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我将再起》一书的出版

1940年6月,宋美龄以“我将再起”一词为题,发表系列论文,辑成一书,由蒋介石作序,予以出版发行。除蒋序之外,计十三篇,包括宋撰《我将再起——前言》。每篇题目,均冠以“我将再起”一词,如《我将再起——中国的精神》,等等。除《前言》与《中国的精神》外,其余各篇是:《认清你自己》《爱国之路》《抗战的教育中心》《群众的教育》《建立新生中国的础石》《七大痼疾》《妇女与家庭》《精神的需要》《新生活运动》《中国妇女工作》,以及《中国人民对于民主国家政策的想法》。
这组文章,是为抗战而写的,着重在思想建设,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洪流中去。其中两篇长文,是总结新生活运动与抗战以来的妇女运动。据宋美龄记述,这些文章,都是在会议、讲演、空袭,甚至陪同其丈夫巡视前线期间,趁公余之暇,潦草撰就的。结集时保留原状,以示“当前苦难的岁月中,我们大部分物质建设草率粗陋的象征”。
为何取名“我将再起”呢?她在《中国的精神》一文中写道:“伦敦圣保罗教堂南门顶上,有一块奇怪的石头,上面雕刻着一个拉丁字‘RESURGAM’,意为‘我将再起’。”说起它的历史来是这样的:“当教堂的大圆屋顶行将动工时,建筑师蔡斯陶佛棱(Sir Christopher Wren)要求一块石头作为中央的标记,俾工人有所准据。有人便从乱草堆中拿来一块刻着这个拉丁字的墓碑,它的意义如此深刻,使那位建筑师颇为所动,便决定在那个建筑物中给这块石头安放一个永久的位置。自是它便一直保存到如今,成为激励所有看见它的人们的乐观情绪的源泉了。”她进一步点明这句话对中国人民的意义:“对于目击我国人民惨遭屠戮,我们国家惨遭蹂躏的吾人而言,这个字应该具有一种特殊的启示,使我们永铭五内,并应大书特书于我们的旗帜之上。”^[1]
一个蕴含着深刻哲理的词,成为激励人们发奋为雄的坚强信念,演绎成多篇文章,以作指导抗日救亡的指针,就作者而言,动机诚然是应肯定的。蒋介石在他写的序中也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若干因素是必须的。其中之一便是这个民族应经历一段考验和艰苦的时期”;“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民族对于他们国家的命运,必须具有充分的信心。具备了这种信心,才会使他们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并赋予他们以实践他们的历史使命的力量。”^[2]他引用古训“多难兴邦”以励国人,并认为在此一空前的危机之中,我们的民族精神已能振起应变:作战愈久,我们求生存和求胜利的意志便愈为坚决。
蒋介石认为《我将再起》一书作者写此书的态度极为真挚,读者应以同样的热诚去阅读,勿以等闲态度视之。另外,人们应当反思,洗涤心灵,应当向善,为了在民族复兴的大业中一个人能有所贡献,他必须对于他的国家的光明前途,抱着绝对的信仰。在这点上,他要求人们记起孙中山先生的训示,恢复我们传统的道德与精神。最后,他指出,凡希冀参预此一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者,必须自行开始去实践他们的信仰。“我们面前的道路满布荆棘:只有拿出坚忍不拔的勇气向前迈进,我们才能使令一个新的中国屹立于世,此不仅为中国本身之幸,抑且为整个世界之幸。”
蒋介石不但为这本书作序,还不惮其烦,将其中若干篇剪辑成册,寄往他认为能收获良好效果的各个地区。可见,他对此书确实重视。
宋美龄指出,以“我将再起”为题写这些文章,“或能有助于鼓舞纯正的爱国主义,并为强大复兴的中国奠定在一不可动摇的基础上,铺筑一条正确的路线”。那么,这本书有哪些主要内容呢?我们不妨简要地作些回顾。
在《前言》中,宋美龄强调国际正义与诚信。她认为:每一个国家的任务均应抱着勇敢与公正的心理,面对现存的状况;以决心和真诚,铲除那使令开明与较合人道的世界秩序的进展迟滞不前的障碍。她认为,中国人民过去未尝尽到作为国际社会一分子的义务。“历史昭示我们,诚信始为纯正无上的智慧。目前世界所遭逢的祸患,主要是因为在国际交往中诚意之日趋败坏。只有大家一致公认,恪守诚信须为人生的重要原则,人类的文明方能获得拯救。”^[3]
在《中国的精神》一文中,论述抗战以来中国西部地区迅速得到开发,平常五十年才能办到的事,现在一年便可完成。她说“在西部,我们将以我们所具有的勇敢、刚毅和忍耐力,创造一个新中国——一个在战火中锻炼成的国家,显示着智慧(我如此盼望)、进步、不屈不挠,和大无畏的精神”^[4]。
