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安事变回忆录》讲了些什么?

关于西安事变的发生与解决,蒋介石后来写了《西安半月记》,宋美龄写了《西安事变回忆录》,端纳指出,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和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对事实的真相,自然都有所删改^[1]。
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写于1937年1月,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写就的,按理对事情的原委应该是记忆犹新的。文中所记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军中利用事件发生的时机进行权力之争,及宋美龄从中斡旋力求和平解决的经过,大致是可信和可靠的,因为宋美龄看穿了亲日派何应钦的计谋,她的丈夫蒋介石可能成为何应钦轰炸西安的牺牲品,所以她竭尽全力阻止实施轰炸西安的计划,表明她是有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在这个小册子中,宋美龄明显地有意回避了许多关键性的问题,所以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有参考价值,但不是真实的记录,其中掺杂有许多歪曲的记载,特别明显的是有意颂蒋,借此掩世人的耳目。
首先,是宋美龄写《西安事变回忆录》带有为蒋介石辩解的个人情感。
尽管宋美龄在回忆录中,谈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时,说是“决定我国命运最后一次革命正义之斗争”,决不能把它当作“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的平息所可比拟,因为它“包涵个人与全国各种复杂问题”,蓄积其间。因此,她表示要把其中的事实“准确明了”地表现出来。还说要做到这点,固非易事,只有“排除个人之情感,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各方面同时活跃之经过,方能窥得其真相之全豹”。然而,宋美龄虽然表白要以“准确明了”的态度去叙述西安事变的经过,对事实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介,可是真正的情况则相去甚远。比如,张学良发动兵谏,扣蒋的真正目的,正如少帅自己所说:“时至今日,国家民族之存亡,已至最后关头,非立起抗日,绝不足以图救亡,无论表面形势如何好转,不于事实方面彻底实施,徒以局部应付,实难冀其有效。弟等屡经涕泣陈述,匪唯屡蒙斥止,抑且决不听容。弟等既不忍见介公之自弃令名,尤不忍见国家之地致覆灭,万不得已,始有文日之举……如介公果即积极领导全国实行抗日,则弟等束身归罪,誓所不辞。”^[2]而《西安事变回忆录》只引张学良、杨虎城“涕泣诤谏,屡遭重斥,故不得不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而只字未提张、杨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反而在回忆录中称,端纳给她电报说:“委员长健康如恒,张学良已承认劫持领袖之错误,唯自称其动机为爱国。”^[3]不说张学良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宋美龄在回忆录中多处提到张学良,并引张的话:“我等劫持委员长,自知不当;唯我自信,我等所欲为者,确为造福国家之计划。然委员长坚拒不愿与我等语,自被禁后,怒气不可遏,闭口不愿发一言。深愿夫人婉劝委员长暂息怒气;并望转告我等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即签署任何文件亦非我等所希望。”^[4]在这里,宋美龄还是有意不写上张学良要求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由此可见,宋美龄在回忆录中,有意回避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蒋的动机和发动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是担心人们对蒋介石不抗日,只“剿共”,引起怨恨,带来副作用。因此,宋美龄通过写回忆录的形式,为蒋介石辩解,以此来维护蒋介石的形象。宋美龄对12月12日晨,张学良、杨虎城率领部众在西安袭击临潼华清池蒋介石的住所,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在枪声中翻过围墙,冒雪逃到骊山上,躲进岩洞里,被孙铭久搜到拘留、监禁在杨虎城的陕西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的经过只字不提,也未讲蒋介石在被拘留时的情绪和沮丧的表现。对于蒋被拘留,张学良、杨虎城去劝告蒋介石接受他们在时局宣言中提出的八项主张,蒋介石只看到前几条,就斥责张、杨为叛徒,“指责张是布尔什维克”。蒋介石对张、杨说:“我从不改变政策,我的政策都是正确的。”诸如上述情况,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宋美龄在回忆录中均未提及。总之,凡是对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所表现出的悲观、沮丧、粗鲁、顽固,均未言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写了则有损蒋介石的人格和形象。
《西安事变回忆录》谈到“委员长之性情,每有计划,非俟其成熟,不愿告人;遇他人向其陈述意见时,或有不容异议之见,而以对其部下尤甚”^[5],这明显是在为蒋辩解。因为要辩解,就必须隐讳许多事实真相。因此,这本回忆录,从史料价值方面看就大打折扣。
