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草《汉语拼音方案》

对于中国的文字改革,周有光在1992年出版的《新语文的建设》一书中有着简明的诠释:
“全世界205个国家和地区中间,有100来个是二次大战以后独立起来的新国家。他们独立以后,都需要决定用什么语文来办理行政和教育。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语文问题,总的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一)用什么语言作为全国性的法定共同语?本国语言不止一种,选用哪一种呢?(二)法定语言用什么文字来书写呢?采用国际通用字母吗?改进旧文字吗?创造新文字吗?等等。这么多国家,在相当短的时期中,几乎同时进行语文的更新,这一现象被称为‘语文现代化’的国际新浪潮。任何国家,从旧时代到新时代,从旧体制到新体制,从殖民地到独立国,都需要更新语文,作为更新教育的工具,以利国家建设向工业化和信息化前进。把这些语文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叫做‘语言计划’。它是社会语言学中有重大实用价值的学科分支。在中国,称它为‘文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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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汉字改革’又称‘文字改革’,广义指文字和语言,狭义只指文字。文字改革是语文的有计划的发展,在欧美各国叫做‘语言计划’。语文的有计划的发展以适应现代生活为目的,所以又称‘语文现代化’。1958年把文字改革工作归纳为三项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任务,有的已经完成,有的还要开展。”
中国的文字改革由来已久,古代人们为了学习汉字,曾创造了直音、反切等方法给繁难的方块字注音。1892年,福建人卢戆章出版专著《一目了然初阶》,这是首位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字母式拼音文字方案,标志着中国人自觉进行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开始。直到五四运动前夕,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正式提出了“汉字革命”的口号。紧接着,钱玄同的《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方案》论述了26个罗马字母的世界通用性,蔡元培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正式公布于世。20世纪30年代,国内掀起了拉丁化运动的高潮,其简单易学的特点适用于广大劳动群众,因此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发展便更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1935年,近七百名文化界人士签名发布《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
文字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改革,需要时机和条件。在战争年代,文字改革没能正常开展和发展。新中国的成立,在人民政府的支持和领导下,文字改革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的语文政策,文字改革成了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部分。
在周有光接触的高层领导中,除了陈毅市长,周恩来总理的亲和力令他久久难忘。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周有光因许涤新的关系与周恩来就很熟了,也因此坚信共产党是讲究民主的。对于汉语改革,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在他的明确指示下,1954年12月,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周有光参加了教育部和文改会联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周恩来还亲自给上海打电话调用周有光。由于文改问题,周恩来总理经常找周有光他们到中南海去讨论,讨论到中午还没完,总理就留大家吃饭,照例是两荤两素,边吃边聊。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管全国的文改工作,委员会下面设立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是拼音化研究室,周有光当主任;第二研究室是汉字简化研究室,主任是曹伯韩。文字改革委员会主要由胡愈之全面主持工作。这位成就卓著的革命学者,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学识渊博,见解真正具有世界眼光。胡愈之为人随和,没有一点官架子,跟周有光很谈得来。常常在晚上九十点钟,周有光准备休息时,胡愈之他们来敲门了。清茶一杯,天南海北,老友一样谈至深夜。周有光虽然压力很大,夜间常常为一个问题想得失眠,但工作着是美丽而愉快的。
当时,文字改革委员会下面成立了一个拼音方案委员会,有15个委员,平时各有各的工作,开会时聚在一起议一议,具体工作是周有光所在的研究室做的,中心问题是要设计拼音方案。汉语拼音草案就由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共同起草,很多案头工作主要由周有光承担。在中国,“语文”的概念就是叶籁士开创的,他是语文左翼运动的重要人物。20世纪初,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叶籁士编起了一本叫《语文》的杂志。那时候,“语”和“文”是两个概念,“语”就是语言,“文”就是文字。当时周有光给《语文》写文章,用的都是笔名,其中就有“周有光”。
