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非常著名的《读书》杂志创刊于1979年。“四人帮”被粉碎后,针对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的流毒,《读书》是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呼吁人们重视阅读的杂志,并冒着风险大胆提出“读书无禁区”的震撼性口号。因它顺应时代潮流,所以越办越好,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认同。
拥有固定读者群的《读书》杂志
197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邀请丁聪去做话剧顾问。这时在北京,《读书》杂志开始筹备了。主创人一致邀请丁聪设计封面、版式并担任编委,丁聪义不容辞,忙里抽闲,完成了任务。从上海回到北京后,他就开始给《读书》供稿。可以说,《读书》让他尝到了潜水者出水的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一开始,丁聪只是作为一般的杂志美编来从事此项工作,每期在杂志上发表二三幅漫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丁聪完全融入了《读书》,并为自己成为它的一分子而感到骄傲,愈陷愈深,欲罢不能,没想到竟然跟了它风风雨雨将近30年,逾90高龄仍然无怨无悔地为它“卖命”,势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读书》为知识分子开辟了一小块可以畅所欲言,甚至百家争鸣的新天地。20年的憋屈真的不是轻易就能消化掉的,它需要发泄,丁聪不是圣人,他也需要抒发苦闷。继《危险的职业》之后,丁聪又一次以十分投入的姿态做了一幅反映特定年代知识分子心灵顽疴的讽刺漫画,命名为《余悸病患者的噩梦》。所谓“余悸”,就是在极度的担惊受怕后,恐惧心理仍然滞留不肯挥发,以至于受惊者缩头缩脚,不敢放下心理包袱,自然地生活、工作。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的心理埋下了太重的隐忧,尽管从形式上说危险源已经被清除了,但是它们留下的影子,魑魅魍魉,始终萦绕在文化人的心际,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余悸病患者的噩梦》画中的主人公显然十分努力地想写点既能符合自己心意又能符合上层领导心意的东西,稿纸写了一沓沓,又被揉成一团团的,在诸多的思想框囿中,他显得有点黔驴技穷。画面的背景呈现暗色调,浮现的是五个幽灵——执棍的江青、随时准备给人扣帽子的张春桥、挥鞭的王洪文,甚至,摔死的林彪成了骷髅头还阴魂不散……
噩梦始终挥之不去,正如罗扬在画旁写的诗句:“帽子、棒子,写不完的检讨、检讨;还有那脚镣手铐,以及苦难的监狱;这是四人帮的一整套。这些东西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正是啊,余悸犹在,失魂落魄,难以忘掉,欲写又止,如何是好!”
说到鞭子,其实它也是丁聪当年亲身经历过的事情的缩影。被批斗的时候,他总是被弄得鼻青脸肿的,身上有一条条的伤痕,那是红卫兵把挂窗帘的铁条抽出来后做鞭子挥打跪在地上的他造成的!虽然他没有再提那不堪的岁月,但创伤留在心里,痊愈了,留下一道道的疤痕。
这幅画的主题十分凸显,只有有胆略的编辑才敢编发。丁聪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当时《读书》的副总编辑,著名出版家范用。范用先生十分欣赏丁聪,那起源于小丁的《花街》,画中那些震动人心的东西使范用对丁聪有了敬佩之情以及结识之意。这幅《余悸病患者的噩梦》也一直让范用记忆犹新,可以说就是这幅画做了红娘,促成了丁聪与《读书》杂志的长期合作。丁聪和范用两人惺惺惜惺惺的友情也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范用这样评价丁聪:“你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艺术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地让人家消遣地看看这个漫画好笑,不是这样的,你看完了这个漫画你会想问题,比如说社会问题。”
耄耋之年,身体大不如从前,精力、反应能力都烦扰着丁聪的创作,他不得不为画不出或画不好而烦恼。看着丁聪如此难受,丁夫人沈峻半含怨嗔半含心疼地笑他,说他每月为杂志出稿的时候,就像妇女难产一样,心有余而力不足,非得痛苦上几天,才能真正大舒一口气。但即使这样,每个月的那么几天,丁聪仍然想“生个孩子”。因为,痛并快乐着的感觉在他古来稀之后的岁月里值得珍惜。
从创刊开始,丁聪在《读书》杂志中始终占据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就是他的漫画专栏。每次翻看《读书》,人们总是不忘细读封二那个固定的图文栏目:丁聪画画,陈四益配文。它与这本杂志一样,成为著名的文化品牌,也成为了记录时代的人文表情与知识分子态度的重要场地。
2.