其次,是对在西安事变中起主要作用的周恩来有意回避事实真相。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周恩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张学良说:“我是跟周恩来见面了”,“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周恩来要我去劝说蒋先生要他放弃“剿共”,蒋先生对我说:“我不‘剿共’,我不‘剿共’,跟共产党合作。”^[6]可是宋美龄在回忆录中,虽然谈到一位“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并谓“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并说到她曾同此人长谈了两小时,“彼详述整个中国革命问题,追溯彼等怀抱之烦闷,以及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与如何酿成劫持委员长之经过”。“此人”不说便知是周恩来。宋美龄在回忆录中不仅隐去周恩来的名字,对周恩来同她和宋子文谈判中的许多问题也作了不真实的叙述。比如,蒋介石说:由宋子文、宋美龄“担保蒋确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分批释放政治犯,“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等内容,则缄默不载。12月24日晚10时过后,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周恩来、蒋介石见面谈了些什么?对此,张学良是清楚的,但在几十年后当日本记者问他时,他还说:“对不起,我不能讲。”^[7]因为张怕说了对一些人不利。然宋美龄是当事人,既然自己表白过要将真实情况明了告诉国人,就应该如实说去,但宋美龄有意不谈。据周恩来当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并说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代表他和周恩来“解决一切”。对于这一切,宋美龄在回忆录中有意置若罔闻。相反,却大肆渲染她与周会谈时如何“嘱其转告各方,反对政府实为不智”,还说什么蒋介石“对共产党亦抱此宽大之怀,故常派飞机向共产党散发传单,劝告彼等,如能悔过自新,作安分之良民,决不究其既往,一念从善”^[8]。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宋美龄在编造历史,有意迷惑视听。
根据各种记载,周恩来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或周恩来与蒋介石见面,都没有涉及宋美龄上面所述的问题与情况。正如日本NHK(日本广播协会)记者在专访张学良的记录中所指出:“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故意隐去了周恩来的名字,这正好说明当时解决这一事件的重要钥匙掌握在周恩来的手里。”又说:张学良与杨虎城围绕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发生了分歧,是周恩来挽救了这场危机^[9]。这个说法比较实在。周恩来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人物,而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有意掩盖周恩来在西安斡旋各方人士中的情况和所起的作用,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再次,是关于释放蒋介石的条件,《西安事变回忆录》记述不清。
张学良说:我扣留蒋介石是为了“停止内战”,我释放蒋介石也是为了“反对内战”。放蒋的决定是“我自己作出的,没有受到外来的压力”。又说:在放蒋问题上,当时他和杨虎城“有点儿意见分歧,但没有外来的压力。当时主张内战的人不希望蒋先生返回南京。我对南京有这种感觉。谁这样主张?请你不要问了。在这件事上,我负一切责任”^[10]。从其他记载中得知,释放蒋介石是以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作保证。在12月23日夜间张学良、周恩来与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中,两宋为了事变得到迅速解决,也作出了说服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决定。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写道:“我如果再继续扣押蒋介石,南京政府与我们之间就会发生新的内战。我是为了反对内战才发动这次事件的,如果发生新的内战,就会鸡飞蛋打了。这是我与杨虎城看法不同之处。”围绕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张学良与杨虎城产生了意见分歧,争论中有些歇斯底里,差点儿决裂。张说:周恩来听我们争论,是他出面挽救了这场危机。“过了一会儿,我们通过周重新开始商谈。周虽然帮助了我,但我还是认为既然抗日的目的达到了,就绝不能再纠缠抗日以外的事。问题的解决如果再拖下去,事态也许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我们明明是反对内战的,现在却有可能引起更大的内战。我们的目的是抗日,如今反而制造了与日本勾结的机会。”^[11]
周恩来在关于西安事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也证实张学良的记述是符合事实的。周说:“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12]
然而,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避而不谈张学良、周恩来与她和宋子文谈判中涉及的“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合作,实现共同抗日的问题,也不提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不‘剿共’,一致抗日”的表态,通篇均是指责张学良,把张释放蒋介石的原因归结为是他已经认错,“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还说:张释放蒋,并亲自护送蒋回南京“足使此后拟以武力攫夺权利者,知所戒惧而不敢轻易尝试”,把张学良的仁至义尽的爱国勇敢行为,斥为“负责叛变之军事长官,竟急求入京,躬受国法之裁判,实为民国以来之创举”^[13]。这就完全歪曲了事实的真相。
总之,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说了好些不重要的枝节问题,有意回避了许多实质性的要害问题。该小册子歪曲了西安事变发生与和平解决的事实真相,但也提供了一些参考性的史料。由于这个回忆录是宋美龄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声誉和地位而有意撰写的政治宣传品,因此带有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和政治倾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在使用宋美龄这篇回忆录提供的材料时要特别注意鉴别真伪,考证事实,不能把它当作信史来对待。