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丽萍的烦恼》谈延安文学的“小资”话语

莫耶发表于1942年的小说《丽萍的烦恼》无疑是莫耶创作历程的重要作品,也是其一生命运的重要转折点。这篇作品经历了起初的赞扬、争鸣之后,随着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开始,逐渐受到批判,被认为“它是一篇含有小资产阶级偏见和歪曲现实的作品”,“是晋西北学风文风中的一股阴风”,以致被定性为“反党小说”,给作者一生带来无尽的烦恼。“小资产阶级”是延安文艺界文艺批评的最常用话语,这种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批评话语,对作者本人和中国现代文论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小资”话语的嬗变与内涵
“小资产阶级”及其相关语汇,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评说延安文艺和整个文艺问题时,最常用的一种表述,如小布尔乔亚、小资产阶级作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情调、小资产阶级出身、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小资产阶级文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文学,等等,它们都是“小资产阶级”这个基本词根的衍生词。这里姑且统称为“小资”话语。“小资产阶级”一词最初是从英语“Pettybourgeoi-sie”翻译而来的,德国汉学家李博指出,英语的“小资”一词“无论是日语还是汉语的翻译都是借译”,即在Bourgeoisie的翻译形式前面加上了汉语语素“小”。中国对“小资产阶级”的认识与接受主要源自20世纪20年代陈望道从英文版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其中将Petty bourgeoisie译为“小资本家”或“小资本阶级”,以此来应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下列表述:“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1]马克思认为,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在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之外,还存在处于中间地位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业主)。伴随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这一处于中间的“小资产阶级”将会因社会的两极分化而消失,绝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将会沦为无产者。也就是说,“小资产阶级”只是一个过渡阶层而已,而不是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那样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阶级。尽管如此,由于它的经济地位使然,它在本质上是具有两重性的,它经常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小资产者作为私有者,它倾向于同资产阶级妥协;但因遭受剥削,它便倾向于无产阶级。所以,“小资产阶级”的政治选择和革命态度也会因经济地位的变化不定而极不稳定,随具体的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他们既可以成为革命的后备力量,也可以成为反革命的后备力量。可见,“小资产阶级”最初只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指占有资产的多少;进而演化为一个政治学的范畴,主要指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这样的定性,并不涉及这个阶层的品性、修养、情趣、理想追求等人生哲学内容。但是,一旦将“小资产阶级”作为定语置放在“知识分子”之前而直接称述知识分子时,“小资产阶级”的定义立即产生了远超经济与政治的魔力,转化成为一个文化与美学的范畴,体现了人的品性、修养、情趣与人生理想。就是说,“小资产阶级”的界定不仅是指资产的多少、政治上的进步与落后,同时也指一种不健全的品性、不合适的修养、不健康的情趣和不够积极的人生态度与理想,由此再来讨论它与整个现代文学发展的关系时,自然就会否定它的正面性与积极影响。^[2]
把“小资产阶级”与作家、文学和文艺倾向联系在一起,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大致地说来,在左联前后的时期,“小资”主要传达了以下几种意思:(1) 文艺作家归属于“小资”行列,具有“小资”的特性;(2)“小资”思想感情的核心主要是个人主义,还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等;(3) 批判“小资”作家,要求他们进行思想和创作的“转变”: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智识阶层) 必须“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4) 作家思想和创作需要转变,除了作家的“小资”特性的内因外,主要“外因”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形势要求和欧洲文艺思潮的演变趋势;(5) 批评否定小资产阶级文学、资产阶级文学倾向,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为文艺的文艺、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至上主义、艺术超社会生活、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自我表现等“资产阶级性质”的文艺倾向或创作主张都进行批评。
二、王实味批判风潮中的“小资”话语
