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发表《如是我观》的是非

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野心勃勃,大举南进,占领了太平洋诸多岛屿,控制暹罗,占领英属香港、马来亚、新加坡和缅甸仰光和荷属东印度(今印尼)及美属菲律宾和法属中南半岛。1942年4月中旬,日军进逼滇缅路。由于仰光已失,中国已失去通过缅甸海口的运输补给线,西南形势吃紧。在这种形势的背景下,4月19日,宋美龄应《纽约时报》之请,发表了《如是我观》一文。24日,该文的中译稿刊于重庆各大报,引起各方注意。
宋美龄写这篇文章,表达了对东南亚战局的失望,认为这是西方国家的失策。她指责近代西方国家对华观念和行动的偏失。她以中国在淞沪战争中将士以血肉之躯抵抗日寇的飞机大炮的进犯,成功遏止了日本叫嚣“三月亡华”的美梦,以此来对比法国马奇诺防线的失守。她毫不留情地指出过去三个月来,我中国人民以惊奇而难信的眼光,目睹西方军队处处对敌人屈降。又称,过去五年之中,中国军队完全没有对敌投降的影子。她还以“时间之神所造成的亦庄亦谐的一个报复故事”,拿昔日英、法联军攻打大沽口的情形,暗讽此时英国在香港、新加坡和缅甸等地的不堪一击。这篇文章对欧美国家仅仅肯定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在菲律宾抵抗日本人,但最后还是借此批评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地政策,认为要拉拢印度对日作战,先要给印度以自由;若不把现在的印度政策及其实施的方法作彻底急遽的改变,恐无根本解决之望。宋美龄写作该文的目的,据说是使“大家都须认识各民族有各民族的长处,可供互相的借鉴;希望国与国相互尊重,促进东西民族的互相了解,互相认识,达成我们大同世界的目的”^[1]。
《如是我观》一文,读者不用指点,都会明白它是在抨击英国政府的亚洲政策。英国长期是日本的同盟者,这个号称“日不落国”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已日益衰落,但它仍然坚持殖民主义政策。然而,它在亚洲经营多年的殖民地,在日本进攻下,不堪一击,纷纷举起白旗,港英总督杨慕琦便是其中一位。蒋氏夫妇对英国丘吉尔之轻视中国,有痛切的感受。宋美龄具有民族平等、国家互助和反殖民主义的意识,她的文章以英国为抨击对象,就是要告诉世人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要给予重视。她说:“在纽约发表的那篇文章一定会使英国人大为不快。”但她说,她写这篇文章丝毫没有反英情绪,只不过是站出来为中国说话而已。她说:她不是以委员长夫人的身份,也不是以中国官方发言人的身份,而是以她个人的名义写这篇文章,叙说自己的看法,“如果英国人对别人写文章谈论他们而敏感的话,那么英国家长式专横跋扈的受害者对其所受待遇产生敏感就更加自然了”^[2]。
如果宋美龄写这篇文章仅仅是引起外界产生敏感,也就罢了,而且该文也说不上有多大意义。但因为宋美龄是蒋介石夫人,任何读者看到该文时,都不可避免地产生联想。宋在文中对英国的抨击,极可能影响原本就不十分愉快的中、英两国关系。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王世杰就有这种忧虑。他在1942年4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蒋夫人著一文在美国报纸发表,并于今日译成汉文送中国报纸发表(系国际宣传处代送,予事前未及闻之)。文中切责英国军队在远东各地对敌投降,并指责新加坡、香港防备之疏失。此种批评文字,发表却在此时,殊属不当。文中言词,大率系责人誉己,亦未必能使客观者心服。唯英文文字甚好。予于事前如获闻悉,必促其修改或中止发表。蒋夫人文中谓中国无降军,不幸该文甫发表,而孙良诚投诚敌伪之讯即至,使予闻而痛心。”^[3]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反应,唐纵在日记中记述他读到这篇文章后就认为“对于讽刺英国人,大快人心”。“公开的正式的批评外国人尤其英国人,这是近年来的第一次。国际宣传处,应该惭愧。”实际上,除了宋美龄,谁敢如此发声?唐纵当时大概是在军统局帮办任上,不处理外事,高兴一阵子,也可以理解,但对驻英大使顾维钧来说,就绝对高兴不起来了。
顾大使在其回忆录中对此写道:“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我不断设法改善英中两国政府间的关系,但是两国关系仍在不断恶化。克里普斯爵士在7月11日对叶公超所说的,两国关系‘处于极坏的状态’。他说,双方都犯了很多错误,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排外的。他说他认为蒋委员长印度之行没有加强两国关系,而是害多利少,并且留下了一系列的误解。蒋夫人说给美国人听的讲话则把事情弄得更糟糕了。”斯塔福德·克里普斯是英国驻苏大使,刚辞职返国,据传是丘吉尔首相的接班人。克氏的夫人是刚成立的“联合援华基金会”的主席。叶公超当时是中国驻英使馆新闻参事兼宣传部驻伦敦代表。克氏对叶公超的谈话,不能不引起顾大使的严重注意,所以,为了两国关系的前途,他计划回国述职。
1942年10月14日,顾维钧返抵重庆。他会见了在重庆的几乎所有政要,包括蒋介石夫妇。他抵渝第二日下午,便出席蒋氏夫妇为苏驻华大使潘友新举行的茶话会。顾大使记述:我过去曾经见过蒋夫人,但是,在公共场合上见到她还是第一次。她讲话半开玩笑,半认真,十分健谈,看起来,她完全控制了茶话会的气氛。
11月3日下午,宋美龄邀请顾维钧共进茶点。顾氏免不了说一些奉承话,说英国人对蒋委员长和她本人十分钦佩。他们希望邀请蒋夫人作为政府的贵宾前往英国访问。宋美龄的回答很友好但也很坦率。她认为她个人出访英国不会成功。然后她又说到上面已叙及的有关在《纽约时报》刊文的事。关于中、英间的不快,她表示,还是由大使以外交方式去处理。她又说:“英国应该认识到,中国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国。”英国不应该再以过去“那种家长式的、傲慢的态度,对待中国”。她说话时很激动。
在谈到自己的工作时,蒋夫人说,她的文章和工作都是经过周密组织安排的,她只需要加以督导和作决定。至于顾大使说她是委员长的得力参谋时,她说:“不,委员长毕竟重任在身,须亲自决定国家的重大问题。我并不为他出谋划策。但是我要管照他的文件、函电和讲话稿件。由于国际事务大增,此项工作也成为重大负担。”
顾维钧在该日日记的最后写道:“她极为娴美聪慧,无愧为国家第一夫人和我国政界一位身负重任的领袖。同她进行了五十分钟的交谈以后,我不禁感到理应得到那些认识她和没有见过她的人们的称赞和钦佩。她才华出众,办事干练,而不失美丽的文雅的妇女本色。她有一副漂亮的容颜和苗条的身材,穿着也很华丽。她有着强烈的爱国激情,是委员长这位国家领袖、民族英雄的忠实妻子。”^[4]
顾维钧是一位折冲樽俎、阅世极深的外交家,写日记,并不是要取悦他人,因此,他的感觉应是真实的。这些观感有无表面化之失,读者便有见仁见智之说了。《如是我观》一文引发如此之多的意见交集,也足以说明宋美龄不愧是蒋介石能干的夫人,具有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