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贝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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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栏目：莫耶传
1942年初,莫耶发表的小说《丽萍的烦恼》掀起了轩然大波,给作者带来了终身的烦恼,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历史发展到今天,如果不是专门的研究者,当年的延安文学作家及其作品已少有人问津,更对这场政治风波恍如隔世。回头透视《丽萍的烦恼》,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红色作家的坎坷一生,更让我们感受到在“绝对正确”的革命背景下,以革命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延安文学的政治话语权。这不仅仅是为了缅怀莫耶,更给予我们许多的启示。
一、女性问题的困扰与启蒙思想的回归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任何作品的面世都有深刻的现实土壤。如果说,《延安颂》是莫耶满怀激情初到延安而献给革命圣地的一曲心灵之歌,表达的是千百万革命人民向往延安、热爱延安的真挚感情;那么,小说《丽萍的烦恼》则是莫耶在延安经过多年的历练之后,针对延安女性青年的感情和婚姻问题,而借着“五四”启蒙思想的回归创作的一篇“问题小说”,同样表达是热爱延安的感情。
1937年1月,中共进驻陕北延安后,制定了一系列宽松的文艺政策,延安成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向往之地。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在民族危难之际,逐步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共合法地位得到承认。广大进步青年为中共坚决抗战所吸引,纷纷突破国民党的阻挠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37年年初,这种风潮开始蔓延,对于年轻的知识分子而言,去延安是最时髦和最时尚的选择。1941年皖南事变后,因国民党封锁,风潮才冷却下来。根据1943年12月底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言,初中以上71% (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1]279而这4万人中,女性接近一半。而当时的延安,男女比例严重失调,1938年延安的男女比例为30:1,1941年为18:1,1944年为8:1。虽然女性人数在不断增长,男众女寡现象的依然严重,女性知识青年成为许多男同志革命生活之余的聚焦点。这些,我们从众多亲历者对延安的回忆中可以清晰地发现。原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黄华的夫人何理良回忆道:“在延安,男女比例实在太悬殊,大概是十比一,男同志对女同志十分感兴趣”。[2]亲历亲闻这些情况的丁玲,在《三八节有感》这样形象地描述:“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3]
女性的感情和婚姻问题也是延安文人比较关注的一个议题。围绕如何看待文化程度不高,但立下赫赫战功的革命干部,以什么作为择偶的标准等话题,各种议论悄然展开。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用文艺语言揭示:“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 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 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因此,感情矛盾与纠纷也屡见不鲜。将感情问题上升为极端矛盾的典型例子,则莫过1937年震惊中共中央、在延安产生巨大轰动的“黄克功事件”。曾立下赫赫战功的黄克功,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感情问题,枪杀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最后被处以极刑。因此,莫耶的小说《丽萍的烦恼》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的。当被“某同志”指责为“无的放矢”时,莫耶曾据理力争:“首先,为着说明我那篇《丽萍的烦恼》并非 ‘无的放矢的东西’,我想简略地谈这件材料的酝酿经过——从一九三九年起,我们部队中的女同志逐渐多起来,婚姻问题便成为日常生活中引起大家注意的事,于是我便注意观察着这些人物,与她们亲切地过往着,直接间接地听取了她们自己说的与别人说的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事件,例如谁又在进攻谁啦,谁快结婚啦,谁结婚以后怎么不痛快啦,谁又要离婚啦之类……”[4]