延安文坛的“小资”话语使用率猛然剧增,是从1942年3月批判王实味风潮时开始的。“王实味事件”直接影响到延安整风运动以及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变化、文艺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它对延安当时以及此后的文人和其他类知识分子的思想、心理、情感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显、隐影响。王实味因其个人的成长经历和生活感受,对“社会”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他把社会笼统地概括为“黑暗”,而且这种看法一以贯之。像王实味这种强烈痛恨社会黑暗的思想情绪,作品人物和“社会”处于激烈对峙状态的表述,是贯穿20世纪20年代文坛的一种主调,尤其是青年作家早期的作品,如郭沫若《女神》的“宇宙呀宇宙,我要把你诅咒”、郁达夫仇恨“金钱”社会、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我恨死了北京”、白薇《打出幽灵塔》中的“人类的世界,全是肮脏,全是黑暗的”。鲁迅更是一直在“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3]但是,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被认为刻绘了“黑暗丑恶病态”的延安,“把 ‘自己的阵营’ 画成已经同流合污,画成黑暗,画成阴森可怕”。^[4]两篇短短的文章,“足足写了几十个‘肮脏’ ‘黑暗’,随处散布着灰色的字句……对于延安,则更找尽了一切不好的形容词:‘寂寞’ ‘单调’ ‘枯燥’ ‘污秽’ ‘丑恶’ ‘包脓裹血’ ‘冷淡’ ‘漠不关心’ ‘升平气象’ ‘自私自利’,甚而至于 ‘陷于疯狂’,把作为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延安,写成了 ‘人间地狱’”。^[5]
1942年3月到12月,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陆续发表批判王实味的文章达二十余篇。其中言辞最激烈的还被冠以相关“政治”的问题:托派政治、托派思想、反党、反革命、反无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等 (如陈伯达的《关于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座谈会上的发言》、丁玲的《文艺界对于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张如心的《彻底粉碎王实味的托派理论及其反党活动》、艾青《现实不容歪曲》等等)。而这些批判文章给王实味扣得最多的帽子则是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几乎每篇文章都与“小资”挂了边,或者是把“小资”与托派思想等“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或者是谈与“小资”相关的问题。有的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谈王实味的“小资”性,但也从王实味引申开去说“小资”,如小资产阶级本性、人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意识等。据研究,最早将王实味与“小资产阶级”联系起来是毛泽东。1942年4月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登载了“在本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顿三风要利用报纸”的消息,指出:整顿三风,有人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也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我们应该拒绝”。这其实是未点名地批评王实味。在众多批判文章中,范文澜的《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用大段篇幅勾指王实味的“小资”性:王实味因为有“顽强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所以从他的言语行动中实际上处处表现反党的动机”。“王实味同志是一个共产党员,可是他的思想意识却集合了小资产阶级一切劣根性之大成。所有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个人自私自利主义、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流氓无产阶级与破产农民的破坏性、小气病、急性病等等劣根性,王实味同志意识中各色俱全,应有尽有,不折不扣”。^[6]王实味自觉认识社会的“个人一自我”意识、民主平等、人道温情等某些有价值的“五四”观念,被混杂在无所不包的“小资产阶级”批判中被解构,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逮捕,1948年7月被秘密处决。批判王实味的整个过程和结果,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心理、情绪,是一面巨大的摇晃着的镜子,是深深轧过他们自己身体的覆车之辙。王实味固守自我的个性、行为及其结局,是所有文艺人触目惊心的一个警示;王实味所曾表达过的文学观念,文人们也需要进行调整,这里必然包含着被概括成“小资”的诸种文学思想。
三、毛泽东《讲话》中的“小资”话语
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所发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 里,文艺作家全部被囊括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讲话》里“文艺家”,有时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作为含义对等的概念,互相替换着使用。也就是说,“文艺作家”的内涵大体等于或者从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内涵。
