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盖招邀礼数崇，垂青原是为批《红》——侥幸与不幸

风起于青萍之末。会议最初的形式只是讨论,很多人没想到事态会发展到那般严重。周汝昌还记得开会时的一个细节。红学家吴恩裕最后一个赶到会场。他夹着个皮包,风风火火进来,还没找到座位,就站在那里说,这考证不能废,还得需要。大家谁也不敢接话,心机快的知道,这次开会就是为了批判“考证”的呀。
随着一篇篇批判文章的发表,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拉开了大幕,批判的对象是“在古典文学领域统治了三十多年的胡适学术思想”。而被认为与胡适有很大联系的周汝昌将成为胡适、俞平伯之后第三个被批判的对象。
“批俞批胡”运动如火如荼,那时候所有人都在学习写“批判文章”,周汝昌尤其要学。除了俞平伯,周汝昌被认为与胡适大有关系,他不可能置身事外,也不可能像别人一样批判批判俞平伯就能过关。周汝昌的文章不好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胡适对周汝昌甚厚,可以说是周汝昌走上红学研究的良师益友。虽然两人交往时间不长,但胡适把自己最珍爱的藏本借给后辈,周汝昌对此怎能忘怀。二是周汝昌和胡适的红学见解有不同之处,在当时的背景下,若仅仅陈述学术观点不同,也无法过关。三是要写“批判”文章不能只论学术,须讲阶级性和斗争性才行,而阶级性和斗争性的文字,非周汝昌擅长。一时间,周汝昌左右为难,想给自己找个立足点,却不知往哪里去寻。
周汝昌的文章还是“写”出来了。10月30日,周汝昌的《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成为第四篇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对周汝昌这么快便作出反应,孙玉明在《红学:一九五四》中说,周汝昌“也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他采取了以攻为守的措施,撰写了批判胡适、俞平伯的文章。反应是非常神速的”。
文章这么快写出来,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然而认真分析当时的情势,以及大批判文章出笼的惯例,没有上面的授意,周汝昌哪能这么快作出反应?他在回忆邓拓的文章中,记述了这篇文章写作的过程。
《文艺报》挨批之后,相关人员迅速作出反应。《人民日报》的钟洛(笔名)数次亲自登门造访,约请文章。一天,钟洛又到周府,周汝昌还没下班,钟洛请周汝昌家人代为转告:晚间邓拓要在报社接见周汝昌。周汝昌回到家后,家人告之此讯。草草吃过晚饭,他便赶到人民日报社。刚到报社,钟洛从外面进来,见面才知道他刚从周府回来——报社派专车去接周汝昌,却扑了一个空。要知道当时北京城汽车很少,只有大人物才有资格和机会乘坐黑色轿车,对普通人来说,坐汽车神气无比。当时人民日报社还在王府井大街,离周家并不远。
邓拓的办公室有两只沙发,当中有一个茶几式小桌,桌上有一个大碟子,碟内堆着散装的“中华”香烟,这是当时最高级的香烟了。邓拓递给周汝昌一支烟,并且亲手用打火机为他点着了烟——这实在是特殊的礼遇。
邓拓满面春风,没有一点架子,也看不出挨批的紧张,对周汝昌的招待非常热情,颇有一见如故之意。邓拓的秘书和钟洛作陪,他们对邓拓很恭敬。周汝昌从他们的样子看出,自己正和一位地位很尊贵的大人物对话,而且所谈之事非同小可。
原来,邓拓请周汝昌来,目的是要他写批俞批胡的文章,所以他们的话题就从《红楼梦》开始。邓拓先夸奖了周汝昌的红学成就。然后,他婉转地指出周汝昌研红的“美中不足”:“您考明了曹雪芹的家世所遭的变故是由于雍正的迫害,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证明了胡适的‘坐吃山空’‘自然趋势’是荒谬的,这是一个大功劳。但您的主张‘自传说’,却又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那就错了。因此,您是犯了‘二元论’的错误……”
他委婉而清楚地表示,希望周汝昌写一篇批判俞、胡,同时也作自我批评的文章。这样,文章会更有力量。
这番意思不难懂。正像钟洛之前就跟周汝昌强调过的一样:“您作出自我批评,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从上面而来的极大的关注和维护,不把周汝昌当俞、胡一样看待,让他解除顾虑,安心参加运动。
让他放弃自己的学术主张,推翻自己辛苦证得的自传说,周汝昌无法接受。他不能理解,怎么主张自传说就是犯了错误?这是曹雪芹在书里一开头就表明了的,而且全部内容的表现也完全与此符合。鲁迅就如此认为,说胡适之考,可为论定。鲁迅也犯了“二元论”吗?