另一方面,“由于对从事文化建设,以及管理文化及其主体知识分子缺乏经验,更由于对文化人突然大量涌来缺乏思想准备,党显得很被动,除了对文化人示以欢迎和友善之外,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深思熟虑的理论、政策做指导”。[5]因此,在延安整风和文艺座谈会之前,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一直维持在一种表面温馨而实际上颇多苦涩滋味的状态之中。由于来延安的文人成分复杂,“这些由叛逆者、逃亡者和追求者构成的延安文人,在这个充满梦想的 ‘天国’ 里,享受着中国共产党战时实施的供给制所给予的物质和生活保障,且他们可以率性而为,自由结社,自由创作。”[6]短暂的蜜月之后,1940年到1942年春天,在延安形成了一股带有强烈启蒙意识、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和干预现实生活的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农兵文学思潮迥异的文学思潮。艺术家们操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话语,用“体制”外的眼光发掘和批判延安肌体的病毒。
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被后来的文学批评者称之为“小资产阶级幼稚病”。其发端为1942年2月张谔、华君武、蔡若虹三画家举办的以延安政治生活为内容的讽刺画展。受这股文艺思潮的影响,1942年3月,“一直极为审慎的”《解放日报》文艺专栏“设法改正”,“愿意使《文艺》减少些持重的态度,而稍具泼辣之风……征求对社会、对文艺本身加以批判的短作”。[7]很快,《解放日报》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重头文章,引发了延安文坛的“地震”。与此同时,时任晋西文协常务理事的莫耶,也开始酝酿某些女同志在战争环境中不能过艰苦生活的事,综合了自己所熟悉的几个类型的女同志形象,写了到延安参加革命后的第一篇小说《丽萍的烦恼》,发表在晋西文协出版的《西北文艺》上。
二、政治与艺术的创作分歧
其时,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和国共合作,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全局性的变化,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面临历史性的转折,而政治嗅觉迟钝的知识分子未能感受到时代的巨变,仍然操守“五四”启蒙话语,行暴露与讽刺之实,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诸如“‘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 ‘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 ‘写光明写黑暗问题’ 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 ‘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 ‘公式主义 (所谓歌功颂德)’,现在还是 ‘杂文时代’。”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纠纷也是层出不穷。”[8]胡乔木指出当时文艺界五大问题之首就是“所谓 ‘暴露黑暗’ 问题,主张 ‘不歌功颂德’,使用 ‘讽刺笔法’ ‘还是杂文时代’”。[1]
丁玲与莫耶作为文坛宿将与文艺新兵,她们都怀着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信任与忠诚,精神舒畅地在“整风”之前呼吸着延安自由的文化空气,思想活跃,情感奔放,不仅以党的女儿姿态战斗、学习,而且更以女儿之心感受这个大家庭的思想缺点,并真诚地要予以解决。丁玲的《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一文,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动机:对于坏人、坏事、坏倾向,绝不能以大度和宽容来“姑息养奸”。因此,她在一篇《我们需要杂文》中呼吁发扬鲁迅精神,以杂文为武器,坚定地勇敢地面向真理,不仅批判敌人的黑暗,而且还需要自我批评的勇气:“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9]像丁玲等对政治反应迟钝的知识分子一样,莫耶显然也对延安的时局估计不足。时过境迁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莫耶写过一篇回忆性文章《忆敬爱的关向应政委》,其中有这样一段:“一九四六年秋天,关政委在彩林养病,听说病重要去延安。一天下午,我去探望他……接着他又问我最近准备写什么,我告诉他延安 ‘文抗’ 传来消息,要文艺工作者写革命队伍中自我批评的作品,晋西文联有些同志准备写,我也准备写一篇小说,关政委听了后,马上神色庄重起来,问我准备写的内容,我把已经酝酿好的题材详细地告诉他,关政委严肃地说:‘这种题材将来可以写,现在还是不要写。’ 我问为什么? 他说:‘现在还在打仗,写这种题材影响不好。’ 你到部队采访一下,生动的材料多得很。”但从骨子里感到“现实批评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和天职”的莫耶还是拿起了笔。
《丽萍的烦恼》可以称得上是一篇“问题小说”或“暴露小说”。它以一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丽萍”为描写对象,叙写了“丽萍”嫁给“X长”后因思想观念的差异而造成的冲突;同时,对“X长”的男权主义思想和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提出了批评。妇女问题本是延安文人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许多延安文人在考察延安周围乡村和其他根据地的状况后,痛心地发现男尊女卑、买卖婚姻、虐待妇女的封建陋习和封建观念并没有随着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而消失。”[6]而《丽萍的烦恼》“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大胆写实主义,让看惯了“一片光明”文学作品的解放区人们耳目一新。据说,那个时期,大家见面的第一句问话就是“你看过《丽萍的烦恼》了吗”,引起了空前的关注。“《丽萍的烦恼》在《西北文艺》发表以后,我看见自己周围的人热心地互相传阅,正式地非正式地征询着交换着意见,有的文艺小组特为它召集座谈会,连平素对文艺没有什么兴趣的人也找这篇来读并且表示态度。他们读着,或摇头,或咋舌,或皱眉,或会心地微笑,有的点着头说风凉话,有的则要 ‘提出抗议’ ……这种现象在晋西北是前所未有的。”[10]“许多工农兵干部本来就不看文艺作品的,现在也找来看了,我们这里几乎懂文字的人都看过了,意见有很多种。有些干部很不满意,有人生气地说,要甘主任叫你找出谁是丽萍,谁是X长。”[11]这种关注,起初主要还是就文艺创作和一些现象的探讨,属于正常的文学批评与争鸣的范畴。