在《讲话》中,毛泽东首先指明了“阶级性”与“人性”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这样一来,“人性”无不带有阶级色彩,而“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概莫能外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毛泽东以阶级斗争理论中的“二分法”区分了不同阶级和阵营,抑“小资产阶级”而扬“工农兵”,并正告延安作家:“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讲话》批评了延安当时的文艺状况,指出: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小资产阶级的缺点也加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工农兵,而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这些同志的屁股是坐在小资产阶级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讲话》一方面着重阐释“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意义:“在文艺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与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工农兵。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另一方面,又特别突出小资产阶级与共产党的对立: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讲话》结尾,毛泽东再次阐述“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等问题,给了“小资产阶级”以严厉的当头棒喝: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 (指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大喝一声,说:“‘同志’ 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7]
四、延安文学批评中的“小资”话语
用“小资”语汇进行文学批评,或者围绕着“小资”相关的问题来进行文学批评,1942年以前在延安并不太多,也能够听到对“小资”不同的评论声音。但是,1942年以后文学批评里的“小资”已基本变成贬义。在《讲话》里,虽然毛泽东没有对“小资”及其相关语汇进行详细的辨析,但是,在当时的延安报刊上,却充溢着关于“小资”的种种论说,它们按其需要,接受、延伸并改造了左翼时期对“小资”问题的观念,把它作为无产阶级组织、思想、文学的对立面而出现。正因为如此理解“小资”问题,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目标被当做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以《讲话》为核心的文艺话语成为评判、指导解放区文学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因此,在对“小资”的评价问题上,延安时期比革命文学时期更具有“政策”和理论依据,“小资”也变成重要的权衡标准和褒贬尺度。凡是涉及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凡是较多地渲染表现情感而富有抒情性的作品,都可能与“小资”有关。延安有大量的作品被列入“小资”行列遭到批评:丁玲的《在医院中》、何其芳的《叹息三首》等诗作、延安“鲁艺”创办的《草叶》杂志上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女作家莫耶的短篇小说《丽萍的烦恼》、方纪的《意识以外》和《纺车的力量》、丁克辛的《春夜》等,都主要以“小资”为理由,如“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宣扬个人主义”、“倡导不健康的或落后的情绪”、“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歪曲了劳动阶级的人物”、弱化了《讲话》提出的“无产阶级”美学的“进步”精神与革命特质等等,受到指责。还有些批评文章,虽然没有用“小资”语汇,但针对的问题却是与此相关的,如金灿然《论忘我的境界》谈个人利益与民族阶级利益的关系,^[8]杨思仲《关于题材问题的一理解》批评延安文艺界写知识分子自身的作品太多,^[9]冯牧《关于写熟悉题材一解》说,“写熟悉的题材”被文人们错误地解释为“写自己的生活、思想和感情”,表现在创作上,全然是作者自己“独有的柔和的语调,低声悠闲地谈说自己、自己的多感心情、自己的琐碎生活、自己的快乐和忧愁”。^[10]在批评家的反复运作下,“阶级”成为批评实践中的霸权词汇,它代替意识形态执行着对文艺界和思想界重新编码的政治功能。
莫耶的小说《丽萍的烦恼》描写的是知识女性丽萍与军人丈夫在精神和思想观念上的冲突,现在看来,最多只能算是一篇争议小说,当时却成了“反党小说”。作者写作的初衷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婚姻问题,“企图写一个像凑合了许多我熟悉的同是小资产阶级女性的特点,企图写一个像 ‘丽萍’ 这样的女性的锻炼过程片断:她因受不了艰苦生活的磨炼,工作的高不成低不就,交友的不自由,与丈夫性情、志趣、习惯的合不来,孩子的麻烦等各种问题使她彷徨苦恼,革命意识和自尊心推动着她前进,而各种落后的意识又拉着她后退,结果因为她所处的是最进步的环境,周围最大多数人的努力工作,积极向上的态度刺激了她,她终于在阻碍她进步的外部因素和自己的落后意识中挣扎苦斗,想法来拔出自己。”
可是,这样一篇婚恋小说或称问题小说却引起极大的争议,对《丽萍的烦恼》单纯的文学批评与争鸣逐渐上升为政治问题。特别是1942年7月7日正值卢沟桥事变爆发五周年纪念日,晋绥地区党报《抗战日报》发表的沈毅的《与莫耶同志谈创作思想问题》这篇文章,是对一段时间以来对《丽萍的烦恼》引发的争鸣的盖棺定性。作者在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它是一篇含有小资产阶级偏见和歪曲现实的作品”,“现在,这篇文章,已不是莫耶同志个人观念问题,它在社会上流行所发生的影响,只能说是晋西北学风文风中的一股阴风,因此有加以分析研究与批判之必要”。“总的来讲,在《丽萍的烦恼》中,贯穿着两个错误思想:作者一面力说着小资产阶级恋爱观的个性主义,一面对革命队伍中的老干部和女同志抱着错误的偏见”,“作者以为女同志和老干部结婚的结局,只能在抗战胜利后,拿出几个孩子来展览成绩,并以阿黄做了榜样。同时认为女同志与老干部结婚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作祟,而堕落的契机也在这里”。在批评者看来,莫耶犯写作错误的原因在于她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往往把一切事情,想得很美满,特别对革命方面,存在着一些神秘观念,以为既是革命的人,自然要和别人两样,要达到完满境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把自己的思想陷入很狭隘的圈子里面,以为他人皆浊,唯我独清。莫耶同志把问题看成孤立和发生思想的偏激,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偏见。”^[11]这种“小资”标签一直伴随着莫耶,使她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
