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证《红楼》百事丛，当年辛苦倍贫穷——成名作《红楼梦新证》

在华西大学任教期间,周汝昌先生一生最重要的作品——《红楼梦新证》问世了,并在半年内重印三次,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之一。周汝昌凭借此书跻身文史界一流学者,并因为这本书的影响,奉调回京,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在成都,周汝昌度过了相对愉快的三年教书生涯,除了授课、给学生讲解问题外,他把精力都花在整理《红楼梦新证》上。1947年的文章发表后,周汝昌去图书馆更勤了,燕大一流的古籍资料为他的研究提供了绝好的条件。那时周汝昌20多岁,精力与思考能力都是最好的时候。他大量翻阅清代文史资料——不仅是文学类的,只要是与《红楼梦》作者有关的信息,他都花大力气搜求。周汝昌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提出许多严肃的社会问题——宗法问题、奴隶问题、专制问题、官僚问题、司法问题、官僚地主问题、农民问题、宗教问题、恋爱问题、妻妾问题……一言以蔽之,封建社会制度下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反映了18世纪的社会危机,然而却从未受过应有的重视,也少有人提出来作为专题讨论。从清代的批红、研红者到民国以来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即把这部小说的伟大缩小了——把它狭隘化、片面化、肤浅化、浅薄化了,甚至庸俗化、恶劣化了。
然而存世的曹雪芹本人的直接资料实在太少,今日我们看到的许多所谓红学专著,无不得益于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奠基者的资料积累。周汝昌为写《红楼梦新证》,查阅了上千种清代文献,举凡通史、政书、档案、地方史志、文集、谱谍、传记、笔记等等史料几乎无所不包。尤其该书的第七章“史事稽年”中按纪年编排,尤见功力。周汝昌用了大量的资料,却不是纯粹为考证而考证,特别是用了大量的历史背景资料,是为了说明曹雪芹能写出这样一部小说,除了特殊的文学天才外,还有三个稀有的结合:第一,他家的地位是奴隶和统治者的结合(曹家是包衣身份);第二,他的家世是汉人与满人的结合,他家的人兼具二者的特性;第三,他家落户江南已经六七十年之久,到曹雪芹出世,早已与江南土著无异,这又是北人和南人的结合。由于这三个特殊的结合,在那个时代里,所谓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文明,他家都享受到他人不能企及的高峰。可以说,周汝昌的研究,视野更为广阔。他是站在整个中华文化的高度上,从文史、社会、政治、思想等等综合因素出发,来看待这部不朽之作的。在近代文科专业化的背景下,周汝昌不愿被划入比文学研究更小的红学家行列,是有其道理的。
比起前辈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在考证的基础上,对文字本身的把握和悟性高出许多。他的文学研究起于考据,但没有死于考据,更不是食洋不化的流行文学批评。周汝昌比较了几种本子,能够从文字的细微差别中,提炼出其间的高下,提出诗化的描写和概括曹雪芹的表现手法。周汝昌说,曹雪芹“绝少用正笔,用平笔,用直笔,大都是手挥目送,指东打西”。周汝昌之所以一生热心为曹雪芹作传,主要是因为《红楼梦》的特殊性,才让他将文本的考证与作家的传记,放到同样的地位。他认为,书中涉及清代政治、掌故、制度等看似庞杂的资料,都是帮助读者了解作品、作家的重要资料。作者的生平际遇与作品有莫大的关系,世界一切文学作品和作家的关系莫不皆然,而对曹雪芹的《红楼梦》来说,则更是加倍重要,原因是这部小说的独特性便是纪实自传体。从这个角度来看,作品的本事考证与作家的传记考证,二者已合而为一了。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中开宗明义地强调考证的必要,并非絮叨而多余的,虽然没有人说考证不必要,然而事实上,只用空话来强调,即使再重复说上十句“必要”,依然只是空话。周汝昌强调,对考证必要性认识的程度,很多人是模糊的,必须重视起来。