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风云
延安文艺界创作风气的转向,引起了毛泽东等人的警惕,开始了对文艺界问题密集的调查研究。1942年2月17日,毛泽东参观延安美协举办的讽刺画展览后的一天,邀请华君武等人谈话时说:“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此后的3月11日、31日和4月7日、9日、13日毛泽东多次谈及这个问题。其中3月11日,在讨论改造《解放日报》草案时毛泽东说:“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3月31日,毛泽东主持会议,再次讨论《解放日报》的改版问题,批评平均主义观点和冷嘲热讽的做法,指出:“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4月初,毛泽东挑灯夜读中央研究院墙报《矢与的》,看到王实味的三篇文章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这也是有的放矢嘛。4月7日,与萧军谈文艺政策问题。4月9日,又邀请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夫妇谈文艺政策问题。4月13日,分别致信萧军、欧阳山夫妇和舒群,要他们代为搜集文艺界的反面意见。4月下旬,也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毛泽东邀请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和曹葆华等到杨家岭谈话,一见面就问:“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又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12]连续两月的调查研究,基于文艺界存在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提出召开文艺座谈会。
1942年3月召开的《解放日报》改版讨论会,有个细节值得关注。当时贺龙、王震批评《三八节有感》十分尖锐,胡乔木感到问题提得太重,便向毛泽东反映话题偏离了会议主题,建议另外找机会讨论文艺问题。毛泽东批评胡乔木:“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1]毛泽东一语道破当时文艺批判的实质,那就是文学创作并非纯粹“文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如此,一场针对文艺界的整风势在必行。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并提出了抗日救国文学批评的标准,“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13]以政治为核心的文学话语成了文艺界文学批评和整风运动的标杆。从此,延安文学的创作与批评纳入到《讲话》所规定的历史场域,并以《讲话》为标杆将此前发表的作品进行重新“检阅”。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暴露、讽刺黑暗的作品接连受到批判。
延安文艺界最初的整风是围绕批斗王实味而展开的。胡乔木后来回忆,在当时“王实味不代表整个文艺界,尽管《野百合花》引起很大的争论,比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争论得更尖锐,但《三八节在感》在文艺界有相当代表性”。但毛泽东保住了丁玲。在1942年4月初延安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曹轶欧第一个发言,把《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放在一起批评,八个人发言有七个人谈的是同一个话题,丁玲的后面连着王实味。主持会议的毛泽东最后总结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主席的话保了丁玲,使丁玲一直心存感谢。历史是不能假设的,高干会上的风波使丁玲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命运转折的第一关,使她避免了可能的与王实味同样的历史遭遇。众所周知的是,整风后的丁玲开始真正地走文艺大众化的道路,自此以后,对男权的反抗与批判的思想锋芒就被一个革命作家高度的政治审慎代替。而没有保护伞的莫耶却是厄运频袭,《丽萍的烦恼》自整风伊始就成为她一生中洗刷不掉的污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党的历史清算。
四、由争鸣到批判的话语转变