为《读书》工作,丁聪还得了一个副产品——画人物肖像。一开始,《读书》上用的都是作者的照片,但是刊印出来后,画面模糊不清。于是,人物肖像功力了得的丁聪义不容辞,用笔为他们勾勒了肖像,不成想,后来文人肖像积少成多,还出了书,有人还将他列入了肖像画家的行列——这,自然是因为丁聪的肖像话非常神似的缘故。
《文人肖像》封面
每当《读书》约季羡林、张岱年、金克木、钟敬文、周有光等名人撰稿,需要配漫画肖像画时,丁聪总是有求必应。有时约稿时间很紧张,头天把人物照片送去,第二天丁聪就把画稿完成了。这些人当中,有些是丁聪的旧识,自然画得非常生动传神;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人,丁聪就要求送一些“漂亮”照片过来,并且总是要多张不同场合拍摄的,以便尽可能多角度地观察人物,从而将主人公画得真实传神。
丁聪的人物肖像画非常有特点,简洁的几笔就把人物勾勒得十分传神。著名戏曲研究专家徐城北先生的夫人叶稚珊曾请丁聪为她写的《沉默的金婚》作画,丁聪在里面为城北先生所画的漫画肖像是这样的:戴副方框眼镜,一手提长方形菜篮,一手持剧本,歪着脑袋,模样非常传神。凡是看到过这幅画的人都觉得“那股子神气太像了”!更有趣的是,这幅画后来还被泰国一家航空公司用作了“广告画”。
巴金是丁聪的故友,2005年10月17日,闻得巴老过世,丁聪十分难过,他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去世是文学事业的巨大损失。”为此,他特意挑选了一张多年前为巴老画的肖像,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办的巴金肖像画展上展出,以此来怀念他一直崇敬的巴老。在熟悉巴金的人看来,丁聪笔下的巴金痛苦沉思的神情,最准确地刻画出了他的特点。而丁聪自己,在无数画巴金的肖像漫画中,也最偏爱这张。
回想起和巴老的交往,90多岁的丁聪思绪如飞。他说:“抗战前我们两人就认识了,当时我和巴金都住在上海,他比我大11岁,我嘻嘻哈哈的,他总是很严肃,平常不说话,我也不敢和他开玩笑,他像个思想家。”虽然一个搞文学、一个搞绘画,职业不同,性格也有些不同,但两人只要同时在上海,就会经常见面。
丁聪画的巴金肖像
记忆中,丁聪曾与巴金有过多次合作。抗战期间,曹禺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了话剧,在四川上演时,就是由丁聪负责舞美设计的。后来,他还给巴金的作品配过插图。20世纪80年代,他画过正撰写《随想录》时的巴金。在回忆这张流传最广的巴金头像时,丁聪说,那是为了配合李辉和陈思和的《巴金论稿》而创作的。在李辉给他提供的十几张照片中,丁聪一眼就看中了这张巴金的工作照。“这个低头的神情我觉得抓得很好,很能代表巴老的精神。”
3.