《认清你自己》是引用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格言,为求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新中国,应该全体从事一番深刻的反省,评价以往的缺点,恪守诚实的原则,坦承以往的错误,逐一加以匡正,尤其指出公职人员不是人民的主人翁,而是公仆,要洗除不诚和腐化的古老污迹。
《爱国之路》谈到知识分子在促醒人民,对于国家抗战和善后工作,倾其全力以赴的这件伟大事功上,如何才能有所贡献的问题,要求人民学习如何有效运用现代民主政治的实际推行原理,施以适当的训练,俾使我国人民能够承担起政治和社会的重责,是极为必要的。她强调舆论的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她指出“对于思想行动所加的蹂躏性的限制,扼杀了舆论,并窒息了爱国主义”。人们知道,蒋介石的统治,正是承袭了“在满清统治期间,凡敢于公开对国家大事表示批判性的政治意见,或者表现一种不适当的新奇态度,那么刽子手的刀影就会不祥地悬在他们的头颅之上”。但是,她却认为“幸亏革命事业已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我们已享有思想与行动自由这个无价权利。刽子手的悲惨的刀影已为笔墨与报纸的威力所取代;在有利于我们本国和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基础之上,我们已能够开始发展我们的舆论”^[5]。这种显然违背当时政治现实的言论,发表出来之后,难免使人感到,它更大可能是用于对外宣传,而不是用于指导现实,其效应是极可怀疑的。
《抗战的教育中心》阐明目前要把注意力限于大中小学校,因为它们对于国家的服务有着无与伦比的机会。尤其是大学,它们负有一种道义责任,即应将一切努力指向一个目标——胜利的争取,和国家的重建。
《群众的教育》一文,她谈到中国民众80%是文盲,群众教育可能是一个惊人的问题。她要求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用各种教学法、报纸、讲演、广播等,教授阅读、写作,并就公民权、爱国主义及其义务、卫生、医院、环改等,作简要的座谈^[6]。
宋美龄在《建立新生中国的础石》中,提出根除暮气及贪婪,“奠立新生中国的础石必须是良好、公正与完善的法律及法规,能够具体实现并有效执行,俾我国天然资源得以自由与安全的开发;现代化工业得以建立;对于工人以及投资者有所鼓励、惠益和保护”。她还谈到行政、经济方面的效率问题。不过,她并未提出若缺乏实行的保证措施,这些言论就无法在各阶层中得以贯彻。
宋美龄作为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在抗战期间发表了大量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妇女与家庭》一文,从妇女在古代历史上的贡献,讲到现代,认为对于当代的历史,也一定能贡献一有声有色的篇幅。她认为“三从四德”不适合于今日,但她认为“德重于才”,妇女不应目无法纪,应抵制一般现代化生活的诱惑。她撰写《精神的需要》,支持国民精神总动员,要保护有价值的文化遗业,并完美地去建设我们所应该建设的一切。
《新生活运动》一文,总结了1934年开展新生活运动以来的成就。它最先在江西开展,推向各地。进入抗战时期,它随之转变方向,使之为抗敌服务。其显著活动,包括“战地服务团”,“奖励荣誉官兵委员会”,推行“伤兵之友社”,筹建航空运输的宿舍,等等。另外,还举办了一些诸如宣传、集团结婚、体育竞赛等活动,将所有的妇女工作置于新运会的系统之下,借以促进效能和节约。她认为:“新生活运动另一个更重大的成就,就是为了公共福利而和教会保持的密切关系。”这样,新生活运动不但与传统的“礼义廉耻”道德观相承袭,而且,与各大城市教会合作,成为“增进和保护”民众个人利益,“为了善尽国民一份子的职责,或者是为了保证在建国工作上也有他们一个相当的地位”。宋美龄认为,“为了促进国家的政治统一和激发全国人民向所茫然的爱国心,新生活运动是值得称誉的”^[7]。

1941年2月19日,宋美龄陪同蒋介石一同参加新生活运动七周年纪念活动