当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和文艺批判消息传到晋西北以后,《丽萍的烦恼》顺理成章成为“反面教材”。平心而论,《丽萍的烦恼》并没有丁玲《三八节有感》中的“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情人的”,也没有艾青《尊重作家,了解作家》中的“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这样激进、充满挑战的话语。其本意只是“自我批评是革命政党使自己发展的有力武器。正确的态度并不是如非垢同志那样掩住自己的眼睛,硬说这是 ‘绝无仅有’,即使这样的现象的存在不是很普遍,为了防止它的蔓延,提出纠正和警惕也是非常有必要。”[4]然而,即使这样目的在于“纠正和警惕”的话语在延安高层看来,也并不需要。因为“杂文时代”“鲁迅笔法”并不适合延安,“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所以,“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13]
随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和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开始,形势开始逆转,对《丽萍的烦恼》单纯的文学批评与争鸣逐渐上升为政治问题,并且“火药味”越来越浓。自1942年6月11日开始,短短一个月内,中共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对《丽萍的烦恼》提出批评,一篇比一篇措词严厉。《战斗报》主编非垢首先发难,他在肯定《丽萍的烦恼》“比起晋西北以前所发表的作品是提高了一步。它不再泛泛地讲些听来的故事和自己狭窄的经历,而在企图一个艺术的创作”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本文在人物塑造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作者对自己所写的人物,没有细心地研究,也不体谅许多女同志的苦衷,作者只是在搜求能够挖苦人的字句,却没有给她们丝毫同情和帮助”;“作者忽视了老干部在长期斗争中在革命政党领导下所得到的教养”,即使“老干部对于女人”“残存着一些狭隘的观念”和“不正确的态度”,也不应该“开老干部的玩笑”;而作者“为这种男女所规定的前途”只有“离婚”。非垢认为,《丽萍的烦恼》发生偏差的原因,也是这篇致命的弱点在于——“违背了事情自身发展的规律,而代之作者主观的安排,单纯的感情激动代替了对于客观事物冷静的观察和研究,挖苦代替了教育,鄙视代替了同情”,以至于“违背了作者的本意,生出初未料及的有害的影响”。[10]针对非垢的批评,莫耶进行了反驳,她说:“《丽萍的烦恼》并非 ‘无的放矢’ 的东西”,“致命的弱点并不是非垢同志所说的人物刻画和事实有无,而是应该指出这仅是整个进步现实中一小部分人的缺陷,而且我们革命的政党和队伍是怎样努力逐渐克服这些缺陷”,并说“《丽萍的烦恼》的基本精神在于说明一个人能够工作就应该工作,谁也瞧不起不劳而获的人,要使自己进步只有工作”。[4]但是,莫耶的解释并没有得到批评者的认可,反而引发了更大的争议。
6月30日,晋绥边区七月剧社社长叶石发表《关于 <丽萍的烦恼>》,作者在“大体同意”非垢观点的同时,特别提出“不容否认,《丽萍的烦恼》的创作过程中在看取人物的角度上以至处理整个题材的方法上,是存在着某些片面的缺陷的”,并就人物塑造方面怎样处理“缺陷与完美”与“谴责与同情”的问题提出探讨。叶石认为,“如莫耶同志自己所检讨到的,在革命队伍里个别男女婚姻的错合、纠纷,以至某些落后意识的残存,仅仅是最大的完美 (因为革命是完美的) 中的最小的缺陷。如果通过露骨的艺术形象 (无论是戏剧文学或绘画) 把它再现出来,加以一般化,必然会因小失大,从主观上可以使自己的同志掀起不愉快的情绪,在客观上给了敌人以 ‘造谣中伤的根据’”。“作者忽略了同样值得重视的一件工作,没有拿来与另外一种同属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物 (无论是女性或男性) 所具备的积极的,热情的,叛逆的,渴慕自由与仰望光明的浪漫气质 (如 ‘丽萍’ 的偕随 ‘林昆’ 向一个最进步的地方出奔就是一例) 相对比,以致徒然片面地强调了她的缺陷,变成革命队伍里没有远见自甘堕落的多余人。”正确的创作态度“应当写缺陷以警惕同志,也应当写完美以激励同志”。在叶石看来,《丽萍的烦恼》存在缺陷的原因在于,“由于作者过分爱惜自己的材料”,小说“自然冲淡了隐没了主题的明朗性,而且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善良的意图”,“使读者所感到的仅仅是作者对于丽萍式婚姻的否定,和对于长式老干部的厌恶”。[14]
1942年7月7日,正值抗战爆发五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为此发表抗战五周年宣言,提出团结抗战、团结建国的主张。晋西北各界也召开抗战五周年纪念大会,追悼左权参谋长及抗日阵亡将士。在这种特殊的日子,晋绥地区党报仍然发表了沈毅的《与莫耶同志谈创作思想问题》这篇文章,足见对这场纷争的重视。如果说,非垢与叶石的批评意见还是显得略微中肯并且停留在文学批评与争鸣范畴的话,沈毅的批评文章则明显提高到了政治话语的高度。作者在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则认为它是一篇含有小资产阶级偏见和歪曲现实的作品。现在,这篇文章,已不是莫耶同志个人观念问题,它在社会上流行所发生的影响,只能说是晋西北学风文风中的一股阴风,因此有加以分析研究与批判之必要。”“总的来讲,在《丽萍的烦恼》中,贯穿着两个错误思想:作者一面力说着小资产阶级恋爱观的个性主义,一面对革命队伍中的老干部和女同志抱着错误的偏见,作者以琐碎印象事件之记述假借艺术形象的手段,散播其错误思想,使人不易窥破,读者必须反复追寻其思想线索,然后才能抓住其本质,给以客观批判。”作者还深入挖掘这篇小说的“错误”根源,“把自己的思想,陷入很狭隘的圈子里面,以为他人皆浊,唯我独清。莫耶同志把问题看成孤立和发生思想的偏激,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偏见。这种思想,表现在政治上可以形成绝对主义,表现在文艺创作上,可以歪曲现实,流为讽刺。《丽萍的烦恼》就是典型的例子。”[15]这种“以简单的政治评判取代理性的文学批评,功利性地从政治角度出发,过分苛责强调作品的政治性及现实社会效应,片面突出作品之于大众的宣传教育功用”的文学批评方式,为《丽萍的烦恼》及其作者的命运打下伏笔。