说到丁聪与《读书》的合作,就不能不提及他在这块阵地上的一个合作者——陈四益以及他们共同的劳动成果:“陈文丁画”。顾名思义,这是文言短文高手——陈四益配文,世态漫画能匠——丁聪绘画的专栏作品的统称。他们的文与画可以说是《读书》杂志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二人珠联璧合的杰作,常常让人爱不释手。其间很多故事,且听笔者道来。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陈四益还在《瞭望》周刊里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编辑,为了填充版面,他得准备点东西。凭着一股对丁聪的钦慕,他拿着与丁聪结交甚好的同行,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开的介绍信和自己刚刚写好的十几则“新百喻”,怀着些许憧憬和忐忑敲开了丁聪的家门。在门还没开的时候,陈四益的心里并不平静——自己一个不知名的小作者,拿着一些不知读者朋友们会怎样评论的作品,去请一位年长自己20多岁并且久负盛名的大画家配画,这桩事靠谱不?更何况他与丁聪先生素昧平生。
但是,当胖胖的,一团和气的丁聪开门之际,陈四益脑海里的思绪立马被另一种惊奇所代替:丁聪在30年代就蜚声画坛,又是文化名人,且是政协委员,他的家总该有些阔气吧,怎么的也总该有个三室一厅吧?但展现在他眼前的却是逼仄的房间,十来平方的小屋,橱里、桌上、地上到处都堆着书。旁边架着一张折叠床,显然是晚上打开睡觉用的。也顾不上联想许多,只见丁聪老人家虽然已经发福,但从书海泅到工作台那边却轻车熟路,陈四益则一步一步以龟速挪动到了小丁身边。
丁聪的工作台是一张小小的书桌,四周也摊满了书,书桌中间那二尺见方的“盆地”,便是他的画案了。一盏制图用的长臂台灯从书堆外的桌角横伸过来,正好直照着那块“盆地”。他就在那灯下开始翻阅陈四益的“新百喻”。
那些文字,本来陈四益对它们并没有多大的信心,但几位师友看过后肯定它们应该亮相,他才下了决心试试看。他坦言,配画的目的,固然是求文图相生的效果,但也有借此藏拙的私心。丁聪看过之后欣然说道:“有意义,我画。”短短五个字让陈四益心中释然,两人的合作便宣告开始,从此绵延不绝达二十余年。在这足够长的合作期间里,两人的结晶包括“新百喻”、“诗话画”、“唐诗别解”及“杂咏”等系列,“陈文”和“丁画”合作得愈来愈默契。
陈四益先生彼时的主要工作还是编《瞭望》,副业才是给《读书》写专栏。有时文稿出得稍晚在所难免,陈四益很担心不够时间给丁聪作画,觉得特别抱歉,但丁聪倒是坦然,从来都是说不急、不急。丁聪的本事是当陈四益自己都觉得很难画的时候,他都能及时画出来;有时陈四益也会略带难色地对他说这个可能不好画,丁聪便会习惯性地拖着腔,然后慢悠悠地说:“我总归画得出来喽。”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说是配图,其实每一幅图又都是完全可以独立的创作。丁聪的画不但准确地表达了陈文的主旨,而且能使之更为丰富,更为具象。这与他的创作作风不无关系,他从来不凑合着去画一幅画,每次总要参详文意,构思腹稿,做出草图,然后再用铅笔画出定稿,最后是墨线勾勒。有人劝他不必那么费劲,丁聪答道:“不费劲的画,我画不出来。”——这倒不是他故意损人,他一辈子画画养成的习惯便是如此,从不肯有一笔苟且。
很多熟识的朋友戏称丁聪和陈四益这一对“璧人”为“双打选手”、“最佳拍档”,或揶揄其为“丁陈集团”。面对这样的抬举,陈四益总是很虔诚地对丁老怀着谢意——一位德艺双馨的大漫画家,肯在几十年里始终不辍地为一个无名晚辈的作品配画,这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的。陈四益说:“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结识丁聪,是我的福气。”
丁聪自己倒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贵气,他很自然地把小自己22岁的陈四益当成同辈,别无二致。刚开始,大家对陈四益先生还不熟悉,理所当然地觉得和丁聪合作的肯定是一个老头,而且写的是文言文,更应该是个老学究了,所以都这样问小丁:“和你合作的那个老头是谁啊?”丁先生却总是笑而不答。
《陈文丁画之百喻图》封面
《读书》创刊后,杂志社的编辑、作者和读者经常在“读书日”上聚会闲聊,讨论选题等事宜。陈四益第一次参加“读书日”,丁聪向他招手,让他过去坐定,尔后才笑呵呵地向大家介绍,这就是你们常说的那个老头啊!于是众人笑而称赞。其实当时的陈四益才四十出头,正当壮年,在《读书》同仁面前,可称得上非常年轻了。