1953年,棠棣出版社出版的《新楼梦新证》第一版封面,由沈尹默题签

考证最需要耐心和毅力,板凳需坐十年冷。此书在1953年出版,其实周汝昌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在燕大读书的时候,他把查到的资料写在稿子上,放假回家便梳理这些“资料卡片”,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也参与其中(难怪胡适称羡周汝昌有个好兄弟)。1951年,文怀沙通过孙楷第见到周汝昌,当时周汝昌一家忙着赴蜀,又是周祜昌誊写出来交付出版社的,原书名是《证石头记》。1952年,曾出版俞平伯《红楼梦辨》的棠棣出版社寄来了清样,责编文怀沙不喜欢《证石头记》这个书名,建议改成《红楼梦新证》。从出版人的角度考虑,书名需能吸引读者。提出《红楼梦》为自传说的《红楼梦新证》,书中的很多内容与胡适文章的关系十分紧密。文怀沙还请沈尹默题了封签,请蒋兆和夫人萧重华绘了清代旗装少女的图像。1953年9月,《红楼梦新证》由上海长风书店发行。23年后,即1976年,增订本《红楼梦新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版的篇幅远大于第一版,字数达80万字。除增加了第八章“文物杂考”外,每一章的内容都得到了充实。第二版《红楼梦新证》在1985年重印过。1998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周汝昌红学精品集》,其中包括《红楼梦新证》,是修订本。此版是在1976年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的,内容大体相同于第二版。2008年5月,上海三联书店重印了《红楼梦新证》。
新书甫一面世,立刻引起很大轰动,长风书店门前排起长队,书很快脱销,出版社三个月内加印三次。大学者张元济(菊生)、顾廷龙等都在阅读这本书。张元济特意令儿媳代笔致信周汝昌,询问其中的问题。京、津高校的老同学在信中说:“文代会”上几乎“人手一编”,有消息说某单位已要调你……在成都,川大图书馆馆长告诉周汝昌:“馆里一次买了十部!”校中师生多人在购读,一位平日交往不多的外文系教师忽跟他打招呼:“老周,你害苦了我!”周汝昌闻之愕然,忙问何事相累。他说:“我日来患了重感冒,正在难挨,谁想你的大作忽然买来了,我这一开读不打紧,整整一夜放不下了——次日病重了一倍还多!这两日才刚好些……”在海外,影响也很大。胡适看过,要人给他带几本送人,这无疑是最好的广告,很快就有盗版出现了。美国赵冈教授第一次见到周汝昌就说:“您可知大著在美国卖多少美元?连看旧了的一部,也要惊人的高价呢!”
一本资料琐碎且厚重的学术论著,三个月加印三次,印数高达1.7万册,在出版史上并不多见。首先,《红楼梦》的影响深远,“开口不谈《红楼梦》,纵读诗书是枉然”,俞平伯新印的旧版《红楼梦辨》也大卖,便是明证。其次,受政治影响,大众可读的消遣读物几乎没有,在近似于文化沙漠的背景下,这样一本书对读者来说十分解渴。最后,也是非常关键的,自胡适、俞平伯后,对《红楼梦》的研究,一直没有重量级的著作问世,周汝昌这部融资料、品鉴于一体的大部头作品是红学研究的里程碑。直到今天,《红楼梦新证》仍是研红者绕不过的必读书。
后来学人受惠于前辈学人,本该心怀感激,奈何学风恶劣,“后来以迄于今,对《新证》的稗贩与偷袭,几乎无日无之。这可以不必置论。唯有那些本是从此书获得提示、启发、引绪、指途而续加研讨而有成的著述,却也往往装作是他的原创,并且捎带倒打一耙,这就难怪海外学界对‘倒打一耙’者时有讥议之言了。”周汝昌的这番见解,他对同行本的批评,以及对成见的批评,词语锋芒毕露,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红楼梦新证》刚刚出版的时候,刘心武才12岁,在书店里一看到《红楼梦新证》,立即就买了,虽然那时他“连‘新证’二字何意也弄不懂”,却对作者关于贾母与贾赦关系的解释比较信服。
新书有如此影响,估计周汝昌自己也始料未及,他还没来得及多享受成名带来的好处,波及整个红学界的大事正在酝酿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