很快,对《丽萍的烦恼》的文学批评,转入到了对作者本人的批判。1942年9月28日,莫耶所在部队开座谈会批判《丽萍的烦恼》,保卫部领导亲临会场,鉴于有人“自动对号入座”,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吵,空气非常紧张。在遭受狂轰滥炸的批判后,莫耶发言进行自我批评,承认错误。主持会议的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在总结讲话中,从爱护文艺青年出发,肯定了莫耶的工作成绩,教育她要正确对待同志们的批评意见,又在军区司令部驻地摆了两桌饭菜,使在座谈会上批评莫耶的老干部与莫耶之间握手言和,一时解了莫耶之困。但是,这篇小说却像一颗灾星带给她无尽的坎坷,使她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1943年晋绥整风运动开始,莫耶就成了斗争的主要目标;1947年“三查”运动时,不仅受到批斗,还被关几个月的禁闭;1956年“社教”运动和十年动乱,又被当作“走资派”批判。直到“文革”后,莫耶才从这篇小说的坎坷命运中解放出来。
五、以政治为核心的文学批评
在毛泽东看来,延安文艺界存在着严重的作风不正问题,他说:“有许多同志,因为他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13]上纲上线的整风运动让知识分子惊呆了,短暂的沉默之后纷纷转向,表达了“回头是岸”的反省,其中一个典型人物就是丁玲:“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想明白了,所有的顾忌和过错,我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惧的感觉。”[16]莫耶也表示要重新“改造世界观”,“‘讲话’ 的精神犹如大海上的灯塔,给我们拨正了航向,引出了迷途。我和一些同志才认识到自己对毛主席的教诲并没有真正地领会,积极工作,努力写作,并不等于世界观改造了。”很快,经过一番整风之后,“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错位”,“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与作为被启蒙者的工农大众两大群体,终于开始了根本性的位置转换:知识分子成为大众的改造对象,工农大众成为教育知识分子的主体。”从此,“延安文人从人身到精神都被结合进 ‘体制’ 内,成为建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 ‘齿轮和螺丝钉’”。[6]晋绥整风后,莫耶由战斗剧社调到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报》社当编辑、记者,以后的文学活动就着眼于写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对敌斗争的事迹。
文艺整风之后,文学批评的显著特点就是它与当前各种革命政策的开始结合。遵循“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文学批评纳入到对政治斗争的图解的框架中,成为某种政治含义的符号。以“政治标准”为中心,围绕人物、主题和艺术技巧三个维度的“一基点与三维度组合”式批评思路,及其以“真善美”与“假恶丑”简单二元对立式的文学批评逻辑也自然生成,以强调文学的规训与惩戒功能。[17]在《讲话》中,毛泽东把文艺批评定性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提出文艺批评具有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其中“政治标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强调文艺的政治倾向,在抗日救亡的大环境下,对文艺的政治要求主要看“利于抗日和团结”还是“不利于抗日和团结”,“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战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战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民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其二,强调文艺的社会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文学作品好坏分别要看其社会效果,“判断一个作家”,必须“要看实践”,“顾及效果”,“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
“以政治标准为中心”批评模式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奉为文学批评的信条,从政治实用主义角度出发,追求作品的政治倾向及现实社会效应,这是一种典型的革命意识形态批评,强调批评家必须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与革命意识。在具体批评操作中,往往遵循“一基点与三维度组合”式批评思路及“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照”式批评逻辑两种新成规。“一基点与三维度组合”式批评思路即以“政治标准”为中心,作为裁定作品价值、合乎规范与否的出发点和归宿,“人物”“主题”及“艺术技巧”是检验作品“政治标准”切合度的三个路径与批评操作的三个维度。在小说《丽萍的烦恼》中,批评者指责作者在小说中对主人公“丽萍”和“赵国华”的形象塑造是“缺陷”多于“完美”,“谴责”多于“同情”;批评者认为即使作者原本意图是想说明“一个人能够工作就应该工作,谁也瞧不起不劳而获的人,要使自己进步只有工作”,但是小说“冲淡了隐没了作者这一善良的意图”,“使读者所感到的仅仅是作者对于丽萍式婚姻的否定,和对于长式老干部的厌恶”的主题;批评者在艺术技巧方面简单地把作品的“失败”归结为作者过分爱惜材料,作品成为“材料的堆砌而不是精心的洗练,形象的罗列,而不是艺术的概括”。甚至有的批评者联系莫耶的家庭出身问题来进行政治批评,不但作品受到不公正的指责、定性为反党文章,作者还被打成反党分子。
