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邀加盟《新青年》

有关1916年秋天刘半农的行踪过去有几种说法:
1916年秋,上海中华书局发生财政危机,刘半农主动辞去了该书局的编辑工作,并一度在上海实业学校和中华铁路学校教书,时约半年。^①
秋,在中学任教。^②
1916年秋天,中华书局发生财政危机,刘半农辞去编辑,搬到上海铜仁路明厚里一号(今延安中路上海展览馆前),任上海实业学校和中华铁路学校教员。
上海实业学校原名南洋公学,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中华铁路学校1915年由余明德等在新问路创办,为上海第一所职业学校。刘半农的小女婿,刘育敦女士的丈夫归绍升先生半个世纪后任交通大学电子通信学教授,两人虽不同时,却有在同校教书的契合机缘。
刘半农一周18课时,常常上一节课讲“子曰诗云”,下一节课讲“ABCD”。
一段时间劳累下来,刘半农叫苦连天。除教书一周占18点钟外,刘半农还要在课余写小说,搞翻译,跑报馆,挣点稿费。这个年头,文字并不好卖,一五一十地花了时间,说不定碰上一个编辑,高架着二郎腿,轻飘飘地说:“臭! 不用!”
……
秋天的一个夜晚,刘半农因工作劳累,脑筋疼痛,出门散心。
他忍着头痛,流着黄汗,来到新世界。不料回去时,误了三等电车。他只得多费几个铜生司,坐了一辆黄包车回家。上车后,刘半农突然放松了,精神一下子畅快起来,头也不痛了。他想,自己这个穷措大,平日苦得什么似的,今日居然也能寻寻快乐。这一辆黄包车,别说外国人的汽车比不上,便是袁皇帝60万的御座,也不及其万分之一呢!
多花了几个铜生司,却尝到了额外的甜头!^①
上述说法都表明2016年秋天刘半农在上海教书。长春师范学院教授郭长海,前后花30年的时间,查阅了大量报刊资料,搜集到一批刘半农的散佚文学作品,包括3篇游记《张家口赐儿山游记》《玉泉山游记》和《卧佛寺游记》。其中,《卧佛寺游记》在鲍晶编《刘半农研究资料》的《著译年表》中有条目,下面标明:“载1917年2月12、20日上海《时事新报》‘报余丛载’,署名半农。”^②文章本身则在刘半农现存所有的文集中都没有看到。郭长海找到了原文,收入他的著作《刘半农前期研究》时,文后标注“《时事新报》1917年2月12日”,没有“20”^①。
《张家口赐儿山游记》发表在1916年10月14日的《大公报》上。文章一开头就写明自己是“民国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到京。于九月二十三日八时半在西直门外,乘京张火车,过清华园、清河、沙河、昌平县……”去张家口。在车上“凭窗左右望”,沿途景色令他目不暇接,于是笔下出现了一大段精彩纷呈的景色描写。过居庸关、八达岭时,他既感叹秦始皇耗费民脂民膏以人民生命为代价所建长城,无补于“时艰”,又赞扬詹天佑于此险要处首创铁道之功。他还写了在张家口住在何处,游了何处,特别是承赵君东湖、王君重华盛意,雇驴车游了口西赐儿山。游程写得很具体,所见所感所遇所饮无一不录,却又妙趣横生。下山、抵达市区、到居所、用晚膳、就寝、次日(25日)起身、赴车站、开车、平安抵京,几点几分都一一写出。^②
《玉泉山游记》发表在1916年10月26日的《时报》上。文中写明他到北京,早就听说了玉泉山的大名,几次想去游玩,“以碌碌未得暇,且无伴侣,遂中辍焉。迨至民国五年十月十五日,忽奉老友赵公遨游玉泉山之约,遂欣然诺”。他从清华园出发,经过圆明园、颐和园,直达青龙桥镇,下车入室,饮茶小憩,吃了烧呆儿(风味煮鸡蛋)十枚,又找到地方买了大饼和梨做午餐,改乘小驴,走不到三里就到了。一张门票半元,两个人花了一元,验过票须得收好,玩毕出门再验一次,万一不小心弄丢了,作偷游此山论,还得再补票。跟上文一样,进园后移步换景,每景详述,尤爱玉泉池水清澈异常,忍不住坐在泉边石上,以手掬起山泉水,盥洗面目、漱口、涤齿,“实以沁我心脾者多矣”。