拉丁字母也叫罗马字母,是古代意大利半岛的拉丁人使用的字母。同时,也泛指以拉丁文字母为基础加以补充的字母,如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字母。《汉语拼音方案》所采用的字母也是拉丁字母。事实上,拼音方案在重新设计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由黎锦熙先生主持,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一步。周有光跟赵元任是老乡,两家在美国交往很多,在赵家客厅畅谈语文学给周有光的启发很大。赵元任他们制订国语罗马字,就不用中国汉字方式的符号,而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虽然周有光不是赵元任的学生,但赵元任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所以,周有光他们就参考了国语罗马字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可偏偏这几个字母翻来覆去三年才成功,很多人觉得难以理解。其实,专家们先行一步了,前前后后把所有的问题给彻底解决了,今天人们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是过去研究过的。早在1954年,周有光出版《字母的故事》一书,它是字母的传播繁衍及其结构和形体的演变的轮廓画,为文字改革起了好头。但是真正要做拼音方案可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周有光平时阅读语言研究方面的书籍全凭兴趣,属于比较轻松的浏览,可是要工作就要认真研究才行。由于资料有限,周有光想方设法联系国外的一些研究联络点,请他们代买资料寄过来。为此,周有光等专家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拉丁字母在世界各国的应用情况摸了个底,在研究和总结了各国拼音历史以及各方面传来的方案之后,终于拿出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向国内外广泛征求意见,没想到却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但是民众的热情是前所未有的。据统计,从1950年到1980年群众设计的各种各样的文字方案达3300多个。这种创制文字方案的积极性,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上也是未曾出现过。由此可见,中国文字改革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可以说,很多问题的提出都是利弊共生的。比如有的语言学家主张要用几个新的字母,专家组采纳后要听取各方面的反应。首先是邮电部不赞成,因为用了新字母打电报到国外就行不通。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专家组要耐心地一一解决。周有光不仅要面对外界的反对,家人和朋友的反对也接踵而来。1956年,周有光全家安顿在北京,住在景山后街文改会宿舍,亲戚朋友常来谈天说地。沈从文和周有光是连襟,他娶了三妹张兆和,也住在北京。原先周有光在上海和国外,两人来往不多,现在经常碰在一起,两人很谈得来。起初沈从文非常反对周有光改行搞拼音,觉得拼音字母怪怪的,认为方块字一定要用手写,甚至要用毛笔才有美感。这种看法当时在不少知识分子里居多,因为书写是一个习惯问题。后来,周有光就给他在打字机上做实验,敲几下汉字就蹦出来了。沈从文左看右看,最后服了,明白了周有光搞的是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说来也很有意思,四妹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却很赞成拼音。傅汉思,人如其名,是德裔美国籍汉学家,耶鲁大学教授,专门研究中国汉代的赋,深深挚爱汉文化。拼音方案公布于世后,他是耶鲁大学第一个使用拼音的。美国汉学家、语言学家德范克很支持汉语拼音方案。他编写的《汉英大词典》一书,推出中国文字改革最坚定的6个倡导者,分别是卢戆章、鲁迅、茅盾、王力、吕叔湘及周有光。
周有光提出“汉语拼音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并阐明汉语拼音方案有“三是三不是”:不是汉字拼音方案,而是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方言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不是文言拼音方案,而是白话拼音方案,这些原则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认同。
1958年1月10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报告会上,周总理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重要报告,明确、透彻地阐述了当时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拉丁字母终于获得了全国性的法律地位,拉丁化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经过三年的努力,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规范化普通话的一套拼音字母和拼写方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
五四运动提倡的白话运动影响了一代人,正是他们成为新中国语文学界的中坚力量。北京是文化中心,周有光经常与好友吕叔湘、王力等一起交流切磋。常州中学毕业后,周有光在上海读大学,吕叔湘去南京上大学,后赴英国留学。当时大家共同关心的是中国的国语运动,所以平时通信以此为主要话题。解放后,吕叔湘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当教授,后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主持和参与了许多重大语文活动和语文工作计划的制订。王力当时是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也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由于共同的爱好和理想,使他们走到一块儿,会上会下谈天说地。他们都是地道的学人,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总是理论联系实际,处处体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在那间独立研究室里,周有光在研究经济学的同时,开始研究语言文字,那一沓沓资料卡片现在都成了至宝。
在王力的推荐下,1958年秋天周有光在北大开了“汉字改革”课程,讲课稿正得益于诸多卡片。总是与三尺讲坛结缘的周有光,站在众目所瞩的北大,深入浅出地倾其所有。“汉字改革”课程开了半年,很受师生欢迎,后来人民大学又邀请周有光去讲课,效果很好。1961年,《汉字改革概论》讲稿正式出版,它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词的结构问题、同音字和同音词问题、简化和繁化问题等,扩大了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范围,成为文字改革理论的经典著作。这部书可以说是“文改运动”跟文字学、语言学挂钩的第一本书。大学里都有文字学,结果研究的都是古代文字,现代文字反而没有人研究,这种现象不太正常。周有光提倡现代汉字学,把文字改革变成一门学问,提高了其在中国的地位,非常不容易。同时,周有光从世界的范畴来看待中国,研究了关于汉字在人类文字中的地位,并由此研究文字学,后来写就了《世界文字发展史》,还编了一部《比较文字学》,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