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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栏目：周汝昌传
周汝昌认为中华文化最杰出的代表除了《红楼梦》外,还有诗词和书法,这三样是周汝昌一生研习的对象,这不仅是他的工作,更是他的乐趣,甚至可以说是安身立命的寄托所在。作为红学泰斗的周汝昌,广为人知。事实上,作为诗词鉴赏家的周汝昌,一点也不比作为红学家逊色。周汝昌从心底真心喜欢诗词,他曾深情写下:“中华诗是情思美、声韵永、文采彰、境界高的综合与升华,是以魅力最大,涵咏无穷,其上品真不愧是通肝沁脾,生香满颊。”
周汝昌自述,对诗的因缘大致可分为四项追求:“由习作为始,进而笺注辞义与研究中华诗的理论文献,笔录之外,又兼口讲——此已属鉴赏的层次了。第四项也不能忘掉我的‘译诗’,这包括英诗汉译、汉诗英译,加上‘语体译(古诗)’。”其中第二项,为诗作注,他曾有三次经验。
“文化大革命”前,周汝昌完成了三部诗选的选注。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汝昌独立完成选注的《范成大诗选》。1962年1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与顾学颉合作完成的《白居易诗选》(顾学颉先接手工作,周汝昌后加入,因此顾学颉署名在前);同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周汝昌独立完成的《杨万里选集》。这三部诗选中,最有代表性、最受好评的是《杨万里选集》。后来,周汝昌因注诗太苦,得酬反最少,而时间、精力投入都太多,遂放弃注诗。周汝昌作注绝不会胡乱选些名气大的本子,从字典或哪里抄来解释,应付了事。他对待研究对象极其认真,要花大力气,所以很苦。苦在何处?对认真的注者来说,万言难罄。诗人的时代、身世、经历要了解,诗篇的作时作地、心情背景要清楚,所用的文辞、典故、经史出处要熟悉——还要对这位诗人的脾气与手法也十分洞晓……需要多学科知识的积累,也要有洞悉人情的悟性,这简直是包罗百科万象,须“万知万能”才行!
因此,《杨万里选集》中每一条注,都不是一般人所想的只是查查字典、辞书,抄上几句就行了;实际问题千头万绪,一个小问题可能就是一个大考证。这样做下来,一条极少几个字、几句话的注几乎就是一篇学术论文的提要与浓缩。而出版稿酬是按字数核付的,当时这种费力的笺注每千字只给两元钱。如此,周汝昌再不愿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也在情理之中。
在选注范成大诗的过程中,周汝昌得到了燕京大学的同学兼好友许政扬的帮助,每遇疑难问题,周汝昌就去找许政扬。许政扬始终是他的热心的“顾问”,即使在病中仍然替他解答查考,他卧病不能到图书馆,便恳其夫人代为借书。许政扬精通宋代典故、政治,对宋代的一切如数家珍,令人信服。影响大的事件、人物,自不必说,看似细琐而难考的事,他也能对答如流。周汝昌注到宋代算命先生是否像小贩吆喝叫卖一样,也自家出声招徕顾主?难住了。一时无人可以请教。一问许政扬,他竟能列出证据,证明范成大所写不虚,南宋江左卖卜之情况确实如此。周汝昌当时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许政扬对周汝昌的疑问,有问必复,让老同学感激又佩服。除了《杨万里选集》,周汝昌选注《范成大诗选》时也得到了许政扬的帮助。
许政扬,字照蕴,1926年生,比周汝昌小8岁,1946年入燕京大学中文系,和周汝昌是燕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同界研究生,那届只招了他们两人。毕业后,周汝昌曾向华西大学推荐许政扬,但因院系合并,未能成行。1952年,许政扬开始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1966年因不堪凌辱投河自杀。同门情深,尤其是在如此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们不但在生活方面互相照应,更主要是在学术上开诚布公地合作。二人曾合作撰写《水浒传》的繁简两种注解,因思想改造运动而中断。除去同门情谊,他们的合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两人在治学思维方面的投契:
我们二人相处的结果,是商定了一条共同治学的主题道路,即:文学即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的,不先把其中的语言文字弄得十分之清楚,必然发生许多误解误说,而现实当中的这种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其例举不胜举,我们决议从考订唐宋两代词语的确切意义下手——这必然也就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切事物的历史具体内容实际,由此再进行内容和艺术的赏析品评;要将三者融为一体,冶于一炉,写出新型的学术论文著作来。
我们不是说说算了的,是实行者,政扬的论文以宋元话本剧曲为主,我以唐宋诗词为主,分头并进。我们都为“开端”作了一些工作——尽管那距自己的设想、理想还远得很,但我们已经安排要继续共同走这条路。(《砚霓小集?(许政扬文存)代序》)
文史兼通,通过分析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而深入文本,周汝昌治学力求打通文史,既要有科学的考证,更要有艺术方面的赏析。他的思路与现在主流文学研究方法不同,对研究者的要求更高,不但要有勤奋的精神、对文学的悟性,更要有对研究工作本身十二分的热爱。借用理论模型分析作品的文学研究方法与之相比,取巧而已。许政扬也是一个十二分热爱文学研究的人,所以才会尽力协助周汝昌。
除了考证严谨,周汝昌特别注意写法,他用活泼的语言,将枯燥繁复的考证变得生动起来。周汝昌极其反感通行注本的八股写法:先有作品时代背景、作者生活背景,然后是作品思想性、进步性、局限性,最后加一点作品的艺术性分析。《杨万里选集》的引言打破了这种教条:
亲爱的读者,我先介绍一首小诗给你:
小憩人家屋后池,绿杨风软一丝丝。
舆丁出语太奇绝,安得树阴随脚移?
