下令“永远停刊”。《大公报》 (天津版)的专电也被检扣,胡政之雄心勃勃的计划,势将落空,心情十分低落。这时,他又接到重庆版的电报,说有7位记者被国民党的特务逮捕。他对这几位记者不大熟悉,虽然很不耐烦,还是设法进行营救。
1948年4月,伪国大选举蒋介石为 “总统” ,他虽然粉墨登场,但是灭亡的命运已经决定。胡政之看到国民党已不可恃,他又不知道共产党既往不咎的政策,害怕因为参加了伪国大将不见谅于人民,因而亲自去恢复香港版。在美国订购的机器,于1947年运到上海,因为没有厂房,存在仓库里没有使用。这时因为资金短缺,他就把机器运往香港变卖,充作复刊的经费。
香港版于1948年3月15日复刊,实现四版同时发行的计划。但工作并不顺利,耗资费劲,因而使他操劳过度,4月14日正在工作时,肝硬化病爆发,17日他回到上海治疗。5月间我到上海时曾去看他,谈了我当时的情况和到上海的工作。他最后对我讲的一句话是: “你努力! ”此后他卧病经年,于1949年4月12日去世。
结束语
新闻界一代巨子,旧《大公报》的总经理胡政之,去世已经32个年头了。今天重新翻阅他的历史,我认为他的一生对我国新闻事业是有巨大贡献的。令人惋惜的是他没有能跟上客观发展的形势,看不到人民的伟大力量,顶不住反动派威迫利诱,以致犯了严重的错误。
在阶级搏斗激烈进行的年代,中国共产党对于旧《大公报》还是寄予希望的。
1937年7月7日毛主席给彭雪枫同志的复电说: “电悉。欢迎《大公报》派随军记者,尤其欢迎范长江先生。”
194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赠给《大公报》一块荣誉奖章。5月15日举行庆祝会,《新华日报》赠送了一个 “同心协力”的条幅。
1945年国共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接受《大公报》的邀请,前往重庆李子坝报社参加宴会。
尽管《大公报》犯过很多错误,中国共产党对《大公报》还是以统战对象来看待的。
可惜胡政之没有看到大陆的解放,没有看到他所最后开创的香港《大公报》首先起义转到人民这方面来;没有看到《大公报》这个名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仍然保留下来,而且真正地成为人民的报纸。
1980年7月
知识贝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