宋美龄所热心推行的新生活运动,是从“剿共”时期开始的,其目的是为了用所谓新的生活方式来规范人们的行动,推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但进入抗战时期以后,这个所谓新生活运动也随着形势的发展具有新的内涵。她说老百姓“都很热烈地欢迎新生活运动”,这难免有“黄婆卖瓜”之嫌,但从其所推行的抗日措施和强调爱国精神看,也有应当肯定之处,不宜笼统加以否定。
《中国妇女工作》,是宋美龄得意之笔。她认为,中国妇女的觉醒,在战前就开始了,在民族思想的孕育过程中成为重要的社会与经济的因素。而其觉醒,有两个主要理由:第一,因为新思潮在中国——其开始各阶段即较西方各国为有革命性——如有实行可能,中国人常会一反其显然保守的心理,而迅速有效的予以采纳。第二,因为中国妇女久受环境和习俗的强制约束及囿居,已懂得运用其天赋及由环境养成的柔顺及平易之性格,使其才能足以适应常变的社会条件。
她叙述了抗战开始后妇女团体在各地的普遍出现,尤其是1938年5月在牯岭(庐山)召开全国妇女会议以后,由全国各地所遴选,代表着各职业各团体的五十名妇女界代表,共同决定以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为首脑,领导全国妇女参加战时工作以来,该委员会就与全国所有的妇女团体保持直接的联系。
在介绍西部八个省的省工作队情况后,宋美龄总结了妇指会所属各组的工作,包括联络组、训练组、战地服务组、乡村服务组、生活指导组、文化事业组、慰劳组、儿童保育组以及生产事业组。在政府机关中还有妇女工作队。有不少工作人员在岗位上殉职。她在文章结束时,赞美中国妇女自古以来所表现的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
《中国人民对于民主国家政策的想法》是《我将再起》这本书的终篇。该篇提到开头几章揭露我们民族的弱点,是很坦白和诚恳的。这是一些什么弱点呢?蒋介石在序言中也指出,“作者于撰写此书时,由于她的宗教热忱和爱国心驱使,曾极力指出中国民族的许多缺点,盖欲求中国复生,这些缺点是必须加以匡正的”。他所指的,就是宋美龄在书中写的“七大痼疾”,即指自私自利、面子、朋党、失败主义(没有法子)、不求正确(差不多)、缺乏律己性以及规避责任。她认为,“这些痼疾使我们失去成为一等强国的机会,现在更为真实的,有些人甚至冒着继续使人民贫困的危险,利用他们的地位,在爱国主义的庞大外衣之下隐饰他们的罪恶,以便自肥。发国难财乃是自私自利的另一种形式,或称揩油”,“这一事实并不能使它的罪恶程度为之减少,我们应该猛烈地加以责斥”^[8]。这些话诚然说得不错。但是,极端自私自利、发国难财的是什么人,她不便点出来,国人也心中有数,一切都在不言之中。
宋美龄抨击这“七害”得到她的美国朋友的称赞。但她表示,她并不接受这种称赞。她认为,对于外国在国际政治上,尤其是有关中国问题所表示的诺言或行动究有何价值,中国人民总觉得她有为国人传达意见同反响的义务。
她直言民主国家出卖了中国。她指出,中国实在不得不揭露出民主国家到底是怎样不协助她从事抵抗侵略,同时民主国家又到底怎样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头三年中以物质援助日本而牺牲了中国。她谴责法国屈从日本,关闭了经越南至中国云、桂两省的供应线。她也谴责英国,为姑息日本而暂时关闭滇缅公路,香港正停止中国出口茶叶。中国抗日已三年,美国禁止其技术人员和空军人员援助中国。日本所需石油95%是美国供应的。它现在也不过仅仅是抑制着废铁与石油的对日输出而已。因此,宋美龄强烈指出:“民主国家对于日本侵略中国所持之消极态度,其本身就构成了违反国际条约和国际措施的行为,这种消极的违反态度之破坏国际信誉,国际之善良行为与尊严,其不可宽恕,和日本在1931年9月进攻中国东北及1937年7月进攻中国本土那种违反国际先例的积极破坏行为是一样的。”民主国家将自食其恶果。“我们现在已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中国在将来的发展上一定是要以自力更生为目标。”中国的精神,是不可能征服的。中国人知道人格的价值。当然,她也希望将中国人民永恒的谢意,转致民主国家中那些不惜以时间、物质及同情心鼓励并支持我们无数灾黎的人们!^[9]
宋美龄在文章中谈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的贡献,美国所以能获得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应当感谢中国人民。她对民主国家的抨击是实事求是的,对美国等国也是一种警告,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终于迫使美国政府对华开始提供较大数额的贷款。