诗里告诉我们:夏天行路在真州(今江苏仪征)道上,行人都又热又累,就在路旁人家屋后水边绿柳阴中坐下来,歇歇腿,凉快凉快;可是不能总坐在这里,要走了,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块小小的清凉避暑之地,于是轿夫忽然说出一句痴语来:“要是这‘树阴凉儿’也跟着咱们一块儿走——那该多好啊!”
你看,这首小诗设想多么出人意表。
你一定猜想,“这就是你要介绍的杨万里的诗吧?”你猜错了。……
他的这种诗的“老师”就是杨万里。……
引言近三万字,分九部分,前几部分都是谈诗的艺术性,分析杨万里写诗的“活法”。周汝昌旁征博引,根据历史具体情景和人的真情实感,为读者讲述杨万里诗歌的奇趣和活劲儿。他引钱锺书的《谈艺录》总结杨万里诗的特点:
以入画之景作画、宜诗之事赋诗,如铺锦增华,事半而功则倍。虽然,非拓境宇、启山林手也。诚斋(杨万里,引者注)、放翁(陆游,引者注),正当此轩轾之。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于古为新也;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诚斋之化生为熟也。放翁善写景,而诚斋善写生;放翁如画图之工笔,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踨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
周汝昌进一步说:“诚斋诗的‘活法’,除了包括着新、奇、活、快、风趣、幽默几层意义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层次曲折,变化无穷。”“活法”不仅仅是技巧的表现,从中可以看他的思想。周汝昌指出:作品的思想内容之有无、深浅,固然显示取决于思想内容的本身的存在和情况,但是作者的表现方式、手法、作风,和我们读者对这一特定方式、手法、作风的理会的程度,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目力”和“视界”,也就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和衡量的问题。杨万里的诗长处在“活法”,短处也在“活法”。为何?周汝昌分析道:“不是在于‘活法’本身,而是在于他对自己的‘活法’有点过于自喜、自负、自恃。——他的作品情况不平衡,有的极为沉婉深至,有的又很滑快浅率。”
严谨的考证、活泼有趣的写法,以及独特的视角,使得《杨万里选集》大获成功,颇得佳评。在学界和年轻学生中,影响很大。香港中文大学牟润孙老教授对人说:“注诗推周汝昌,如不能像人家这么注,简简单单,草率粗陋了事,那就等于误人子弟。”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唐翼明回忆道:
说起来大概有二十多年了,我那时正是一个刚刚过了对演义小说着迷的少年时代而开始热衷唐诗宋词的青年。一天借得一本《杨万里选集》,咿咿唔唔地读下去,颇觉得他的诗活泼可惜,尤其让我高兴的是注解也同样活泼可喜,我至今还记得注者前言当中对杨万里做诗的“活法”有俏皮而透彻的介绍,老实说,在四九年以后出版的汗牛充栋的古典文学的注释本中,有特色、无八股气的并不多。我真正心悦诚服的只有一本,就是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那种博洽、精辟、幽默,实在无人比肩。接下来便是这本《杨万里选集》给我的印象最深了。(唐翼明《周汝昌访哥大纪实》,见1987年4月29日美国《华侨日报》,转引自梁归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红楼风雨梦中人》)
《中华活页文选》1998年第8册上重登了周汝昌在1964年给电台讲杜牧《清明》绝句的整理文本,后面有一篇署名“村夫”的文章,他说自己少时能背诵多篇古诗佳作,但只能“囫囵”接受,倘若能得像周汝昌那样的逐篇解说的辅助读本,那该多好。周汝昌后来参与了《唐诗宋词大辞典》的撰写,反响也很不错。不光文艺界人士喜欢,也深受大众读者欢迎。周汝昌在自传中提供一个例证,他的一位亲戚在大学教物理,因弄电子计算机,故买了一本《电脑选购与配置傻瓜书》阅读,无意中在其第14页上发现了这么一段话:
电子出版物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阅读不再局限于本书。通过计算机,你可以看到丰富的图片、声音、动画、视频片段等,可以通过分类检索和全文检索技术,快速地在全书中找到你需要的东西……当我阅读《宋词鉴赏词典》这本书的时候,看到红学家周汝昌为李白的《忆秦娥》撰写的赏析文章非常喜欢,就想把他撰写的文章从书中都找出来,这可难了!1000多页,除非一页页翻遍,否则就有可能漏掉。如果是电子图书,那就简单了:要求计算机检索撰稿人是“周汝昌”的文章,就什么都有了!