五、“小资”批评话语下的自我救赎
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有许多同志,因为他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遵照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延安文艺界迅速行动起来,开展了整风运动。整风中的“小资”话语对生活在延安语境中的文人、对文艺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文人们纷纷出来“洗澡”,表达“回头是岸”的反省,并通过亲身“下乡”的社会实践,对自己进行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走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作家们谈自己对“小资”思想的认识和准备进行思想改造的文章。丁玲在整风运动中,写了两本学习心得《脱胎换骨》和《洗心革面》,还在《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一文中谈论自己的收获:“首先我想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他们 (指工农兵—引注),而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拨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要谦虚地学习他们的语言、生活习惯。”何其芳在《改造自己,改造艺术》中谈到自己的转变,整风以后,猛然醒悟,“才知道自己原来像那种外国神话里半人半马的怪物,虽说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队伍,还有一半或一多半是小资产阶级”,为了彻底皈依,为了进化为真正的党的人,他下定决心,努力改造。按照整风要求,对自己的思想行为进行了彻底清算、政治思想改造和革命纯化。对他来说,写诗固然重要,但是,“……有许多比写诗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而其中首要的是从一些具体问题与具体工作中去学习理论,检讨与改造自己”。周立波在《思想、生活和形式》文中,不无反思地写道:“我们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身子参加了革命,心还留在自己阶级的趣味里,不习惯,有时也不愿意习惯工农的革命的面貌。”同时,还受了“资产阶级上升期的文艺的影响”,“歌唱个性自由”,“标榜为艺术而艺术”。因此,“对于我们,思想的改造,立场的确定是最要紧的事”,“不站稳立场,甚至于失掉立场”,“是自由主义的表现”,“思想改造了,就是写工农以外的人们的生活,对于革命,也有益处”。针对自己在鲁艺讲授《名著选读》中注重外国文艺的形式而选读中国的东西少的问题,他检讨道:“我们小资产阶级者,常常容易为异国情调所迷误,看不起土香土色的东西。”他还说,外国文学的长处要学,例如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但是“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和 ‘意识之流’ 等等,是要不得的”。舒群在思想杂谈《必须改造自己》写道:“在文艺座谈会以后,我们才比较认识到另一个道理,到底什么叫作 ‘面向工农兵’。”“当我们从 ‘亭子间’ 来到工农群众中间,面临新的人物新的事件的时候,真好像从另一个星球掉在地球上来似的。这新的人物,新的事件,我们从前既不熟悉,今天又没有很好地去了解,以致就无从表现。写是写了,不是没写好,就是写歪了。这 ‘没写好’ 和 ‘写歪了’,不仅说明了我们不熟悉这些人和这些事,而且说明了我们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需要改造,改造我们的思想,改造我们的生活,改造我们的语言。”莫耶也表示要重新“改造世界观”,“‘讲话’ 的精神犹如大海上的灯塔,给我们拨正了航向,引出了迷途。我和一些同志才认识到自己对毛主席的教诲并没有真正地领会,积极工作,努力写作,并不等于世界观改造了。”就这样,延安的大多数文人从不同的路径走到同一条轨道,即从当时被概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情感及其文学创作之路”转变到当时人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思想情感与文学创作轨道”。“思想改造”后的延安文人,发现他们原来的精神优势无影无踪,他们由“启蒙者”变成了“受教育者”,特别是变成了失语者,他们的词汇、语法、言说风格连同背后的价值观统统失效瓦解,最后只好选择搁笔或转换写作方向。何其芳说自己从1942年以后就没有再写诗;莫耶在受批判后转向创作部队英雄事迹,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她都受到没完没了的批判。
就这样,在延安“小资”批评话语下,“五四时代所张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文学作为社会批判的启蒙工具等思想观念,被包裹混杂在 ‘小资’ 话语中受到摒弃,或被进行了 ‘无产阶级化’ 的改造;五四时代部分文人所曾热情译介的唯美主义、浪漫主义、象征派、意象派等西方现代派艺术倾向和艺术技法也被归类到 ‘小资’ 话语中受到质疑和驱赶。”^[3]而“延安文人”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同义词,由中性变成贬义,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之间构成了明显的对立局势,存在着“不干净者——最干净者”“忏悔者——教导者”“学生——老师”等多重褒贬扬抑关系。对于执政的中共而言,整风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自大量文化人涌入一直困扰延安的知识分子问题,终于以丁玲们的“忏悔”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