从邓拓那里回来,周汝昌处于思想矛盾的痛苦中。一位同事向聂绀弩等领导说,周汝昌“每日彷徨斗室,其情甚苦……”
钟洛继续做周汝昌的思想工作,表示“有人把您与胡适同等看待是胡说……”终于,在众多的关切与鼓励之下,周汝昌写了一篇文章交上去。但有关领导并不满意,尤其是自我批评的部分,更显薄弱。邓拓看了文章,也很失望,就找人修改,以增强阶级性和斗争性。这篇文章在10月30日见报。
此文一出,引起俞平伯等人的反感。很快,大批判的风暴波及周汝昌,也有人说周汝昌引火烧身。有文说,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是中了胡适派所谓“新红学”的毒。若不及早予以当头棒喝,则在文学遗产的批判接受上产生恶劣的影响,而使工作受到不可估计的损失。还有文说,《红楼梦新证》简直是烦琐考据、变本加厉的典型。《评(红楼梦新证)》一文中写道:“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方法和胡适、俞平伯先生的一致性,我们并不能看做是一种巧合,他们是一脉相承的。这种自然主义观点乃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表现。”周汝昌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还有文章更激烈,说他“比胡适还反动”!当时,周汝昌34岁,对于如此复杂而严峻的形势,无从理解;而另一方面,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纯学术著述到底具有何种大逆不道的“极端反动性”。多年后,周汝昌平淡地写道:“我批了胡先生,人家又批我,正所谓天道循环,理应如此。”
这时,周汝昌受到了“从上面而来的极大的关注和维护”,从一开始,就把他和俞平伯、胡适区别开来。据周汝昌传记作家、红学家梁归智先生说:
1998年11月19日在北京北普陀召开的周汝昌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的纪念研讨会上,李希凡在大会发言时说,他在1954年只“奉命”写了两篇文章,第二篇就是《评(红楼梦新证)》,而主要目的就是把周汝昌和俞平伯、胡适区分开来,予以保护。这是笔者当场亲耳听到的。
《评(红楼梦新证)》发表在1955年1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结论是:“尽管《新证》在观点和方法上存在着严重错误,但是,作为一部《红楼梦》作者考证的书,还是有着不少可取的东西。同时,对作为一个年轻的学术研究工作者的周汝昌先生,也绝不能把他和胡适、俞平伯同等看待,作者是以艰苦的劳动,在探索着新的道路。”
至于什么人基于什么理由要保护周汝昌,梁归智推测是毛泽东授意李希凡写文章,将周汝昌与俞平伯、胡适区分开来。确实,在当时人们的理解中,有能力保护周汝昌的人除领袖外,不作他想。真相究竟如何,斯人已逝,人们已无从知晓了。
在这次批判运动中,无论是批判者还是被批判者,都无法预料其后的结果。俞平伯的助手,本来很有前途的王佩璋女士,在其后的运动中遭遇不幸。冯雪峰在之后的运动中,屡遭批判,1976年含冤而死。
冯雪峰和周汝昌是于1954年夏初认识的,那是周汝昌刚到出版社不久。一天,聂绀弩找他,说社长来看他。冯雪峰是20世纪左联重要理论家之一,30年代因为维护鲁迅与周扬发生分歧。他颇有个性,一个人回乡下研究文学理论,直到解放后重新出来工作。冯雪峰看望周汝昌时,给周汝昌的第一印象是温文尔雅、笑容可掬。
第一次见面,双方只是简单寒暄几句。之后很长时间,两人没有见过面。后来冯雪峰曾去信向周汝昌约稿,信札在抄家中与许多珍贵书简一同丢了。他还记得那信笺是朱丝栏式,浓墨的毛笔字,竖写。那信是因《文艺报》关于《红楼梦》的讨论,要周汝昌撰文支持,冯雪峰是这份杂志的主编。
第二次,他们则专为批《红》而见。1954年冬日某天,聂绀弩找到周汝昌,说冯雪峰要约他晤谈一下。当天晚上,周汝昌赶到出版社,聂绀弩与巴人已在一辆黑色汽车上等待了。冬天的北京天黑得早,周汝昌辨不出车往哪个方向开。
到了冯宅,三人进入落座,旁无他人,冯雪峰亲自倒茶招待。说了两句闲话,便进入正题。原来冯雪峰约周汝昌,是为了《文艺报》需要讨论《红楼梦》的文章。冯雪峰和蔼客气,彬彬有礼,神情微微有点紧张。听他的意思,对这场突然开始的讨论没有特别清晰的判断,也不知道讨论的尺度和标准是什么。周汝昌对此自然也莫名其妙。聂绀弩、巴人坐在一旁,听得多,说得少。
事后才知道,因为《文艺报》拒登两个“小人物”的批俞文章而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且事态似乎比预想的发展得快,性质也严重得多。冯雪峰是《文艺报》的主要负责人,感到巨大的压力,想做一些补救工作,才找到周汝昌。周汝昌遵嘱写了一篇文章,跟讨论的基调及流行的斗争型文章有很大出入。文章交上去后,悄然无所闻。
周汝昌最后一次见冯雪峰是在湖北咸宁干校。大约是因为要清除一处地面,干校派了几位老弱残兵去打扫瓦砾碎石之类,用一个簸箕端往后边的土坡上倒掉。这时,冯雪峰也被派来清理垃圾。周汝昌见他精神不颓,勤勤恳恳地劳动,扫除垃圾,一丝不苟——可是面无表情,冷若冰霜,目不视人。从此以后,周汝昌再没见过冯雪峰,他们的缘分,竟尽于此地此时此境中。
1955年,周汝昌因突发急性阑尾炎住院做手术。当时医疗条件差,手术后缝线感染,又住了很长时间医院方才痊愈。就这样,周汝昌在医院过了一阵清静日子。
在这次大批判中,周汝昌没有被当做“胡适派第三号人物”而挨批被整。然而,这竟也成为后来许多人讥讽他的口实。世情之微妙复杂,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