这种读者反响出现在科技书中,倍感有趣。没有任何用意,纯属信手拈举例子,反而更具真实性。
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周汝昌讲解唐诗宋词的《千秋一寸心》,所选诗词作品并不遵循常见的文学史模式,而是完全以个体鉴赏为出发点,考虑到一般读者的接受水平、兴趣及作品本身的浅深难易,引导读者去发现与感悟古典诗词的美,重在情思、笔致的深层领略。
一位从网上买书的读者评论道:
看大家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学养之深厚,文字之隽永,使讲稿本身就成为一篇美文。
周先生对唐诗宋词的讲解与别家不同,那些所谓的“唐诗宋词赏析”却总是注音、解释、翻译、诗文主旨的格式,更像是中学的语文课本。而周先生的文章才是真正在赏诗,就如品茗一般,它引导你慢慢去体会,去感悟何为好诗、好词。
除了做诗、写鉴赏类文章,周汝昌也应邀讲诗,于听众,那真是享受。讲诗词更需要口才(表达能力)与诗心(体会感受)的交互传流,难度更大。他在自传中写了在贵阳高校讲诗词的盛况。当时他选的是秦观的《满庭芳?山抹微云》,为中文系的师生讲赏析的一些要点。秦观《满庭芳》全词是: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他首先指出此词的精彩全在上半。而大多注本强调这是写景佳作,周汝昌则认为其实错引了路——这是一首伤离惜别的痛词,不该把重点放在写景上。
他从“山抹微云”的“抹”字,“天连衰草”的“连”字,“暂停征棹”的“暂”字,“聊共引离尊”的“引”字讲起,即先看词人选字的精义,由此而引向整体的章法意旨。
“抹”是画法和装饰用语。“连”字有版本改作“黏”字,许多讲者以为精巧,而“连”字太“普通”了。周汝昌则说:不然,词人是写极目望远,遥指别后行旅之“天涯”异地也,天与草连,正即“天涯”之比喻,如何会有闲工夫、有心情去找一个刁钻纤巧的“黏”字?“暂”字看似普普通通,实则正写分别在即,转眼天涯,此刻的稍停一晌,思之倍觉可珍可惜,可伤可痛!粗心的读者把字看泛了,就难体词人的心境与笔法。“引”与“饮”字音同神异:“饮”是个死字,“引”则表现出了姿态、神情——如杜少陵名句“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正是好例——如改作“饮杯长”,就索然乏味了。由此可见,字义、字态,大有“死”“活”之分,读古人名作,此为一个重要或关键点。
周汝昌到此处,转向上下前后的贯联。比如这首脍炙人口的名作,从一开头就伏笔暗写天色趋晚,“烟霭纷纷”,暗承“微云”而来,不动声色便写出暮霭苍茫、晚烟暗起的天时气色。周汝昌还指出此乃双关,既形容“旧事”,又传送暮景。再然后,才是“斜阳外”的归鸦觅树、人到息时。
这种一层一次,从山掩微云,遥遥直贯到词的收拍一句“灯火已黄昏”,是何等的章法分明,何等的笔致有味。他为众听者指出:你大约久为“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倾倒神驰了吧?确实,这写得太美了,令人心醉,令人击节——“写景能手”,并没讲错……要细想,如仅仅是那样,这个“景”孤零零地“写”在此处,又所为何来呢?说到这里,周汝昌停顿一下,下面听者听他一问,也开始思索这个问题,周汝昌这才说出谜底——这里正是极高明的反衬之笔,此间村落人家,日落灯明,安憩团聚,平静生活着——而作者呢,却要远离是地,远山全暝,高城严闭,只有一杯别酒,暂作依依留恋难分之情。平静安逸与离别飘临,两相对比之下,远行者更为凄怆。——这方是词人的妙笔,哪儿又是什么简单的“写景”呢!
周汝昌以诗心读诗读红楼,以诗心解诗解红楼,强调的是心灵的契合,这契合即体会和赏析中华文化的关键所在。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所谓客观分析、科学方法,并不是解释文化的万能工具和钥匙(只是认识文化的方法和手段的一部分)。周汝昌的方法论可能被人讥为“唯心主义”,但事关文章,岂是那么简单?倒是他的“唯心主义”方法,更符合实际:
文心之事,至微至妙,我们千载之下,要想尽得古人名作之“心”,本不可能,最多也不过略明大概而已。所以,我的讲写皆是以个人之心去与古人之心寻求契合;而读者观我之拙文,又要以他之心来与我之心寻求契合。这至少有三层关系,契与不契,合与半合,也会夹有似是而实非,误读而错说,也会有过求深解和“未达一间”的缺点。这就不再是学识的高下之所致,而是交会的不相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