“以政治标准为中心”批评模式,除“一基点与三维度组合”式批评思路外,还生成一种突显“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照”式批评逻辑。这种批评逻辑就是以“对照”思维方式对作品作出判断。片面功利地要求作品纯粹地突显好的、美的、善的、前进的正面,要求作家必须割舍与其相反的方面,或者只能将他们作为正面的“陪衬”。试图使作品达到纯而又纯的通体光亮,从而完成对文学进行想象性的引导、激励功能。这种“对照”式批评逻辑尤其体现在对作品人物形象塑造的批评分析上。批评者指出小说《丽萍的烦恼》中主人公丽萍性格上的缺陷,仅是整个进步的现实中的一小部分缺点,不应该“通过露骨的艺术形象把它再现出来,加以一般化”,“作者忽略了同样值得重视的一件工作,没有拿来与另外一种同属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物 (无论是女性或男性) 所具备的积极的,热情的,叛逆的,渴慕自由与仰望光明的浪漫气质 (如 ‘丽萍’ 的偕随 ‘林昆’ 向一个最进步的地方出奔就是一例) 相对比,以致徒然片面地强调了她的缺陷,变成革命队伍里没有远见自甘堕落的多余人”。对此,莫耶也深有体会,“我却仅仅着重于揭发否定的人物的缺陷,忽视了以进步现实中的肯定人物来作对照,以致客观上可能使那些在我们环境以外的某些人把这部分弱点夸大为整体,作为造谣中伤的根据。这是我在《丽萍的烦恼》发表后一直负疚地检讨和警惕自己的”,“我不该以偏激的情绪来写作,甚至某些地方用讽刺的笔调把他们中个别人写进作品去。虽然我小说中只是埋怨他们对妻子帮助教育不够,还有旧社会农民对待妻子的封建思想,但却刺伤了他们”,“我从这篇小说中吸取了教训,考虑到以后写东西不要有感而发,应考虑到怎样才对党有利,对团结有利。”[4]显然,“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照”式批评逻辑要求无论是知识分子形象塑造、还是工农兵形象描写,都应该是积极的、前进的、纯粹的正面的英雄人物,至于人物身上的部分“污点”“杂质”,则必须通过反复“淘洗”予以清除干净。批评者功利性地强调作品应当塑造“英雄式”的人物形象,树立“榜样模型”,这样才是“典型的表现”,从而完成作品“对内”发挥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的教化作用,“对外”断绝给予敌人提供造谣中伤依据的可能。批评家的初衷委实具有现实合理性与愿望善良性,但却忽略了人物形象塑造的特殊性,作家塑造典型形象方法和途径的丰富多样性。片面强调正面英雄式人物的塑造,反映出这些批评者对典型形象塑造的认识尚处于不成熟的发展阶段,因此,它并不属于真正学理意义上的文学批评。[17]
“以政治标准为中心”批评模式走向极端使得解放区文学批评家片面地强调“政治标准”唯一性,功利性地以政治评判来取代文艺的审美批评。与此同时生成的“一基点与三维度组合”式批评思路与“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照”式批评逻辑,一方面容易使得解放区作家可以不惜丢弃自身的人格与良知,一味陶醉于歌功颂德的阿谀之中;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解放区文学作品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这种批评模式不仅成为解放区文学后期的主流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对当代“17年”与“文革”文学批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邓小平同志指出:“几十年的 ‘左’ 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 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我们既有 ‘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 ‘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 ‘左’ 越革命。”[18]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莫耶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抚摸着记载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的日记,莫耶不无感叹地写道:“当我看到那些用各种颜色写下的各种批语,看了后不禁让我好笑。现在我也已进入晚年,深感党当今肃清 ‘左’ 毒,是多么重要的英明措施呵!”习近平说:“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回顾小说《丽萍的烦恼》引发的政治事件,就是要正视历史,汲取教训,尊重艺术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法则,处理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全面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努力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