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写《自传》

会昌二年(842),刘禹锡71岁。他自知时日不多,临终前抱病撰写《子刘子自传》。历史上的文人,自己给自己写传,本来就不多,偶尔有人这么干,也大多是自我调侃一番。刘禹锡的自传是一篇很特殊的自传,第一个“子”尤显庄重。《子刘子自传》,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我刘先生的自传》。
刘禹锡的《自传》写得严肃严谨,全文不过九百字,文中没有涉及评价自己文学、哲学等个人成就的内容,中间却用三分之一篇幅来写王叔文,为王叔文辩诬,为“永贞革新”辩护。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篇罕见的“政治自传”。这是一篇非写不可的自传,刘禹锡要对若干历史问题留下自己的注解。死到临头,刘禹锡志节不渝,想得最多的是要为自己的政治盟友王叔文恢复名誉,更敢接受历史的评判。他是要通过写“自传”的形式,再次表明自己的政见。这是他临终前的肺腑之言。
刘禹锡在生命最后时刻写下的《自传》,是他的绝笔。《自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永贞革新”核心人物王叔文的评价,以及刘禹锡本人与王叔文的关系。“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惟东平吕温、陇西李景俭、河东柳宗元以为信然。三子者皆与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子刘子自传》)刘禹锡在这里借王猛高度赞扬因“永贞革新”而惨遭杀害的王叔文,认为他善于谈论治国的道理,能以理服人。“永贞革新”时所采取的措施,人们一般都认为是无可非议的。这就理直气壮地为顺宗朝的政治革新作出公正评价,以澄清宪宗朝强加在革新派头上的不实之词。宪宗在《贬王伾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参军制》中宣布“二王”罪状:“漏泄密令,张皇威福,畜奸冒进,黩货彰闻。”在《贬韦执谊崖州司马制》中宣布宰相罪状:“官由党进,政以贿成。”这些罪状皆为架空之词。《顺宗实录》更加重对革新派的攻击,如“即谋兵权,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惧,不测其所为”,“谋夺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等,危言耸听,诬革新派为叛逆。刘禹锡在《自传》中用“人不以为当非”6字,反击一切诬蔑,驳斥新权贵们对革新派的诽谤攻击。
元和八年(813),韩愈被朝廷安排编撰《顺宗实录》。韩愈在《顺宗实录》中,对王叔文及刘、柳等人作出“欲侥幸而速进”的负面评价。革新派人士被冠以“党争”之名远贬蛮荒,当然令刘禹锡悲愤莫名。刘禹锡《自传》总结自己的一生,对自己的不幸遭遇没有哀鸣,对自己的一生没有忏悔,而是对自己作出这样的评价:“不夭下贱,天之棋兮;重屯累厄,数之奇兮。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寝于北牖,尽所期兮。葬近大墓,如生时兮。魂无不之,庸讵知兮!”(《子刘子自传》)
刘禹锡屡遭贬谪,受到别有用心的诋毁。世事沧桑,他希望后人能够理解他,当年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升迁而参与“永贞革新”的。他为自己没有能够充分发挥政治才干感到遗憾,为自己在立身行事方面问心无愧感到骄傲,表明自己一生清白,坚持理想的信念和刚强轩昂的性格始终未变。综观刘禹锡的人生经历和政治抱负,除“永贞革新”外,中唐社会没有给他提供更多施展政治才华的机会和舞台。他本已窘迫的生存空间笼罩着凄黯,贬居荒蛮20多年,一次次的希望,一次次的失望,以及随之而来的一次次的打击迫害,他始终未向命运低头,只能在《自传》中作无奈的辩白,显示出一个正直文士的铮铮骨气,有着“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庄子·逍遥游》)的坚韧意志。
刘禹锡在贬谪期间,曾用诗文暗示“顺宗内禅”的内幕,毕竟有所顾忌,直至临终前病中写的《自传》才大胆和盘托出,为他早年参与的“永贞革新”作最后的辩护,表明他至死不渝的志节。《自传》说:“太上久寝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对。宫掖事秘,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这是告诉后世,“内禅”并不是宰相韦执谊等人的主意,用事者王伾、王叔文也早被隔绝,全是贵臣俱文珍一派宦官们操纵的。“建桓立顺”的典故,出自《后汉书·宦者列传》。东汉顺、桓二帝之立,都经过两派斗争。立顺帝的孙程一派杀江京等,阎太后被囚禁而死。立桓帝的曹腾、梁冀一派杀李固等。刘禹锡用“建桓立顺”的典故告诉后人,宪宗之立,也经过了李忠言、牛昭容一派与俱文珍一派的斗争。宪宗上台后,李忠言、牛昭宗不再见于史书,其命运不比东汉的江京、阎太后好;而王伾、王叔文之死,也与东汉的李固等惨遭梁冀诬害相似。特别是史书记载梁冀“令左右进鸩”(《后汉书·梁冀传》),质帝被毒死,在这里暗示顺宗死于非命。“官掖事秘”四字,指斥俱文珍一派操纵“顺宗内禅”的罪恶,揭露宦官勾结藩镇发动宫廷政变的阴谋诡计。刘禹锡将久埋心中的话语公诸于世,让后人去评说。
刘禹锡在即将走完人生71岁生命历程的时候,回顾“永贞革新”与自己的人生遭际,他的心胸变得更加坦荡。刘禹锡一生正道直行,“忧国不谋身”(《学阮公体三首》之三),但却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大半生“落魄不自聊”(《全唐诗·刘禹锡传》)。按照刘禹锡的才气与能力,他的仕途并不成功。刘禹锡朋友遍天下,横跨牛李两党,坐拥这样的人脉关系,怎么会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近40年间都一直未被朝廷重用?刘禹锡终生都不放弃对“永贞革新”的肯定,可能是个中深层原因。安邦治国的大志不能得以实现,卓异不凡的治世良策不能见用于世,然而刘禹锡建立功名事业的雄心,忠于革新事业的理想信念却至死没有泯灭。当然,他在被贬地方官任上也政绩颇著,但总觉得自己的政治才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自传》最后以一曲“天与所长,不使施兮”(《子刘子自传》)的悲歌,结束坎坷而倔强的一生。
《子刘子自传》收笔后,刘禹锡于会昌二年(842)秋天病故于洛阳,终年71岁。他卒后,被朝廷追赠为户部尚书,葬于荥阳檀山刘氏家族墓地。他的挚友白居易悲痛欲绝,长歌当哭,写《哭刘尚书梦得二首》:“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同贫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曹公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仲尼云:后世知丘者春秋。又云:春秋之旨微而婉也。)贤豪虽殁精灵在,应与微之地下游。”(其一)“今日哭君吾道孤,寝门泪满白髭须。不知箭折弓何用,兼恐唇亡齿亦枯。窅窅穷泉埋宝玉,骎骎落景挂桑榆。夜台暮齿期非远,但问前头相见无?”(其二)在挽诗中,白居易将自己与刘禹锡比作弓与箭、唇与齿的关系,并用“贤豪”来评价刘禹锡,可谓公允之论。
刘梦得千古,梦得诗文亦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