语言精妙,引人入胜,且夹叙夹议,有感必发。特别是写登塔后,“不免足酸气喘,似乎不及青年人步履也”。25岁的人,就把自己排除在“青年人”之外了,让人忍俊不禁。不过他还挺高兴的,觉得自己来的是时候,“再过十年,果真没有登塔之资格矣”。他不由地感慨:“噫! 人生岁月,能有几何? 及时行乐,焉能不早。视彼醉卧温柔乡里,欢娱歌舞场中,任凭光阴错过,焉知此中真山真水之信趣耶!”不愧是文人,玩个山也感想多多。他们循山脊徐行,渐达殿宇,服务人员招呼饮茶,说此地为“紫气东来”,每逢重阳节,慈禧太后登高,必到此,为御膳之地。庚子之变,意国军队驻在此山,一切毁坏之处,从未修理。他大为愤慨:“噫! 大好园林,毁于外人,伊谁之咎也。”下得山来,又见一泉出山,潺潺有声,流入水沟,足供居民使用。到了大门口,他还没游够,不愿出去,再复游。见一汽水公司,进去参观,喝了汽水,觉得此是吾国人生财之道之一。五点钟,两人商量回去。出得园门,无驴又无车,只好步行。走了三里,到了青龙桥,才雇到驴到西苑。进了一家清真饭馆,要了炒羊肝、烩羊肚、羊肉汤,就着半斤老白干,酒尽又吃了羊肉饺子十只、丝儿饼四枚。出饭馆时已是万家灯火,匆匆乘车回家。游愿已偿,而游兴未阑,拿起笔来写这篇游记,觉得能给以后游此山的人作导游线索。^①
《卧佛寺游记》是11月20日游北京西山卧佛寺所记,游伴仍然是赵先生。路线基本与上文一致,到了青龙桥镇,饮食茶点小憩片刻,雇驴进山,论定往返费用8吊800文。西风大作,寒气逼人,他俩迎风前行,不屈不挠。他们游得很细致,寺庙的外观、内景、佛像、园林都一一看遍,连庙里给香客的住所、菜窖、菜地都饶有兴致地细看。然后沿着盘山道向上爬,爬了过半,共坐石头休息,分食太牢(牛羊猪之类的供品)。此时天已过午,正可借此充饥。参观完下山,到了僧人的接待室,饮茶洗脸,将带来的馒头茶食分而食之,以充午餐。没坐多久,付了一点茶资,告辞而返。那两头驴最具灵性,能知往返,来的时候走得慢慢腾腾,回去时跑得飞快,根本用不着鞭策。路过离卧佛寺约三里的王府镇,有天义酱园,停驴买了些酱菜。到了青龙桥镇,下驴步行二里至西园镇,再雇皮车回到住处,才六点半。晚餐时,用酱菜下酒,其味咸而甜,鲜而脆,清喉爽口,无以喻之,称为佳品,果然名不虚传。吃完饭,赵公畅论游兴,淋漓尽致,不禁诗兴大发,遂吟成两首诗。后有高、苏二公来问玩得如何,偶读赵诗,亦大发诗兴,各步原韵和诗两首。作者觉得三位先生的诗慷慨激昂的,将卧佛神情都尽现出来,想要再找点别的角度来写,太难了,但自己又不能不助诸位雅兴,以志欢乐,遂胡编两首,仍然是步赵公原韵与之相和。四个人八首诗,都录在文后。文章最后还说:“时在民国五年冬月。游兴既如此之高,诗兴又如此之浓,爰不假词藻,据事直书……”^①
三篇散文中的时间概念都非常清楚。刘半农自幼养成记日记的习惯,此三文很可能同时也是他的日记,或者是在日记的基础上铺衍而成。从三文可知,刘半农是1916年8月28日到达北京的,到了11月底还没有离开的意思。他在家里急需钱来还债、供养妻子和弟弟、妻子又怀孕即将生产(刘小蕙是9月30日出生的)的情况下,到北京待了那么长时间,是干什么去的呢? 郭长海的解释是工作,是屠元博介绍刘半农到交通部下属的北京铁路职业学校去教书。刘半农到了北京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个学校,没有校舍,没有教室,没有学生,没有老师,也没有校长。只有一位姓赵的朋友接待了他,吃没得吃,住没得住,弄得刘半农哭笑不得”^②。