丁聪和陈四益的伙伴关系越来越契合。不料,丁聪在八十高龄时患上了肾疾,需住院治疗。他被割掉了半个肾,手术以后身体很虚弱,但他依然没有动半点停笔的念头,他对小陈说,要再画十年——果然,他又画了十余年。
他们两人都很享受这样平静的合作。可是,人有旦夕祸福,2006年,90岁的小丁不小心摔了一跤,骨折住院,中断了和小陈的合作,他以为自己可能没有能力再画下去了。此时,“陈文丁画”结集再版,陈四益把样书送到了医院。丁聪看了书后,说:“这个画家画得真好。”丁夫人说:“他画得好,你是不是应该向他学习啊?”丁聪悠悠地回答:“来不及了。”
那一段时间,他连自己的画都不认得了!不过,几天之后,他开始渐渐恢复了记忆,认出自己的画了。他就说:“这怎么那么有意思啊,那么多年前画的东西,跟现代的情况还是那么贴切。”当时,小陈就和丁老说要再画十年,直到丁聪100岁。但是,丁老却没有搭话,只是无声地笑笑……
书正式出版了,陈四益说这是为他们二十余年的合作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过了几天,丁夫人打电话给陈四益:“丁先生说了,没有句号。”
4.
“陈文丁画”可以看成是丁聪和陈四益二人完美的合作关系甚至是“战友关系”的一个象征。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陈文丁画”系列共四卷五册,是一部大书,事实上,是“陈文丁画”的全集。通过这部书,我们可以看到他们20多年来创作的全貌。
虽说这套书是短文小画,但却很精细,很值得细读慢品,揣摩其中的意味。尤其是他们在八九十年代创作的作品,按照陈四益的说法,就是“婉言曲之”,说白了,就是含蓄,就是文外有文,画外有画,所以你只有通过细品文和图,才能感悟到作者想说的、想画的、想表达的是什么,才能有的放矢,对号入座。虽然说作者是最忌讳读者对号入座,但读者读文章的过瘾处恰恰就在这里,作者写文章的妙处也恰恰就在这里。
比如《怠惰因子》,陈四益的文章大意是批评中国人只知身体上、实事上的勤劳,但精神上却非常懒惰,总期望有清官、圣人、侠客能把自己精神上的事处理好,而完全忘掉了自己也可以独立思考。丁聪的画配得非常完美:一个看上去有点痴呆的“国人”,很虔诚、很痴迷、很有安全感地背对着几个无精打采看上去对什么事都不会负责任的清官、圣人、侠客头像。整个画面给人一种荒谬的感觉:我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这么可笑的一类人,我们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又如《统一提法》,陈四益想要批评的是某些部门不顾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差别,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丁聪的配画则让人拍案叫绝:一个大腹便便官员模样的人跷着二郞腿,得意洋洋地坐在沙发上,他让一个胖大个和一个瘦小个,穿上一套同样的衣服,结果胖大个的裤裆被撑得破了线,而瘦小个的上衣像件长袍。这样的处事方法和审美观念着实让人喷饭。
……
“陈文丁画”既反映了陈、丁二位的思想,也反映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对人生的责任感。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忧国忧民,也正因如此,我们才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虽然他们并没有大权在握,不能对时局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但他们用自己的良心把中国人的生活史和中国人的思想感情记述下来,以使后人有资可鉴,“陈文”和“丁画”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他们合作20多年,记录下了我们中国这20多年来的改革与变化以及他们个人的思考与感想。他们留下了一批好文章、好漫画,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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