1940年6月初,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报告重庆,罗斯福总统表示美方将向中国提供更多的援助。于是有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私人代表赴美之事。宋子文于6月下旬抵美,7月1日、2日两次会见罗斯福总统。经过曲折奔波,才于10月22日订立中美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协定(即“钨砂借款”)。1941年2月4日,美方再向中国贷款五千万美元。1941年4月1日,又签订了五千万美元的贷款协定。
据说,罗斯福家族早年在华从事鸦片贸易,发了财。现在,他在新环境下进行政治投资,援助蒋介石。1940年11月1日,陈纳德被蒋介石派赴美国,从事购买飞机等项活动。但这位退役空军上校人微言轻。他通过朋友帮助,才获得寇蒂斯—赖特工厂生产的一百架战斧式飞机运往中国。罗斯福总统仍然把重心放在欧洲战场,对中国仍不甚重视,但宋子文获得借款与陈纳德购机成功,对宋美龄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她所希望的“民主国家”的援华要求初见成效。1940年11月20日,她致函美国妇女,感谢美国妇女界朋友的援华活动。12月4日,又对美国发表广播,谈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贡献,希望美国朝野理解、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1940年,中国抗日战争面临巨大困难。沿海地区相继沦陷,越南、缅甸的法、英殖民当局实际上参加了对华物资运输的封锁。汪伪政权成立,日寇步步进逼。不过,对宋美龄来说,也不无可以自慰的地方。如前所述,妇指会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美国援华也有了个开端,更重要的是宋家姐妹的关系有了巨大变化,她们一起飞重庆,在对外观瞻上给人良好的印象,鼓舞中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
美国记者斯诺是既认识宋美龄又与宋庆龄过从甚密的人。在讲到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事时,宋庆龄对斯诺说过,蒋需要美龄帮助建立王朝。当庆龄从国外回来后,既没有向新郎也没有向新娘表示祝贺,她把蒋介石看作是杀人凶手。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写道:“宋美龄的婚姻也无异是对她个人的一记耳光。我初次会见宋庆龄时,她说,这一婚姻的双方都是出于投机,其中绝无爱情可言。”但是,事情并非一成不变的。斯诺接着谈到,“孙夫人回国后,数年中姐妹俩很少见面。一直到了中日战争,她们才有了点和解,而孙夫人对宋美龄的婚事的看法也有所改变”。
“‘开始时他们的婚姻并不是爱情的结合’,1940年的一天,宋庆龄在香港对我说,‘但是,现在我认为是了。美龄真心爱蒋介石,蒋介石也同样爱她。没有美龄,他也许会坏得多’。她依然厌恶蒋介石,把他看作是民族的灾星。”宋庆龄对蒋氏夫妇结合在感情方面的前后不同的评价,可能包含了理性方面的判断与实际情况的分析。这是不难理解的。斯诺引用了某一位旁观者对庆龄和美龄姐妹二人的言论,难道不就是这样吗?据载:“有人却认为姐妹俩的婚姻有相似之处。宋庆龄是激进分子,她与孙中山结婚时,认为自己是嫁给了中国的救星。宋美龄是保守分子,她与蒋介石结婚难道就不会有同样的想法吗?这两姐妹先后当了中国第一夫人。她们之间的竞争一直很激烈。”^[10]心理活动的形式是内在的,如果没有当事人的文字表述,外人是难窥其奥秘的。这位评论者未能提供这姐妹俩“竞争”的证据材料,读者也只能是姑妄听之而已。
但是,在1940年以后的岁月里,蒋氏夫妇的家庭生活,显然不能认为是波澜不兴的一池春水,这就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爱情,并不是一般男女相濡以沫的关系。同时,秉性和地位,使得宋美龄这位中国“第一夫人”不能不更多地走到前台,施展拳脚,大搞其“夫人外交”的活动。这一点,对宋美龄来说正是用其长才,是蒋氏前几任夫人中任何一位都无法与之比拟的。不言而喻,这是蒋介石、宋美龄二人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