郭长海书中并没有交代,刘半农的这段教书经历出自何处,是推测出来的呢,还是有什么记载? 他只引了刘半农自己的一句话来印证:“那一年秋天,我做了教书先生了……”这里引用有误,刘半农在《应用文之教授》(1917年11月)中的原话是:“去年秋季,我又做了教书先生了。”^③这句话只能说明1916年秋天刘半农是在教书,而由三篇散文看,他整个秋天都在北京。他在上引那句话后面还说当时自己所教学生将来大部分都不是要做文学家的,于是便借这次教书的机会,做了教授应用文的试验,这与铁路职业学校的性质也合得上。但是,按照郭长海的描述,刘半农8月28日到达的时候,这个学校还没有校舍,没有教室,没有学生,没有老师,也没有校长,还没吃的没住的,只有赵姓朋友带着他逛了近处逛远处。这种状况下,他如何教书? 又如何谋生? 假如职业不定,没有收入,食宿都成问题,他怎么会有心情四处游逛并写游记?从三篇游记可见,他出游的吃、住、行都很俭省,可总要花点钱坐车、雇驴、吃点心、买门票、带午餐、付茶资、下馆子等等。而且他的心情很好,很悠闲,看什么都兴致勃勃,连寺院菜窖里存放哪些菜都琢磨一番,不像工作、生活没着落的样子。
1916年秋天,不论刘半农是在北京或者上海,他的人生中都发生了一件大事,甚至影响了他以后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他的文章在10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从第2卷(1916年)开始改名《新青年》。刘半农本来就已经对上海的文化现状十分不满,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白沙的《孔子平议》,李大钊的《青春》等一系列文章,让刘半农如获至宝。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陈独秀,两人畅谈许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陈独秀非常欣赏这位年轻人,热情地向他组稿。
于是,《新青年》从第2卷第2期开始,每期都有刘半农的译作。这些译作以《灵霞馆笔记》为总题,内容是介绍国外先进思想。如在第2卷第2期上《爱尔兰爱国诗人》一文,不仅材料新,观点激进,文中的引诗尤为引人注目,宣扬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自由主义和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这篇文章,既是他加盟《新青年》的开端,也是他杂文写作的起点。此后,他连续发表了《欧洲花园》《拜伦遗事》《阿尔萨斯之重光》《缝衣曲》《马丹撒喇倍儿那》。这些作品,有的张国威、树荣名,有的眷怀祖国、收复失地,有的抒发游历世界之胸怀,有的赞誉妇女自强自立,其民主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国人倡导革命、启迪民智,都起过一定的启蒙作用和教育作用。尤其是他在《阿尔萨斯之重光》中翻译的那首资产阶级革命战歌《马赛曲》,“我国民,秣而马,厉而兵,整而行伍,冒死进行;沥彼秽血以为粪,用助吾耕”,更是以昂扬的革命精神、激越的笔调,让中国人听到了向封建势力宣战的进军号,不知激励过多少人。这些虽非刘半农个人的创作,但仍然显示了他非凡的才情和常人难以企及的开拓精神。周作人就极为佩服。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说:“《灵霞馆笔记》的资料,原是些极为普通的东西,但经过他的安排组织,却成为很可诵读的散文,当时就很佩服他的聪明才力。”^①
1916年底,刘半农应陈独秀之请,校阅苏曼殊的短篇小说《碎簪记》,与苏曼殊见过一面,通过三封信。苏曼殊在12月10日署名“昙鸾”的给刘半农的回信中,说“尊撰灵秀罕俦”,是称赞刘半农的译作《爱尔兰爱国诗人》灵秀无人能比。1918年,苏曼殊去世,刘半农写《悼曼殊》一诗,发表在《新青年》第5卷6期上。1933年,刘半农携女儿小蕙游西湖,想凭吊苏曼殊墓,可惜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